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刚强

【摘要】解构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理论，但因其针对语言一般的普遍的形而上意义，所以实际上成为一股语言哲学乃至一般哲学思潮，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旗帜。它以法国的德里达为代表，其要点是深入其语言结构，通过突出“意——言——书”的矛盾，由对语言解释的研究转向对传统语言逻辑的解构，并以新的“文字学”对语言文字的结构和意义加以彻底相对论的阐释。

【关键词】解构主义 语言 世界

一些现代语言哲学家在前人把语言视为独立的本体的经验世界、进而把文本当作独立的语义王国的基础上，将文本意义的无限开放性、甚至误解和猜测的必然性推向极端，认定文字书写的东西不仅远离了任何客观事物和思想观念，而且远离了口语语音。在他们看来，书写文字看似记录话语声音，甚至摹写事物和思想，但它同时具有不可避免的歪曲和背叛作用，如索绪尔指出过的文字对声音的“僭越”；或柏拉图更早就指出过的：“写”的希腊文pharmakon又是“药”的意思——可以是良药也可以是毒药，所以“写”虽可忠实记录理念，但也往往扭曲理念，况且“写”本身就有差异的效果，因此最好是返回心灵，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只说不写，即中国孔子的述而不著。柏拉图的意思，显然就是我国《易经》中早就说过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法国语言哲学家德里达据此强调“意言书”的矛盾，不仅“解构”、割裂语言与思维，而且“解构”、割裂语言中的语音与文字，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新思路就是要逆向而行，破除逻辑主义的“语音中心论”，代之以“文字学”，以便真正揭示“意义”的实质。

一、解构传统逻辑

传统逻辑以语言的声音能指和对象所指的二元对立同一为基本结构，以起源和目的的统一构成一个自我封闭的框架，它不仅是历来学者和文化精神的圭臬，而且是日常语言和一般思维的根本原则。现代语言哲学家的反传统逻辑就是要真正彻底破除之、解构之。他们的具体方法是直接采纳胡塞尔的“加括号”“悬置”法。因为既然文字其实远离了声音和对象，所以至少可以对它所指的事物、概念加上括号或引号，特别还可以、也应该对专名、作者、“自我”加上括号，也就是把文字当作纯粹的符号，既剥离它之外或它之后的东西，又取消它的“源泉”和“目的”。这样一来，“‘思想意味着无：它是名词化的虚空，是无派生物的自我同一，是力的‘延异的效果，是一种话语或意识的虚幻王国，它的本质、基础会被解构……”在现代语言哲学家看来，传统理论和习惯思维是从词追溯它所代表的事物、概念和意义，并以“自我”作为观念和意义之源，而这样的“自我”无疑就是逻辑的化身，一切的思想、对话和书写都不外乎是逻辑的表达和解释。因此，唯有把“自我”悬置起来，视语言为自行产生、创造、运动，把文字当作没有所指对象的符号，才能消除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剥夺逻辑的中心特权，从而使整个形而上学逻辑的基础得以解体。

否定统一的确定的逻辑，否定思维精神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否定人的交往和“实在”，这是现代语言哲学家解构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宗旨。在此，现代语言哲学家显然是大大地受了尼采的启发：尼采反传统的著名口号是“上帝死了”，现代语言哲学家的典型代表德里达则进一步宣布：“人也死了”。因为德里达对尼采的理解是：“一旦人所赖以立命的上帝死了，那么语言符号便只是人的创造和虚构，它们既失去了真理和存在的根基，我们从中所读到的便没有什么符号之外的‘自在之物，而只有他人的虚构，只有其他的符号”；那么连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内的一切所谓的文本解释，其实都只不过是假象——伪交往，或者也是一种新的符号虚构，一种符号的嬉戏活动。于是，人的存在当然实际上就毫无意义和价值了。现代语言哲学家认为，唯其如此，才是真正把握了尼采哲学反传统形而上学逻辑的彻底性。

现代语言哲学家的解构，无论是反对“语音中心论”，还是取消人的存在，无论是悬置语言的所指，还是否定交流的可能性，其根本点可以归结为消解传统语言的声音能指和对象所指的二元对立同一。简言之，就是从文字不忠实记录语音、词语没有确定的所指和意义出发，他们虽强调文字，但并不以文字反过来支配语音（不搞“文字中心论”），而恰恰是要消除二者的对立，也消除语言与主观意味（所指、对象、观念、意义）的对立。文字和语音既无对立，也就不是重叠同一的，而是“一线性”的，或者说二者没有了界线，没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相互之间可以转化、甚至融化。于是，思想和主观的主宰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语言文字也就决不是工具了——这是否定以理性逻辑为依归的意义理论的关键，真正只剩下那无根无源的文字——也可以包括语音话语，因为说与写被融通为一了，或者说语言成了无思想的东西，成了由声音和文字“一线”排列的、唯一的存在。这就是他们的“文字学”。

二、绝对动态的意义观

绝对的相对论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古希腊著名的“飞矢不动”的诡辩一一可以说，辩证与诡辩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就像是孪生的。智者芝诺断言：“飞矢不动”，因为飞行中的物体在任一特定的瞬间必定占有一个特定的空间，在下一特定的瞬间又占有下一特定空间，以此类推，所以在一切特定瞬间飞矢都是不动的。这一说法的本意是“诡辩”地证明运动不可能，实际上却揭露了运动的深刻矛盾。在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说的“现实”、“现象”、“事实”，不外乎就是运动着的世界在特定瞬间所呈现的东西，那么，我们反对芝诺，坚持运动观，就应该看到：一直飞行、运动着的东西，在现实的每一特定瞬间——割裂其过去和未来——的确无法呈现其运动的状态，所以它之所谓运动，乃是在每一现实的瞬间中即已经载有了过去和将来的痕迹。“换句话说，唯有当现时的瞬间不是某种给定之物，而是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之时，运动才能被呈现出来。一个给定的瞬间，唯有当它自身内部已经分裂，为非呈现所居之时，其间才能有事件发生。”

法国语言哲学家德里达就是这样反芝诺之道而行，把运动中的深刻矛盾推向极端，从而彻底地阐发和强调了运动：破除一切特定、给定、静止的东西，消解一切现实的瞬间，不再承认任何单一不可分的独立现象或自足结构，唯有“差异”、“延异”、“播撒”。他说：我们必须“从作为延异的时间出发，来思考呈现。”“我们因此渐而不再以呈现……为存在之绝对的母体形式，而把它视为一种‘特殊化和‘效果，某个不再屬于呈现，而是属于延异的体系内部的一种确断和效果。”

因此，就意义来说，它们就无所谓确定的、自明的“呈现”，而永远只是延异的符号之间的“特殊化”、“断裂”、“痕迹”、“效果”。

因此，如果说传统的语言哲学家既强调了理解的过程性和动态性，但讲“融合”、“统一”又确有形而上学“终极”性的残余，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家则的确彻底破除了这种残余，深刻揭露了运动的矛盾——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绝对的相对论，却没有了极端的诡辩。如此对形而上学、连同对辩证法的“摧毁”，其本意是强调运动观，反对一切静态观；从而证明意义只能从差异中产生，意义具有依附性、历史性和延宕性，总是一种解释替代另一种解释，又衍生出新的解释，环环相扣，四面扩散，动态和开放无穷无尽，任何意义都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自明性和单一性。这就是解构主义在语言世界中所肯定的意义观。

这样的意义观是别出心裁的，又是至少部分符合事实、具有部分真理性的；或者说，至少的确对于打破静止僵化的观点是致命性的。回想黑格尔用他那保守的形而上学体系窒息了活生生的辩证法，或许我们宁可要这种牺牲辩证法的对形而上学的彻底摧毁——何况它并没有否定辩证法最根本运动观和矛盾观。何况这种“变戏法”所阐发的永恒不止的运动、动态性和开放性，所深刻揭示的矛盾，不仅具有鲜明的事实现象依据，而且就文化、文学批评、语言、意义来说，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见仁见智”等格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尖锐地洞察了阅读、评论、翻译、文本内外关系的无限错综复杂性。“因此不难承认，解构主义的确是偏激的，又正因为如此而对于西方人的语言观的确是惊世骇俗的，对于我们也是大有借鉴作用的——比如就哲学方法论而言，永恒不止的运动观和矛盾观，以及回到生活、事物、现象本身的观点，正好教导我们，应当永远正视矛盾，容忍矛盾，面对生活本身和自然语言——感性的生活实践本身。由开放而宽容，由自然语言而感性实践，这是真正的辩证法、甚至是马克思的实践观所提倡的。”

如我们所见，现代语言哲学家正是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语言的本质和意义进行探讨，偏颇在所难免。对于他们，我们需要一种真正辩证的宽容态度。何況就在他们的极端摧毁性的观点中，他们对矛盾和运动的强调，无疑也是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的：至少有力地推进了对语言、文化、意义的探索。

三、“延异”暗藏人之主体

现代语言哲学家认为，“解构”当然以“破坏”、“毁灭”为主旨，但又恰恰在这毁灭性的破坏中，可以发现其极具建设性的东西：它不仅深刻阐明了一般阅读的开拓创新，还特别合理地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一一并非主观任意的“胡译”或“超越”，又绝对不可否认人（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但它却绝无“规律性”。不难发现，这样的尖锐矛盾正是其理论的魅力所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也正包含在那“延异”的语言世界图景中。当这些语言哲学家把人类全部经验语言活动囊括于一个跳跃、断裂的动态开放系统的时候，他们不仅揭示了单一文本或话语内的语言文字矛盾，而且强调的是相近文本话语间、直至古往今来的全部文本话语间的无限“延异”和“播撒”：它们间的差异、断裂、痕迹、特殊化、效果、跳荡、歧义，也是一种矛盾的联系。现代语言哲学家也指明了“延异”的链条、嫁接、蔓延，文字间的相互注目和贯通，语言差异在游戏中互为综合和指派，以及文本的相互转化。如此陈述的意义的依附性和延宕性，正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继承性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

现代语言哲学家“解构”的基本论点可以认为是：“文学文本的语言是关于其他语言和文本的语言；语言是不确定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通过阅读会产生附加的文本，破坏原有的文本，而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阅读可以改进人们的思维，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辨析问题的能力。阅读、包括文学批评，直接涉及到人、阅读者、批评家，而批评家首先是读者，所谓‘寄生其实完全是人的介入。”

这就是解构主义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和启示：现实的丰富复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精神活动，毕竟是话语文字的意义之源，而且丰富复杂、充满矛盾的动态“意义”，决不是任何单一僵化的模式所能解答的。这无疑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文学批评与创作、语言交际的根本认识，甚至直接推进了对翻译这种特殊语言交际的研究。解构主义者自己也从其本身的基本理论出发，明确提出了对翻译的整套看法。其中涉及翻译根本问题的是：是否可以采取逆向思维，假定原作依赖于译作？是否可以假定，没有译作原作便不复存在，原作的生命不在其自身的性质，而在于其译作中所包含的性质？如果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原文决定，而是由译文决定呢？如果“原文”没有美学上或科学上可以确认的固定特性，而是不断随着翻译变化呢？原文出现之前存在的是什么，是观念、形式、事物还是一无所有？或者我们能否进行这样的“前原文”、“前本体论”的思考？解构主义者不仅以此对流行的根本观念挑战，而且对如此提问的活动本身的性质提出质疑——如福科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哪个人提出来的而是产生于语言本身所内在的东西。或按照前述基本思想，他们暗示的是：也许不是我们在翻译文本，而是翻译文本在书写我们。

如此提问、假定和暗示，的确是现代语言哲学家“延异”的“文字学”的必然逻辑，对于至今进步不大的英语翻译理论界何振聋发聩！既然语言文字自己延异、播撤自身，既然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内容之类的二元区分已经废弃，那么，原文与译文、甚至原语与目的语、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区别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翻译的原则、目的、标准、可译与不可译等等概念也就不存在了。或者毋宁说，正是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如所指与能指的差异），最早引发了语言哲学家的解构主义哲学思考。

总之，“语言的客观逻辑规律性和主观艺术动态性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是对语言的感性现实本源的正视和把握。这一语言哲学的大趋势，在现当代的现象学、解释学和解构主义那里得到了相当明确的体现，它们之与马克思主义感性实践观和辩证法的暗合，已不难承认。”因此应当肯定，历史地批判地综合各家之说，以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感性实践和辩证语言观，作为切实合理地看待语言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研究翻译这种特殊语言活动的根本基础，乃是当前语言哲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