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3月8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刻度，中国的乡村社会将迎来几千年未有之变。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把乡村纳入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思路，正是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治理一体化的重要特征。

乡村振兴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反之亦然。在党和国家的部署中，乡村将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而我们的认知模式、心理模式、行为模式都要变。在制度设计中，人才、资源、科技、政策等，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将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两个历史进程同步发生

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8.5%，五年来，8000多万农业人口转移成城镇居民。

这个城镇化进程是很迅速的。按照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来算，到2035年，乡村也仍然会有3-4亿人口。

中国的人口结构，粮食安全，社会治理体系，国家的现代化，都决定了乡村不能是城市的附庸。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应该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应该同步发生。

那么应该怎么同步发生呢？

跟城镇比，乡村处于天然的弱势。城镇本来就是对人口、资源最有效率的一种组织体系，其生活结构正是从这种组织体系而来。在工商业的发展中，它的生产效率是惊人的，极大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格局。

乡村振兴不能被解读为“乡村不行了所以要振兴”，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也同步，甚至加大力度让乡村作为主体进行发展，最终使乡村成为整个社会一体化中的一个美丽空间，而不是“城乡二元”中仍然在社会经济层面极为弱势的那一元。

从人类历史上看，是城镇先打开了现代化之门。城镇所对应的生产结构越占主流，创造的GDP越大，一个国家离农业社会就越远。城镇化率因此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但也不尽然，比如巴西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6%，但还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中。这是因为其较大的贫富差距，很多人进入城市不过是栖身于贫民窟，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位移。这种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这也是我们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的原因。

同样是从人类历史上考察，城镇的发展，或多或少对乡村都具有“抽血”效应。中国在几十年来的城镇化历程中，也没有避免这一状况。乡村中有一定文化资本的人才，甚至廉价劳动力，不断地被城镇吸走。乡村的产品，在缺乏技术、信息、交通、谈判能力优势的情况下，在市场上也处于劣势。更何况，广大的乡村多以小农为主，偏僻落后，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很难成为主体。城乡的发展体现为一种单向的由乡村向城镇“输血”的特征。

这种社会演化的情况显然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了。乡村振兴不能被解读为“乡村不行了所以要振兴”，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也同步，甚至加大力度让乡村作为主体进行发展，最终使乡村成为整个社会一体化中的一个美丽空间，而不是“城乡二元”中仍然在社会经济层面极为弱势的那一元。

有质量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体两面”。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谋划。

人口和人才

在“自然竞争”中，乡村因为在城镇面前处于劣势，“自我发展”是有难度的。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配置各种体制机制，破除妨碍乡村振兴的各种利益结构，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同时，在整个社会中引导各种资源和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多年来，乡村在城镇化具有吸引力的潮流中，在很多地方出现“空心效应”，不仅表现为人口外出、产业空虚等凋败现象，也表现在社会秩序的失序上。在一些地方，某些灰色黑色的力量控制了乡村的利益結构。比如一些村霸出现，甚至与乡村权力结构合流。这些力量不仅危害人民群众利益，也恶化了乡村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扫黑除恶”进行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定的震慑效应。但要消除灰色黑色力量滋生的土壤，需要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在一些地方，受“空心效应”影响，党的基层组织涣散，思想保守，得过且过，不仅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担负不起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的重任。通过人才、资源的引导和配置，让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增强，不仅是在发挥基层治理的功能，也是乡村振兴成功的关键。

从人口结构上看，乡村振兴意味着“有些人要走，要些人要留下，有些人要来”。比例各不相同，地区也不一样，但这是一个人口结构和人才结构的配置。这种配置，需要通过国家的资源配置自然引导。

人口越来越往大城市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人口和人才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需要，而乡村往城市的流动，小城市往大城市的流动也是一个规律。在现在的中国，情况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说，“三四线城市人口往一二线城市走，五六线城市人口往三四线城市走，农村人口往五六线小城镇走”。这种说法跟人口流动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

这个趋势符合符合中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要求。

多年来，乡村在城镇化具有吸引力的潮流中，在很多地方出现“空心效应”，不仅表现为人口外出、产业空虚等凋败现象，也表现在社会秩序的失序上。

乡村振兴，不能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说，不是为了维持传统的农业社会。那种思路是不可能实现战略目标的。数量极为庞大的小农人口在现代的生产结构中很难走到现代化。分布在偏僻贫瘠之地的人口更是如此了。因此乡村振兴需要一些人异地安置，需要每年都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转移到城镇实现就业。当然，它也需要农村、农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空间和产业结构。

这就涉及到农民和农业深刻转型的问题。

深刻的转型

很多调查都显示，在一些地方，农村土地出现撂荒现象。熟练掌握耕作技术的老人渐渐老去，而年轻人，甚至从80后起，很多人已经不会种地，在现在种地特别没有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吸引力的背景下，也没有种地的打算和意识。

这种情况让人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忧思：“以后谁来种地？”那些传统的农业生产，还能一代代进行下去吗？

再看一下已经不种地的人们，他们过着一种“两栖”的生存方式：在城镇的工业或服务业就业，然后用在城镇的收入支撑自己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往返的生活。乡村似乎失去了以其产业结构支撑人们生活的功能，人们还没有抛弃乡村，仅仅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好像乡村还是一条退路而已。

“以后谁来种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从它的发生背景上看，是建立在预设了小农式的生产，农村农业没有进行现代化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从城镇化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可持续了，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也不是这样的思路。

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农村农业现代化”意义极为深刻深远。不仅仅是规模种植、高科技农业等农业现代化，也是农村现代化，即农村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生态、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乡村和城市连成一个现代化的系统，城乡差别更多是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别。一方面，乡村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其自我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可以提供一种居住、生活、生产的选择性。

这样，回答“以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就涉及到农民和农业的转型。它不再是小农式的，不考虑经济上的吸引力而只是“职业接续”的逻辑。而是一个新的逻辑：种地是一种跟传统小农不一样的职业。

乡村振兴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次重构，需要农民转型成为“新农人”，把农业作为一种跟城市的工业、服务业等一样的职业，并且，这种职业在经济收入上、生产条件上都具有吸引力。而对“新农人”的培养，也不是没有现代化技术含量的传统耕作的“子承父业”，而是通过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系统培养，就像工業化体系培养产业工人一样。在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中，只要“种地”的收入超过或不低于城镇的工商业，并且，乡村的生活条件也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自然环境好，就不存在“谁来种地”的问题。

乡村和小城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是一个社会的最基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身也是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