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

本书深入剖析了21世纪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城市骚乱，认为其根源在于不平等、不公正，以及弱势群体横遭排斥的困境。

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前所未有的“城市时代”。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1995年全球有22个特大城市，14个超大城市；而到2015年，两者数量已各自增加一倍。从2016年到2030年，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增加一倍，而城市占据的面积将增加两倍。

然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其说是推动繁荣的引擎，不如说是引爆混乱的导火索。进入21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城市骚乱，包括辛辛那提（2001年）、巴黎（2005年）、雅典（2008年）、伦敦（2011年）、斯德哥尔摩（2013年）、弗格森和亚特兰大（2014年）、巴尔的摩（2015年）、密尔沃基和夏洛特（2016年）。在作为准西方国家（北约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土耳其，也爆发了2013年的伊斯坦布尔骚乱。

伦敦大学教授迪切奇（Mustafa Dikec）的《城市怒火：被排斥者的反叛》（Urban Rage： the Revolt of the Excluded）一书，正是旨在剖析这些西方和准西方国家何以城市骚乱频发的原因。他指出，这些骚乱并非有计划有组织的运动，而是来自“被排斥者”的燎原怒火。这些国家在自由民主制的表象之下，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其民主程序无法救济弱势群体在事实上横遭排斥的困境。导致前述城市骚乱的系统性原因，是这些国家自从197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城市转型，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

其一，去工业化和放松金融监管，意味着稳定的工作岗位大幅缩水，不仅造成了劳工阶层的高失业率，也令很多中产阶层陷入困顿。新的经济环境使得资本所得远远超过工薪所得，严重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这在大城市尤为彰显—财富和贫困都高度集中。经济不平等并非仅限于所得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来自地理学家哈维所说的“不断累积的资源剥夺”，例如城市的公共空间被改建成商场、传统社区由于城市开发而日渐消失等。

其二，城市政府为了开辟收入来源，启动各类招商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将传统社区“士绅化”（gentrification），亦即对原本聚集低收入人群的旧社区加以重建，导致地价、租金和生活指数上升，吸引高收入人士迁入，原先的居住者则不得不搬离，由此激化了社群矛盾。而在城市政府惯于滥用警力，把罚款当作创收来源的情况下，冲突就更有可能一触即发。

其三，少数群体日益加剧的“污名化”，是引发当代城市骚乱的重要因素。例如，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兴起，以及西方国家发动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国家内部的伊斯兰社群饱受主流人群的敌意、歧视和排斥，由此酝酿的怨恨埋下了骚乱的火种。

其四，政府以反恐为理由抑制公民自由，尤其是对公民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镇压措施乃至军事化手段。

其五，民众对政治精英和民主代议制度逐渐失去信心，导致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虽然这并非全新现象，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各国政府拙劣无能的应对措施，却使得合法性危机严重恶化。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生活雪上加霜，他们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也降到了最低点。

在急剧而不平等的转型过程中，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言何时、何地、何种事件会触发社会动荡，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深感社会不公正的“被排斥者”迟早会在某一突发事件的推动下引爆怒火。2014年震惊世界的美国弗格森骚乱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弗格森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郊区的一座小镇，2014年8月9日，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白人警察威尔逊射杀。布朗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在被射杀前仅仅和警察接触了不到3分钟。这起事件引发了连续多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演变为骚乱。州政府出动配备重型武器的国民警卫队和警方一起维持秩序，弗格森街头一片狼藉，宛如战场。

迪切奇指出，弗格森骚乱是当地贫困黑人长期遭受系统性排斥的结果。2000年，美国绝大多数穷人居住在大都市的内城，但此后，随着大都市纷纷启动内城重建，大批穷人被迫迁往郊区。圣路易斯也不例外，大量贫穷黑人从市中心迁往郊区，在原先以白人为主的弗格森小城旁边出现了一个种族隔离的黑人聚居区，号称“第二个弗格森”。而弗格森警方和法院工作人员都是白人。罚款和收费是弗格森名列第二位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骚乱前一年，这座小城的年度罚款和收费超过了250万美元。警方为了创收不择手段，例如在车站例行盘查乘客，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只有当警察有合理理由怀疑车辆及乘客涉及犯罪活动时才有权盘查证件，但事实上，如果乘客坚持宪法权利拒绝出示证件，则会被以违反当地法律为由而逮捕，而后或是在法庭认缴罚款，或是入狱。而联邦司法部的调查表明，90%的被罚款者、95%的被逮捕者和100%的被警犬撕咬者都是黑人，这是无可置疑的种族歧视。警察经常在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扫荡黑人聚居区，随便找个借口就抓人。

其他城市骚乱有着各自不同的因果脉络，但无不是来自“被排斥者”的怒火。例如，2011年的伦敦骚乱，起因是一名黑人被警察枪杀，但骚乱的参与者包括了约40%的白人、40%的黑人以及20%的混血和亚裔等人种，是一场跨种族的反叛，原因是“白人已经变成了黑人”，贫困白人像黑人一样绝望。从1980年到2010年，伦敦的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从65%降到了37%，穷人比例从20%升到了36%，富人比例则从15%升到了27%。贫富分化加剧，而市政府又以财政紧缩为由砍掉了很多福利项目，在骚乱前的几个月里，关闭了大量提供职业培训的“青年俱乐部”，任凭绝望蔓延。

2005年的巴黎骚乱，起因是两名北非裔男孩在逃避警察查验身份证件时躲进变电站，不慎被电死，深层原因则是北非裔移民的长期被排斥。在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1962年独立之后，大批认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原住民移居法国，被政府安置在巴黎周边与主流社会隔绝的聚居区内。40年后，这些聚居区早已沦为高人口密度、高失业率的贫民窟。法国主流社会在骨子里仍以当年殖民者对待被殖民者的心态俯视和贬抑这些在肤色、文化和宗教上的“异类”。巴黎房价从2000年开始飙升，法国政府在2003年启动了针对前述聚居区的拆迁计划，令贫民窟人口仅存的资源也被肢解剥夺，注定造成仇恨堆积。

一旦怒火爆发，整个事态就会进入自己的动力学轨道，那些具有不同动机、卷入不同行动的参与者们既不可能预先设计，也不再有能力控 制。

伦敦骚乱爆发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宣称，骚乱无关乎种族歧视、财政紧缩或贫穷，而源于参与者的道德扭曲、是非观念缺乏。不少专家学者则从病理学的角度，将骚乱归咎于参與者的精神问题。迪切奇反对这种诠释，他指出，一旦怒火爆发，整个事态就会进入自己的动力学轨道，那些具有不同动机、卷入不同行动的参与者们既不可能预先设计，也不再有能力控制。很多人会在情势之下作出自己在正常状态下不愿意做的事情。因此关键不在于参与者个体的道德品质或精神病理，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迪切奇进而指出，每一起“被排斥者”宣泄怒火而发动的骚乱，受伤最深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社区。骚乱原本是对不公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反叛，结果却制造了更多的不公正。然而，他认为不应过多责备骚乱的参与者，因为这几乎是他们让自己能够被“听见”、被“看见”的唯一手段。一名电视记者曾在伦敦骚乱中问一位参与者：“这是不是表达不满的正确方式？”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没有骚乱，你现在会跟我说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