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一

1945年6月2日，周鲠生乘飞机回国，经纽芬兰、摩洛哥、埃及等地到印度加尔各答转机；候机五天，于12日深夜回到重庆。到渝后，“为讲演、开会、应酬及会客所忙杀，至以为苦”。

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决议周鲠生继王星拱任武汉大学校长，7月周鲠生正式接任，“无日不为武大事操心”，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8日下午三点，学生齐集大礼堂，周鲠生做介绍，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训话，“学生到得很多，情绪也很好，完全是为欢迎周校长。他一站上去，那老学者的风度不由得令人生敬”。到任不久，周鲠生即于9月初马不停蹄地赶赴重庆，出席全国教育复原会议，10月下旬才返回武大。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周鲠生就任武大校长后，整天忙的都是行政事务，“除同人之日常生活所需之煤米油盐酱菜茶问题外，尚有更繁重之搬校及建设问题待解决”，推动学术之事尚谈不上，他颇引以为苦，深觉个人言论行动自由、学术研究、生活上自由均受牺牲，不愿久任此职；而且“觉得人力不足，许多事都办得很苦了”。但此时只能迎难而上，他积极谋求校务改进，调整行政机构，改善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增加教学的效能，组织学校复员珞珈山。

当时周鲠生的家庭成员都在重庆，他一个人住在乐山同事家里。没有家务琐事分心，可以全身心地忙于学校行政工作，但个人生活实在寂寞。学校虽然逐渐步入轨道，但是问题颇多。从校际层面来说，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空气，振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