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

摘要：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里对于周邦彦和史达祖的评论“周旨荡而史意贪”，历来学者多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层意思，即周词旨荡、史词意贪。笔者认为这句话存在一个互文的关系，故而理解起来就应该有两层意思。除了前面一层意思外，还有周词和史词都有旨荡和意贪的意思。刘熙载在他的《艺概》里已经“隐备”的论述了这层意思，从他标举的“君子之词”可见端倪。而结合历代词论家对周、史词的评述，也可印证。

关键词：互文；“君子之词”；历代评述

一

《艺概·词曲概》第二十九条：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錬，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周旨荡”和“史意贪”；二是周和史皆旨荡意贪。结合古人的行文习惯，加上刘熙载在《词曲概》里论苏、辛和白石、稼轩时也用过互文的手法，笔者认为这里同样存在一个互文关系，故应该取第二层意思。那么何为“旨荡”和“意贪”呢？

旨：“意志也”。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荡：“放纵，放荡”。贪：“求无厌足曰贪”。旨和意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意志、意图。那么“旨荡”和“意贪”就分别讲的就是意志放荡和意图贪婪了。意志放荡就是用意不够雅正；意图贪婪就是创意少，意旨单薄。刘熙载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周邦彦的词用律非常的精審，史达祖的词句子非常的警錬，但是他们的词都还称不上君子之词，因为他们的词都有用意不雅和创意少的毛病。刘熙载为什么要这么去评述呢？他所谓的“君子之词”又到底是什么呢？

二

“君子之词”，顾名思义就是君子作的词，品格要高雅。“余谓论词莫先于品”。刘熙载贯穿整个《艺概》的批评方法就是以人品判词品，他多次提及词品，我们从他的一些论述中大致可以发现刘氏所谓“君子之词”的真面目。他在《词曲概》一零条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于风雨者。”一五条“耆卿词，……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尤多，故觉风期未上耳。”二八条“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这些词人都是刘熙载所诟病的，说他们“风期未上”，“当不得个‘贞字”都是批评他们格调不高。在批评这些品格不高雅的词人时，刘氏同样也标举了他认为词品较高者。如第四二条说“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并借刘克庄的词句“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我有生平《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说刘克庄在词中“自寓其词品”。三二条“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犖，悉出于温柔敦厚。”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刘氏是很看重词的温柔敦厚的格调的。在一一四条他还说“余谓此等只可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客，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那么，在刘氏的這抑扬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标举的“君子之词”就是雅量高致之人做出的“旨正而语有致”的词，要达到哀而不愠微而婉的中正平和之境，题材上也不应过多的涉及闺情春怨。而“词莫要于有关系”，那么词应该更多的是反映社会现实，应该和诗一样，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

以“君子之词”的标准去衡量周邦彦和史达祖的词，就可以发现：周、史的词题材上多涉及春情闺怨，基本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旨荡；周、史都善于“用唐人诗话隐括入律”，缺乏词客应当有的“雅量高致”，意贪。在周、史的词作里，也可以很明显的找到这些毛病。比如周邦彦的《兰陵王·柳》、《六丑·蔷薇谢后作》，史达祖的《绮罗香·春雨》、《双双燕》等名词都是描写的春情闺怨，都是善于用事。虽然有的词论家认为他们在词中寓有深意，用唐诗句法寄托自己隐晦的情感，但是主流词论家都认为这些词只是对自然事物，个人内心的幽微之情的描写。当然，在人品上，周、史都有污点，用意不正，品格也不高，他们也称不上君子。

三

在刘熙载以前的词论家，很少有对周邦彦的词进行如此批评的，整体来讲都是一片赞颂之声，偶尔有那么一两声批评之语也因其模糊笼统而不被主流所认可。在这一片赞颂之声里，有的人甚至把周邦彦比作词中老杜。如《词洁》“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才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当然，在这推崇的主流之外，我们也可见一些低微的反对之声。张炎在《词源》中说“为情所役，则失雅正之音，耆卿可不必论，美成有所不免。”陈廷焯说“诗人所开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如杜陵之诗，包罗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之所以横绝古今，无以为敌也。求之于词，亦未见有造此境者…至谓白石似渊明，大晟似子美，则吾不谓然。”在这些批评之声中，我们可见陈廷棹只是对有些人把周邦彦比作杜甫的观点不赞同，稍显清晰明白的只有张炎说他“为情所役”。刘熙载评论周词“旨荡”和“当不得一个贞字”的渊源就在于此。

自刘熙载后，词论家多采纳刘氏的观点。特别是王国维，对刘氏的观点深为服膺，他在《人间词话》第八则里说：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他批评周邦彦“隐括”的手法，认为他“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已经和史达祖的偷别人的词意一样不值得推赏了。又在第六十四则里说：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贵妇人与娼妓之别。他继承了刘熙载的“词品说”，以人品判词品，就会认为周邦彦的词品格不高，更把他的词比作娼妓。

刘熙载是以孔孟及朱陆理学为指导论词的。他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又说“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并认为词也应该具有不低于诗的兴、观、群、怨功能。从这个角度立论，诗、乐的教化功能便赋予了词。于是，他所推尊的词就应当具备诗的特点，雅正的词便成了他眼中的君子之词，要旨正而语有致，词客也当雅量高致，所应关注的对象也要更多地倾向于社会现实生活，而不只是涉及春情闺怨、儿女情长。刘熙载讲格调的雅正，不是像其他词论家那样对词的音律的考察，而是转向了对词境和内容雅正的考量，他对周邦彦词的品评正阐释了他对雅正的理解。

评论史达祖“意贪”则是多承袭前人的观点。在刘熙载之前，对史达祖《梅溪词》的专论只有三篇。一是张鎡的《梅溪词序》，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梅溪词提要，三是戈载在《宋七家词选·梅溪词选》中作的跋。其中张鎡的序是一篇赞赏之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引述张鎡的序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戈载的跋则是从梅溪词艺术风格方面作了一个精确的评价：“史达祖与周邦彦都善于运用唐人诗句”，甚至达到一种神妙之境，但史达祖是周邦彦的附庸，“周为主，史为客”。除去专论，在其他众说纷纭的评点里，刘熙载更多的还是承袭了周济的观点。其后王国维也同样继承了周济和刘熙载的观点。“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第八十九则又说“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得当，气格凡下者也。”

刘熙载的词品说推尊“君子之词”，讲究雅量高致，周邦彦和史达祖的词从描绘的内容、词境的雅正方面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并且他们都“运化唐人诗句”为词，创意少。更结合他们的人品，周邦彦依托于蔡京，史达祖做了韩侂胄的堂吏，品德都不高尚，故而刘熙载对他们是一种批评的姿态。

参考文献：

[1][清]刘熙载.艺概[M].中华书局.

[2][北宋]周邦彦.清真词校注[M].中华书局.

[3][南宋]史达祖.梅溪词校注[M].中华书局.

[4][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义疏[M].中华书局.

[5][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

[6][南宋]张炎.词源[M].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