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杰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2008年是个很容易留下“记忆锚点”的年份。

汶川地震，绝大多数人遇到有生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北京奥运会，它是中国举办过的最受关注的全球性活动之一；中国在这一年产生了新一届政府，它在5年任期里不得不应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世界，其影响到现在仍未完全释放。

还有两件重要但不容易被想起的事也发生在2008年。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人们对奶制品公司的愤怒转化成了对消费品质量的强烈关注。10年后，人们已经习惯通过网络从全球购买符合自己标准的优良商品，这个标准往往不低于其他任何国家。

200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3家电信运营商发放3G牌照。这张牌照原本计划在2009年颁发，但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风险迫使政府提前了这一计划，因为它能激活数额巨大的电信设备订单。第二年，iPhone进入中国内地。伴随着3G（之后是4G）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和它所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人们不曾想到的速度降临。

10年后的今天，苹果公司卖出了12亿部iPhone。移动互联网技术消灭了一大批来不及改变的公司，催生了一批新巨头，改变了创办公司的方式。10年间，苹果公司的市值增长了8倍，亚马逊是14倍，腾讯则是47倍……

10年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美国股市在危机之后，享受了一轮持续8年的牛市。中国成为最大的新车市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拥有最多的购物中心，大多数你所熟悉的电子消费品，中国都是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这些庞大到没有实感的数字统计背后，是极速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

如果让一个普通的城市年轻人回溯自己一天的生活，ta或许会发现，占据这一天时间的习以为常的活动，大多是这10年里才来到身边的：用手机收发邮件、带着MacBook去开会、外卖、星巴克、在视频网站上看电视剧、去购物中心试一件衣服然后在海淘网站上下单、将本月剩余的收入存入理财账户……

第一代MacBook Air在2008年发布；2010年，iPhone 4成为乔布斯本人发布的最后一款手机；视频网站从2011年开始抢购版权，如今已经在自制节目；双11购物节出现于2011年；余额宝2013年6月才诞生；至于外卖、共享单车这些基于移动互联网和GPS技术的产品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并非新发明的地铁，还有购物中心，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也是近10年才普及的新事物。

中国的城市生活在过去10年被迅速重塑，或者说，很多行业在远没有发达市场那么成熟的情况下，就被推入了下一个时代。

从2008年开始，似乎每一年大学应届毕业生都声称自己面临的是史上最严峻的招聘市场。2008年的时候，收到一份来自宝洁这样的全球500强外资公司的offer是值得庆贺的事，后来是金融机构的，而如今，互联网巨头们成了最受欢迎的雇主。

这10年，互联网公司聚拢和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但再过10年，“互联网行业”这个名字可能会消失。

互联网公司不再是本世纪初那个被着急的投资人吹破的泡泡，而是真正聚拢和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不过，再过10年，“互联网行业”这个名词可能会消失，因为它会成为所有商业行为的基础设施，渗透并支配每个行业，不再需要单独分门别类。

很多情况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商业社会，的确让整个地球的联系更紧密。

一个小小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6月25日，20世纪最伟大的流行音乐家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人们涌向社交网络表达自己的情感。消息公开后半小时，Twitter的服务器瘫痪，Google一度禁止搜索“Michael Jackson”这个词汇，因为瞬间的庞大搜索需求让系统误以为这是一次网络攻击。人们从未这样统一地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换信息。

但同时，这个世界仍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分崩离析。2016年以来，经过几场令人咋舌的选举，反对全球化和反对另一个群体、种族、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多，并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冲突。巴别塔远未建成。

2014年，《第一财经周刊》在第300期特别报道《文明》中，谈到了商业活动如何促进了个人自由和平等。不过现在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公司史作家吴晓波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中用“水大鱼大”来形容过去10年中国迅速膨胀的市场规模和增长速度更快的大公司们。

“大鱼”不乏在《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排名前列的国有公司。过去10年，它们获得了更多资源。2009年，中国政府为了提振经济投入了4万亿元，这笔罕有的庞大投资至今未公布具体流向，但主流普遍认为绝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公司。

而更被人熟知的“大鱼”，则是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为代表的……大公司。你无法在前面加上“互联网”之类的定语。这些公司难以划定边界，它们的资产并不限于手机屏幕上的各种图标，而是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分钟。

它们无所不包的投资行为的确会让人联想到海洋里，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蓝鲸吞下一大口海水后，会把海水通过鲸须挤出，留在嘴里中所有的食物—不论磷虾、小鱼、水母还是海藻—则会全部吞下。

根据德勤在2017年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国有98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占全球的38%，而其中，近一半获得了腾讯、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支持。

不论中国还是全球，我们的生活都日益紧密地与这些庞然大物绑在一起。

正如《连线》在201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报道《万维网已死，互联网永生》中所说的，互联网已经不再被人们用来获取新的信息，它也没有改变信息不平等的状况。相反，人们更加习惯让大公司来决定自己获得怎样的生活，互联网加剧了这一点。

除了日益繁荣的消费生活，还有一些我们以为早就发生的事，其实历史很短暂。2012年，“网络实名制”才写入中国内地的法规，手机实名制则是从2013年开始落实的；2008年，中国内地还可以不受阻碍地访问Google、Facebook、YouTube等网站，它们至今仍位居全球流量最大的网站之列。事实上，2008年，《第一财经周刊》还在创刊号上报道了Google如何制作春运交通图的故事—那年的春运撞上了罕见的冰雪灾害。

2018年，美国政府废除了“网络中立”原则，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网络服务不再是人人平等的基础设施。

2011年，101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一次演讲中，提醒中国应该培养开放的思想市场。“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是针对偏见和自负的一服解毒剂。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将会枯竭。引入商品市场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成为思想创造的中心，将让发展更可持续。”他这样说道。

“妨碍我做事的并非贫穷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这样写道。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未来。

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挖掘……相比于互联网商业，这些将在未来数十年掌管我们生活的技术，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理解的黑箱。这自然会让人更不安。

1980年代兴起的一系列被称为“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文化作品描述的正是这个主题：人类的制度、价值观的进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技术，由此产生矛盾。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未来很长时间内人类社会的母题之一。

对于中国人来说，引入不过四十年的市场经济刚刚帮助人们建立起产权、隐私的概念，“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刚刚14年。如今，这些概念所仰仗的基础正在变化。

投资者李开复已经发出颇让人担忧的警告：“让你的孩子谨慎选择职业志向，说不定他进入职场时，这种职业已经不存在了。”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绝望。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职业棋手们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工作没有了价值。“以后职业围棋作为竞技的乐趣大大折扣。”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围棋选手柯洁这样说。但一年后，他还是投入了与进化版AlphaGo的对戰。而棋手们的心态也在几天之内，从崩塌转变成希望利用新技术精进棋艺。现在，AlphaGo的创造者DeepMind公司已经把注意力放到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改进癌症诊断。从蒸汽机时代起，新技术总会消灭不少职业，但也会创造更多。

现在的世界可能正处于一个新的“红旗法案”时刻。1865年，英国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每辆汽车行驶时速不得超过4英里（约合6.44公里），并且在汽车前方，得有一名引导员用红旗开道。并不是1860年的英国人愚蠢可笑，而是商业世界就是这样，逐渐试错，逐渐成长。

因《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而闻名的简·雅各布斯，在她另一本不那么出名的作品《城市经济》中提出过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城市先于农村诞生。她举例说，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农业，或者说高效获得食物的方法所仰仗的基本技术，比如育种、农耕工具、化肥，都来自于城市发明。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和农村并不割裂或对立，城市的兴盛不会使农村衰退。只要允许自由流动，人们自然会找到合适的利用土地的方式。

雅各布斯真正想说的，是创新。城市本质上是人的聚集，而聚集的价值就是创新。这种价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为凸显，信息可以在瞬间传输到远方，但人们还是愿意面对面地聚在一起。

在城市，人类高效、自由地交易物品和思想，这就是商业活动，由此产生新的产品、技术、职业、想法和乐趣。这也是为什么《第一财经周刊》总是从商业魅力的角度观察和研究城市。只要创新在继续，人们总能找到办法应对改变。

2008年2月25日，《第一财经周刊》创刊。我们的创刊词叫《明亮的商业世界》。其中写道：“我相信年轻一代的商业活动将因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成熟，渐渐显示出日益明亮且单纯的色彩。他们的商业生活将像人的呼吸一样，无需着力，自然而然。”

拿这段话参照过去10年的极速变化，我们更加明确地感到，人们所产生的不安或是不确定感，并不是商业的错，而是不够商业的错。这里所说的“商业世界”仍应是明亮的。它依照理性行事，遵守规则和信用，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并且不犬儒，不盯着深潭，而总是往好的方向努力。

坚持商业思维，不等于鼓励人们成为“经济动物”—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经济腾飞时期的日本上班族。相反，我们看到积极的商业实践带来一个日益彩色、多元的社会。有太多人跟随自己的兴趣，从事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工作，并把它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第一财经周刊》在10年间报道了数百家创业公司和数百个年轻的公司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选择，并且在平等的竞争中收获成功或失败。

2018年，中国的执政者提出“改革开放再出发”。40年前的这项决策让商业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现在它只需要更大空间，长成大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依然对未来感到乐观。这种乐观不是因为现在已经足够好—这种满足往往导致盲目；乐观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件事情都应该，且能够变得更好。借用胡适的一句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们乐于记录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