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华

“千禧”在今天已是明日黄花的话题，因为二十一世纪的青春期渐行渐远，这种“旧事重提”的行为给人感觉有点不合时宜，甚至“迂腐”，虽然“回忆”或“记忆”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诗学形态和写作路径。确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正如《千年之痒》的作者吴昕孺自己在小说中所写的：“千禧年只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游戏。”在逾越过千禧之后的当下，人们在生活的高速公路上，或匆匆赶赴时局的盛宴，或纵情浏览世相的风景，该变幻的已经改头换面或者今非昔比，不能易移的和不想置换的依然将自我交付给“春风不改旧时波”……时间从不曾断流，生活依然在继续。

然而，殊不知，对于六十年代末生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其中世代生活在农村的那一群人而言，“新世纪”曾应是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畅想曲和最神圣的精神命题了。他们一直向往着，憧憬着，新世纪一旦莅临，这将是一个多么层云荡胸、热血沸腾的“神圣时刻”啊！与之同时，我们再立足另一侧面来考察。这一代人从牙牙学语到识字启蒙，自始至终都接受“文革”的施洗，别样的梦想与激情哺育着他们的童稚期；而整个学校教育阶段又邂逅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大变局、大转型，一股簇新的理想与荣光扑面而来，在催熟他们的人生。

从幼儿园到高中，“吴昕孺们”作业本封面上的常客往往是一帧高耸入云、浓烟滚滚的工业烟囱图片，这样的图片向世界昭示中国的崛起与强大，鼓舞着广大学子奋发有为。这样的图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关于中国想象“千禧年”的符号和象征。因此，从受教育的角度、从代际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说，吴听孺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的真正产儿。八零年代是中国理想主义风帆高扬的黄金年代，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这代人从中扮演了弄潮的中坚力量。正如朦胧诗人顾城的《一代人》所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可见，揭橥这一代人的“心灵史”是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

在我看来，《千年之痒》就是为表达这样的心路历程和人文旨趣而写、而生。因此，该作品在选题上决非冬烘先生所为，反而恰恰直入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档案”，是对一种沉甸甸的生命痕迹之爬梳钩沉，是对一种目前愈加匮乏以致将付之阙如的精神情操之抚慰和宣泄。如此一来，似乎又给人以大言炎炎之感；实则不然，《千年之痒》始终将自己的血肉托付给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青年书生“乌去纱”。关于英雄的种种描述只能留在神话、传说时代，“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如何不平庸、不平俗，这恰是当下人文精神建设不可或缺的课题，是当下文坛所必须填补的空白。吴昕孺自述该小说肇始于二00七年，这一年正是其而立之年的告结和步入不惑之年的发端，是故，我产生一个基本判断——小说就是对“而立之年遇上千禧之年”的深情回眸与恰切总结。接下来，小说在叙述结构或故事时间上有所延宕，不过是这种内在理路的缓冲和余绪。

小说生动且深入地叙述了一个普通知识人，为了内心的理想所做出的不懈寻找，以及为了固守这种理想而展现出在日常中“反俗”的人格操守。“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尽管如此，还是要“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其所寄寓的理想本身并不一定如何“高大上”，诗人余秀华在这一点上的表达相当精妙。是的，最难能可贵的就在于平凡人生不管历经过怎样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还能将一种超越现实层面的东西一直系挂在方寸之间。鲁迅说过：“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事实上，我们不能不对那种真正有信仰、有追求的“左派”投以敬意。《千年之痒》中的“乌去纱”和“左”“右”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让他永不释怀的只是“楼上那双眼睛”。与之相应而来的是，“那双眼睛”是否真正关注过“乌去纱”本人？是否真正是“乌去纱”所认定的“真实的美所在”？“眼睛”的主人究竟又是何种情形……

一切都不重要，也用不着去瞻顾思虑了，焦点是唯一的——“那雙眼睛”让他获得了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碰撞。这种感觉就是他冀望的全部之所在。在此基础上，他主动与“眼睛”的主人吴盈盈通信，在失去吴盈盈音信之后，他千方百计地寻访。整个寻访过程就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骨架。故事的主轴只有“一个人”和“一座城”，但从东到西、由南到北，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延伸到将近四十的人到中年，哪怕道听途说到一丁点蛛丝马迹，乌去纱都在不断地寻找。

“寻找”是文学母题。乌去纱寻找吴盈盈，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自我”，寻找自我精神层面上那一刹那回归自我、享受自我的“美”与“好”。吴盈盈绝非有意东躲西藏、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因为在她心里根本没想过有个男人一直在为她痴心不改、倾倒不已。那个寻找的圆周中虽然人海茫茫，却也非泥牛入海，几番看似“吴盈盈”已经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有如镜花水月。

尤可称道的是，这种“寻找”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并非乌去纱特意冀求补偿现实生活的缺陷，视吴盈盈为生命中不可取代的红颜知己，一诉衷肠和慰藉平生。相反，小说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吴盈盈与乌去纱并不站在同一精神地平线上，那些横空出世的书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时过境迁依然“几路几号”清晰如昨的公交路线，和令人晕头转向的“转车”，都在记录着乌去纱的精神跋涉之苦。乌去纱在演绎另版的“穿过整个‘橘洲去‘找你”，每次乘兴而去，又总是灰头土脸地败兴而归。

是为满足肉欲吗？决非如此，因为乌去纱在大学里就惊世骇俗、匪夷所思地和理发师昌静好上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天之骄子还不至于要沦落到上演“有志书生恋上风尘女子”的老套上去吧？在一所以文科见长的师范大学里，衣裙素净、长发飘飘的女生多着呢。因此，乌去纱与昌静的结合，折射出乌去纱因理想主义而抱定的“反俗”意识和叛逆心理。乌去纱并不激愤，但他的行状不落窠臼：在找工作和晋升的道路上，他不曾降格以求、送礼行贿；在男女关系上，他可能对心仪女性如昌茜、李美超有过念想，但从不践踏道德底线，甚至拒绝“被嫖”。小说将其中一个人物命名为“李美超”，或许蕴含着真“美”是用来“超越”的之意；在对待朋友关系上，他又是两肋插刀、尽心而为……乌去纱是平凡而卑微的，是饮食男女和芸芸众生中毫不起眼的一员。春秋大梦固然应由帝王将相去做，蕞尔小民心中那方梦土也理当受到正视，因为平凡如我辈者是绝大多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巴拉。

《千年之痒》真切地描述了一个普通知识人为“心中的理想”奔走其间，而又不断在“想不到”的精神幻灭中苦苦求索的生活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风驰电掣的不止是我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意识领域里的“日新月异”完全可与之比肩，一些生活具象中所表露出的“世道大变”甚至令你猝不及防。理想主义者则不然，他始终操持着自己笃定的精神世界，决不朝秦暮楚地调换心灵的矢向。一个偶然的机会，乌去纱向销售量为全国翘楚的《知心人》杂志投稿，受到编辑鲍容楠的重视。鲍容楠从荆州来到橘洲，亲赴乌去纱的学校和寝室面授改稿机宜，他十分体恤乌去纱，不容商量地只要求乌去纱请他在学校食堂吃个便饭。在鲍编辑的提携和关照下，乌去纱的作品很快变成他梦寐以求的铅字。鲍容楠加持乌去纱的恩惠远不止于此。因为这篇文章，乌去纱成为校园闻人，并直接改写了他的命运。乌去纱上大学的一个志向便是不回橘洲县当中学老师。如果回乡，乌去纱的人生轨迹变了，“那双眼睛”还会永久在他心中闪烁么？这一切是很难设想了。凭着这篇文章，毫无背景可言的乌去纱出乎意料地在省城找到了《南方卫生报》采编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吃水不忘挖井人，乌去纱对鲍容楠的恩德深铭五内，鲍容楠的温文尔雅、成熟稳重更是让乌去纱崇拜有加。然而，鲍容楠后来东窗事发。他雁过拔毛式地克扣作者稿酬，乌去纱也没能幸免；他伪造书号非法赢利，又差点让乌去纱上当……这么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师长却不思悔改，一错再错，最终锒铛入狱，这是乌去纱万万想不到的！

想不到的地方多着啦。正如小说里面直接写到：“乌去纱说：‘鞠安仁是我的好朋友，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在乌去纱看来，鞠安仁是一副典型的老夫子形象：腹有诗书，而且不失桀骜；偃仰啸歌，甘于清贫。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卸下清高，和乡下一名养猪专业户结婚。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体现出他的隐士风范和名士风骨。一切给人的猜度就是，同为知识人，他应该与鲍容楠有云泥之判——鲍容楠属于让人“知面不知心”的那种，鞠安仁则是那种表里如一的“率真派”，他给人的印象甚至比乌去纱还活在“理想”之中。然而，鞠安仁却以“名师”为掩护，多次猥亵和诱奸女生，终于东窗事发。鞠安仁的“突变”令乌去纱震惊不已。对此，作品特意交代过另一位同学、成功商人周万年的自白：“所以我赚不到大钱，只能把生活弄得潇洒点，你不要看我平时乱弹琴，其实我最恋家里那张床。”

鞠安仁的堕落再次表明，在物质丰足、功成名就的同时，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容易坍塌。鲍容楠和鞠安仁都是筑建乌去纱精神空间的重要支柱，鲍为恩师，鞠是挚友，但他们都让人“想不到”。还有姨妹昌茜，她也给乌去纱制造了极大的心理落差。曾经一度，乌去纱暗自认为昌茜比昌静更适合自己，但昌茜的身世和生活扑朔迷离。长期在深圳打工的她，突然回来与自己毫不般配的小学同学闪婚，然后闪离，再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故事的层层展开，昌茜先是做过“三陪”，后来又卷入传销之中，中间还与“卖身”被抓若隐若现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女子，其背后隐匿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今生今世呢？昌茜的不堪往事每揭开一步，乌去纱就多了一层讶异。当然，最让乌去纱想不到的，是吴盈盈的最后出场。吴盈盈让乌去纱寻找了十多年，但最终“她真的认不出我了”。这是一记最大的反讽，一如西西弗斯穷尽全力将石头推向山顶，到头来石头又滚落下山……吴盈盈不仅不认识他了，而且在她的“心灵档案”里，乌去纱从头至尾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楼上那双眼睛”的主人，原来私生活混乱不堪，情感履历错综复杂，乌去纱只是其生活表格中“加油也白搭，终是一场梦”的小小一行。或许这就是精神生活或理想本身，因为世界本是荒诞和绝望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堂·吉诃德式的反抗与绝望。理想或精神生活是回馈不了任何实在的东西给你、给我的，如果你不需要她，尽可去混迹风尘。。

《千年之痒》悲悯地道出了当下国人精神“空心化”的实际情状，表现出了极其严肃的写作格调和思想品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贤亮给世人带来了一部名噪一时的《灵与肉》。小说主人公许灵均面对生父抛出的物质诱惑与异国风情，坐怀不乱，他已经无法将自己从山水田园、淳朴农妇、乡村教师等这些生存中分割开来，并最终为这种“贫贱不能移”的行为自我礼赞、自我陶醉。作品似乎暧昧地额手庆幸“文革”对他体内欲望的阉割和压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嗟乎！这就是生活，让你怨天尤人都变得没有道理。当然，能颖悟到生活的这些门道，无论如何需要智慧和思想，这绝对没错。同时我们又要知道，智慧也好，思想也罢，都是由精神生活所统摄的。正如上文分析到的乌去纱在不断的“想不到”中陷入迷茫和困惑，种种“想不到”清晰地表明了当下国人精神状态所绽放的是一种苟且、滥俗的“恶之花”。

吴听孺的《千年之痒》在叙述策略上相当讲究。他一直在集中火力，下大力气将“寻找”这个主题弄得纲举目张、山明水秀。小说还有一个不能不认真看待的线索：电台主持人尚能。尚能是一个“心灵厨师”兼娱乐偶像式的人物。在精神生活、理想情操纷纷退潮的时代里，缪斯女神黯然后撤，娱乐女神粉墨登场，成为人们物质生活之外的全部主宰。众所周知，波兹曼写过一部《娱乐至死》，表达了对只有快感大行其道的当代生活的强烈不满。电台主持人尚能可谓是一呼万应，他回母校开听众见面会，少男少女为之尖叫不已，他在台上简直就是一尊鲜活的神。问题在于，在这耀眼的光环背后，尚能不得不将自己还原成常人，当然他本来就是常人。市场经济君临天下，物质不再只是生存的客观保障，它还成为衡量生存质量和人物身份的标尺。随着青葱纯情的少女一个个主动或被动缴械，轮番成为他的床上之物，肉欲的满足与泛滥，使得这位情感按摩师都认识不清情感和爱恋究竟为何物了。一边胸怀赤子之情，一句“我是尚能”足以引爆全场；一边麻木不堪，将男女关系简化成物理运动……尚能的精神越来越分裂，也越来越空虚，最终他选择了自杀。这正是他个人精神走向“空心化”的极致表现，以身体了结精神“空心化”所带来的“罪与罚”。

从这个角度而言，尚能可谓是“捧死”的。进入九十年代后，莘莘学子不再像乌去纱那代，热爱诗歌和文学，热爱思考和探索，以至于能用诗歌去打动爱情。现在的孩子盲目、狂热地“追星”，玩时尚，比炫酷。全民狂欢已经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心化”暴露无遗，穷形尽相。自不待言，“空心”的不止是大学生，成为尚能自杀帮凶的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市民和成年人。昌静生小孩了，雖然后来开店做生意，但她的确没有任何富赡的精神填充生活的余裕，她也是尚能的铁杆“粉丝”。千千万万个昌静都是尚能的铁杆“粉丝”，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精神暗伤需要慰安，他们越来越体验到孤单寂寞给自己带来的难言苦痛……心扉需要敞开，心灵垃圾需要倾倒，尚能在情感热线中自觉地扮演起心灵垃圾桶和情感救世主的角色，但他自己却倒在心灵垃圾和负面情绪的包围之中与重压之下。划开泛滥于社交场合的那些精致笑颜、程序化礼数，原来生活是如此面目狰狞，举步维艰，“家家有部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苦要诉”，所有人的精神垃圾都倒向他，自己苦苦追求的爱情却被来了个釜底抽薪，尚能已然负荷不起，死是一种解脱。这就是没有理想、精神匮乏的时代里最大的“精神问题”。

确乎，当而立之年遇上千禧之年，其本意是一代人能以精神层面的东西指引自我、超越自我、获得自我。但无论在千禧之前，还是千禧之后，乌去纱基本上活在精神瓦解的滑道中，整个生存状态一如作家刘震云笔下《一地鸡毛》所描述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千年之痒》颇具新写实主义的风貌，但吴听孺其意并不在于解构生活、解构人生，虽然某些地方不失“油滑”和“谐趣”，字里行间却分明流露出对精神生活流失后的悲悯，“哀歌”意蕴潜伏其中。小说所指涉的，无疑是一个宏大而正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愈演愈烈，就像小说中所写到的乌去纱的同事单洪涛，他不停地企图通过情感游戏去获取生存资源；而昌静没日没夜地在网聊中挥霍自己的人生和饕餮虚拟情感……整部小说没有太多的趋新求异，而是诚诚恳恳地将自己交给现实主义，履行起文学本有的责任——直入心灵、匡扶时弊，表现出极其严肃的写作格调和思想品位。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