马海洋 俞春玲

摘 要：移民是一群游走于文化边缘的人，在与本族文化拉开距离之后渴望融入异族文化，以求生存。而基于种族不同而带来的文化冲突是一个困扰历代移民的历史性问题，由于异族及母族身份与所居国的强弱对比，加之移民域外的不适应因素，导致了移民的生存状态的困窘。在严歌苓笔下，物质焦虑，话语失声及边缘状态成为移民生存常态的集中表象，而渴望不同种族的沟通理解也成为作者所追求的理想。

关键词：移民 生存状态 对话

鸦片战争后，晚清国门被迫打开，由此拉开中国近代大规模移民浪潮的序幕。最初走出国门的移民主要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和作为劳动力输出的劳工，以后者为主体的移民，整体生存状态堪忧。1943年，美国终于废除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排华法案，而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并未有明显的改观。

严歌苓作为第五代移民作家，对于此中悲喜感同身受，她曾经这样比喻移民生活：“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①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在新的环境下的移民生存状态及作者最终的愿望颇值得探讨和深思。

一、移民的生存表象

移民代表着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迁徙，生活在异国他乡，政治、身份、文化、地位的边缘化和身处异国的他者感总是如影随形，生为“外人”的身份早已注定了移民渴望融入異国社会的艰难。

物质的焦虑、话语的失声、边缘的状态和精神的失落成为严歌苓笔下移民者共有的生存状态。美国人本主义学家马斯洛曾提出需要层次理论，他将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列为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而在严歌苓的笔下，移民的中国人显然尚未达到基本的生活需要。在《栗色头发》中作者以“我”的口吻写道：“既然你知道所有初来美国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②简单的一段话便将移民的窘困状态表现出来。文中的“我”几近毁容，被人怀疑，失去爱情，所有的一切不幸来源都可归因是来自于异域的外乡人，因为物质条件的窘迫而不得不放下尊严。而无独有偶，《茉莉的最后一日》中的郑大明，推销出一件薄利的医疗器械，但是却听到了妻子大出血入院的消息。《女房东》中的老柴，《方月饼》中的主人公“我”，皆是属于在美国苦苦打拼却仍旧担心衣食的移民者，异域给他们的只是一个冰凉的幻影，如何生存下去是他们始终关注的重点。

除此之外，移民者大多处于话语失声的状态中。新移民来到朝思暮想的域外，渴望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实现自身的梦想。但是其外来者的身份往往包含着几重的困难：第一是作为外来的少数和当地的多数的对抗，第二是外来的边缘者和本地的中心者的对抗，第三是东方弱势话语和西方强势话语的对抗。在这三种对抗中，外来的移民者无一例外地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中，这也就造成了新移民的失语症。

严歌苓实事求是地写出了移民者在域外的失语状态，他们成了一群在域外无法表露自身意愿的失落群体，是一群离散在国外的边缘人。《橙血》中的阿贤，按照雇主玛丽所营造的东方形象打扮自己，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改变。“因为要一直符合玛丽理想中的中国人形象，虽然早已改朝换代，满清的长辫子被革掉多年，黄阿贤却仍然拖着他的长辫”③。被塑造成刻板中国人形象的黄阿贤无疑同样处于失语症的旋涡之中，由此而来的是精神的失落。

物质生活的困窘，话语失声的状态，加之精神的失落构成了严歌苓笔下移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面对种种生存困境他们并未选择逃离，而是一如既往地“呆下来，活下去”，而造成此种生存状态的原因同样值得思考。

二、生存表象的成因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国籍问题的包容政策被打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取消双重国籍，为求生存，许多旅居国外的中国人的身份经历了由“华侨”到“华人”的改变。地域的迁徙成为导致移民困窘生存状态的成因，身份的改变及文化新移植无疑成为移民生存状态的主要促成因素。按照萨义德的说法，民族的文化身份本身就是被建构的过程，它取决于与其相区别、相竞争的“他者”的关系。踏入异域国土，移民首先面对的是原有身份的消失，这也意味着他们与故国的渐行渐远。其次面对的是如何在异国获得新的移民身份，以取得长久生活下去的权利，移民身份的转变已经预示着在陌生国度的异族人所会面对到的种种困境。空间的转移往往先与居留相牵涉，同时也会使移民产生认同上的危机，这也进一步地与文化相联系。因此文化上的迁徙便成为了移民生存状态困窘的第二个原因。

新移民的迁徙不同于中国早期的旧移民，移民大多带有着对于异域生活的强烈向往。他们的文化意识也从早期移民渴望发家荣归故里到如今渴望在异域大展拳脚的落地生根。他们囿于环境因素不得不向生活压力低头，而经受了长久异域文化熏陶的移民们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但是对于其他的西方价值观念却很难苟同，这种文化上迁徙所导致的文化隔膜成为其生存状态的诱因之一。这种文化的不相容主要表现为一种焦虑及冲突，这也是一种本质性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焦虑。如果说居民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操作意义上的对外在身份的认定，那么文化身份的焦虑则是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严歌苓笔下的移民们从遥远的祖国到达北美大陆，身体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种全新的文化土壤之中。这种文化的迁徙在他们内心所激起的震荡刻骨铭心，而适应这种变迁的过程也是相当艰辛的。这种水土不服和文化异味使其对于西方产生了一种自我的论战，这也必然加剧了其精神的失落，成为造成移民生存困境的另一个原因。

地域的迁徙所带来的身份的改变使移民普遍具有一种异乡人的心理，而文化上的迁徙则使移民在更深层次上难以与所居地的文化完全融合。正是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移民的生活呈现出外在的困顿和内在精神上的失落。基于身份不同的文化隔膜，使新移民无法认同居住国文化而产生困惑。移民与所居地仍是“在”却“不属于”的关系。因而地域的改变和文化的迁徙成为移民生存困窘状态的首要原因。

三、理解沟通的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各地，带来新的思想观念，一轮轮地冲击着既有的刻板思想，各民族交融已成为既定的事实。严歌苓描写新移民的作品中蕴含着作者另一种形式的关注，即对“人性”的持续书写，并在此中包含着作者理解沟通的寄望。

对移民生存困境的书写成为严歌苓移民题材作品中的长存主题，作为异族，总是会于无意间唤起移民的自卑心理。严歌苓本人的身份即是经历了从移入者——暂住者——定居者的转变。她曾经提道：“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④正是此种心理，促使她产生了期待文化共融的愿望，她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化为对生存意义的探讨，并在作品中多次隐含对于人性向善的期待。严歌苓超脱了一般作家的异域冲突主题，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她对于民族融合的期盼和向往，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异族交往，表现出作者对不同民族理解对话的认同，目光更加开拓。

在对移民的生存状态进行关注后，严歌苓将目光伸向了更深层次的内容，同时表达了作为一位华裔作家的心理诉求。其作品的精神内核指向为：不同种族的冲突显得在所难免，但对于人性之间的温情书写，留下可供交流磨合的最后期待。《栗色頭发》中的“我”因为文化隔膜和“栗色头发”最终分道扬镳，但是“栗色头发”却在报纸上刊登“请给我回电话”，如此的结局带着作者期待他们重聚的愿望。在《少女小渔》中，略显稚拙的小渔默默地照顾意大利老人，这种人性的坚韧和光辉无意识间打破了种族的壁垒，留给众人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景象。严歌苓对新移民生存状态的书写并不仅仅是描摹移民的困窘，更深层次的是她试图越过对于生存状态的描摹，暗示出一种渴望异族沟通融合的大同理想。同时，严歌苓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混血形象，书写了诸多异族恋情。《红罗裙》中的卡罗、《风筝歌》中的英英、《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混血婴儿，严歌苓所塑造的混血形象实际上表明了作者渴望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写作理想。这也表明了即便是生活困窘，移民者在异域地位低微，但是互通互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除此之外，在异族交往的成功与失败，尴尬与困惑都成为移民在域外生活的考验，跨越种族的恋情成为严歌苓表达融合愿望的另一种暗示。

严歌苓无意为移民者作传，她笔下的任何一个移民都是极其平凡的普通人，即便物质匮乏，精神压抑，生存艰辛但却并未放弃希望，环境困窘但仍然保持一如既往的热情，她笔下的移民者大多如此。生存状态的艰辛是大多数移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出于历史和现状的双重阻碍。在此之外，严歌苓所要表达的却是在越过生存层面后，不同种族沟通、互信和融合的理想。

① 严歌苓：《少女小渔·后记》，《少女小渔》，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② 严歌苓：《栗色头发》，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③ 李仕芬：《拖着长辫的中国男人——试论严歌苓〈橙血〉》，《华文文学》2002年第4期。

④ 严歌苓：《错位归属》，原载《花儿与少年》，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