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

经七路34号，特指郑州市经七路34号院，这个大院，外人称为“文联大院”，座落在经七路和纬三路交叉口附近，大门朝东，站在这个经纬交界的路口就能看到，这个地址原是一个大的院子，从大院子隔出去两个大门，一个是文联办公大院，一个是文联家属院，典型的前院工作、后院居家的格局。家属院20世纪50年代时只两座红楼，红砖立面，苏式坡顶建筑，称为1号楼，2号楼，外人称两楼为“红楼”“作家楼”，代称河南文学艺术工作者居住的地方；1、2号楼的后面原是麦田，我小的时候还种着小麦，后来被河南省军区征用；上世纪70、80年代在1、2楼的前面，盖了3、4号楼，70、80年代的许多解禁的电影，经由一台老式电视机在当时称“向阳院”的大院正中间放映，大家从各家里搬来小櫈子像看电影式地看电视，儿时晚上的文化生活场景也有着“大院”的风格，我和其他孩子就是从那个现早已不知去向的黑白大电视机中看到了《五朵金花》《阿诗玛》，还有《叶塞尼亚》《上甘岭》，等等，为了那个因爱情变成了石头的阿诗玛，为了那个手持炮筒不畏牺牲的英雄王成，电视机前的我哭得比电影中的阿牛和王芳还痛。记得院子里还有一个公用水管，楼上经常停水，停水后3、4楼层的人端了锅在楼下淘米、洗菜，是当时的市政水压不够，还是别的，3、4层楼停水是经常的事，大家就端着盆子去洗衣服，在没有洗衣机的时代，我仍记得被单飘扬在大院铁丝上的景象，而为了它的轻舞飞扬我的拧被单的小手常被冷水泡得通红。

后来家属区又盖了5号楼，显示着文学藝术工作者队伍的壮大，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各个文艺家协会建制齐全，还有雨后春笋般的报纸刊物，一时间“文联大院”虽然由“大院”变作了5栋楼，加上前院的办公大楼，“大院”的风貌不复在了，但当时这个院子的确是“往来无白丁”的地方，诗人、作家、版画家、作曲家、剧作家、编辑家等等，大家生气勃勃，在刚刚到来的新时期，意气风发，那时的他们，有的已年逾花甲，有的正值不惑，有的刚刚毕业，青春年少，而南丁刚刚站在知天命年的门槛前，总之，无论老的、少的、壮年的，他们都满面春风，干劲十足，谈兴正浓。他们创立职工图书馆、阅览室——我的文学启蒙多来自于这两个地方，还兴办食堂、澡堂、招待所，文联大院的招待所曾经接待过许多作家，无论是从外地来的名家，还是从基层来的作者；那时的办公楼会议室常有讲座和交谈，聂华苓、侯宝林、李德伦、钱谷融、痖弦、柏杨、蓝翎、余秋雨等等，年少的我们曾见识过他们的身影或谈锋；那时，无论什么专业，从事怎样的文艺创造活动，他们之间经常节假日串门交谈，家里的浓烟围绕，有时谈到中午母亲便开火做饭，无论是煤炉还是液化汽灶只要来客她都能一手做上一桌子菜。有许多好的主意在这浓烟与美食中诞生，后来这些主意变成了刊物、活动、讲座、讲习班，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走进“大院”的作家艺术家队伍中的后来者。

南丁所记，是他先作为一个后生而后作为一个长辈在这支文学队伍中的所见所闻。当前存世的“文联大院”人中，应没有比他更了解这个“大院”的前世今生的了。南丁与“经七路34号院”的“纠缠”可以说是一辈子的，作为“大院”的见证人，作为一个以笔录记时代之变的作家而言，他在晚近一两年经由后辈作家的劝说与激励（他经常如是说），在写作散文随笔的间歇，重新开始对于这个“大院”的审视，而这个大院也在5号楼的前面，在文联的两栋办公楼原址上，盖了一个综合大楼。“大院”风貌已然不在，在大院中“观影”的孩子们也都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大西洋的彼岸。我大约是住得最久的一个孩子？从2号楼我的出生地，到3号楼，4号楼，5号楼，从2层到4层，到3层，再到2层，我都住过，减去下放的3年和归城在工人新村暂住的3年，我一直在大院住到了42岁，如今我父母的房子还在这里，他们用一生的工作换来的百多平米的房子的房本上写着父亲一个人的名字。南丁以一个作家，更是以一个亲历者的目光扫过他曾住过的地方，那些木窗因年久失修已显出历经风雨的样子。他的目光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深入到了更远，在岁月与时代交叠的时空中游走，那里，活着他的记忆，他的生命，他的从安徽家乡到上海求学再到18岁以后给予才华和贡献的河南，这个个体最长的一段生命就在这个“大院”里，这个大院记载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一个共和国第一代的作家的养成，记载了这个作家，这代作家、艺术家的悲欢；他在这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他在这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抄家，也在这个院子，他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和新世纪的曙光。这个“大院”于他而言，其价值与份量是难以称量的。那是他生命的一大部分，和文学生命的全部，他与它，一个人，与一个大院，互为见证，大院，也是他的喜悦和沧桑、他的成长与书写的最有力的见证“者”。没有任何人，没有什么东西，比“它”对于“他”的注视更久长。

近代林语堂、当代王蒙先生都有《八十自述》，八十，是人生可以深深回眸的一个生命台阶，能够写出自己的八十自述的人，必是在提笔时有着不凡的经历和心境，回望，其实是一种整理，一种对于过往人事的总结。南丁写《经七路34号》时，已是84高龄，在此之前，他一直并没有想到要去总结什么，只是后代人在他耳边时有叮咛和期望，“你不写可能就没有人写了”，“这个大院的历史就会沉入历史土壤的深层了”，如此等等，总要有一个考古者，将正在过去正被遗忘的历史指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记住今天的来路。记住来路，才可能更好地将以后的路走好，或开拓出更好更新的路。

南丁上世纪50年代以小说名世，50年代参加第一届青创会，50年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后历经坎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是以小说复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小说频频亮相，一时被评论界称为开“反思文学”先河者，小说是他的创作主业，回忆录类的纪实文字在他很少触碰，他的年轻的内心其实还不到回首往事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动笔了，以一种板块式的结构实录历史，这个动笔，是对于河南当代文学史的一种责任，当然也是给要开拓新路的后来者的一份备案。这份备案，与大学教案不同，它是活生生的亲历者的。我想，它的确是一份历史，也同时是一种历史的有力补充。

上世纪90年代，我曾有一篇《不对位的人与“人”》论文，副题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其中谈到冯雪峰去看病中的鲁迅，“冯讲到鲁迅先生在1936年6月在病前后曾屡次提起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谈着，说到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写了。” 疾病最终没有给鲁迅先生写的机会。南丁之幸运，在于在2015年3月他84高龄时提起了笔，2014年12月，南丁被邀为河南省文学院的作家培训班讲课之后，有作家多次找到他，要他作为河南省文联和“文学豫军”的亲力亲为的建设者，口述建国以来的河南文学文化史，但他思忖之余，还是自己拿起了笔。这是他放下小说书写的代价换来的——之前，他也曾试图以小说形式呈现这个“大院”的变迁，但均未完成；他最终选择了回忆录的方式，这是一份与历史对话的责任，他也有疑问，“我虽亲历了那历史，但我能认识那我亲历的历史吗？”认识从来都是在写作中出现的，思想如果不写出来，认识又如何呈现。一个以笔为生命的人，是没有理由停下笔的。

2016年春节我请探亲假回家，看到他案头上放着用钢笔书写的一页页文字。干净，整洁。冬日的阳光照在上面。2016年4月清明节我回郑州参加诗人杜甫诞辰活动暨诗会，他仍在写作中。这一年里，我们谈话中不断讲到这部作品。直到2016年6月生病之前，他都没有放下过一直拿在手中的笔，只有疾病能剥夺他的写作，但就是在医院病房里，已无法直身坐起的他，仍在中篇小说集《新绿》的出版授权书上签下了“南丁”两字——这是2016年11月6号，5天之后，11月11日凌晨他猝然去世，又3天之后，11月14日，他的新书散文集《和云的亲密接触》成书上市——只是他再也看不到了，只能是给后来人存留一份记录了，如这份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写下的16万字的长篇回忆。

如今我坐在书桌前读他的这部散文集，发现辑入的他最近的一篇文字写于2016年5月25日，——不足一月后，他6月20日生病住院，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一篇文字，——他一直在写。《家常与传奇》，是写常香玉的，是为《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做的序，文中回忆了他与常香玉几十年的交往和友谊，其中一句，“人民艺术家，这的确不只是一个干巴巴的称号。” 长久地感动着我，我无法将目光从这行文字上移开。

是的，窗外又是一个春天了，冰化了，草绿了，树又开始发芽了，这部写于2015年春天到2016年春天的回忆，单A4纸的打印稿就有265页，足见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如何地燃燒着！这也是一份作品对于它的作者的回忆。“人民艺术家，这的确不只是一个干巴巴的称号。”是的，作家，同样如此。这是作家南丁用他一生的书写试图告诉我们的。身为他的版权的继承者，更身为一个作家，我当谨记。

在此，感谢为《经七路34号》问世提供过帮助的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