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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2018-03-19孙丽丹赵思思

新西部·中旬刊 2018年2期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现实

孙丽丹 赵思思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分析了俄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对民生主义的影响,认为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主张的“民生主义”只能带给人们希望,最终使“民生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 民生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现实

一、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

1、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也是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所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刚一回归祖国的热土,就满怀豪情地讲到:“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誓要“图谋民生幸福”。1912年4月,孙中山在被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之位后,在其《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一文中写道“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此时,他除了着眼解决土地问题外,也将视角放到了资本问题上,并再三公开强调:“民生主义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主张民生主义,归根到底的是要从“资本”和“土地”两个问题入手。只有解决了当下社会中的资本与土地问题,才能在当日之中国推行真正的民生主义。

所谓土地问题,在孙中山看来土地问题是实施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土地应为全社会所共有,而不应为私人所有。因此,孙中山就此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法:其一是将土地收归国有,其二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他在《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一文中写道:“本党的民生主义,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一部分手续,就是定地价。”此处的定地价,其主旨在于纳税。具体来讲,土地所有者先向上级自报地价,国家根据自报地价的比重进行收税,并可以根据建设需要,随时按地价收买土地。同时,土地价格随市场上涨的部分归国家所有。

所谓资本问题,孙中山认为是要在发展大工业的基础上“预防资本主义”,既要发展实业,又要避免资本家的出现,此乃真正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热切希望我们的社会物质条件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富足,但他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所带来的贫富不均现象,他强烈同情生存于底层的贫苦群众,斥责资本家的冷血无情,残酷剥削。因此,孙中山“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

2、民生主义就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

根据上述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可知,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究其根本就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用“民生主义”这个词,而不是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原因如下:“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始意就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显然,此时孙中山所认为的如果能够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就能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实属空想社会主义。

于土地问题而言,孙中山认为用“将土地收归国有”以及“核定地价”两种办法就可以消灭贫富不均,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其殊不知,这种强迫土地所有者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的方式,损害的也只是地主阶级的小部分利益,但受益者却是发展中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由此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发展资本主义,其最终结果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贫富两极分化。究其根本原因,实属孙中山并未清楚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性质,进而不能认识到当时中国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而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于资本问题而言,孙中山想要用“预防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实现中国无压迫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实属空想。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不知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要积累和发展,就离不开剥削和压榨工人。同上述土地问题一样,孙中山之所以会有如此之认为,症结在于他未认识到不彻底解决国家政权问题,人民不能真正地当家做主,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民主革命。

从上述分析可知,孙中山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平均、消灭差别的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异表现在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歧上。在马克思那里,阶级社会的进步、进化离不开阶级斗争。然而孙中山却认为民生主义这一和平的改革手段,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但也不可否认这正是中国人民渴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建立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的理想追求。

二、俄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对民生主义的影响

孙中山一直有着强烈而又执着的社会主义愿景,他所提出的民生主义也是他一直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在孙中山受到了俄国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后,对民生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完成了从旧民生主义到新民生主义的转变。

1922年,孙中山根据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以及自身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据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一文中,对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资本问题上,主张节制资本、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土地问题上,提出平均地权、反对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进而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新民生主义体现了“三大政策”的精神,如果说孙中山之前所提的民生主义更多的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那么现在所重新定义的新民生主義则更近乎于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新民生主义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转变了原有用“将土地收归国有”以及“核定地价”两种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孙中山认为:“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他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因此,孙中山不断号召农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体现了“平均地权”的具体方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在这里并不是主张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而是主张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开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

其次,新民生主义明确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转变了原有想要用“预防资本主义”来解决贫富分化的方法。孙中山认为一方面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必须节制私人资本。另一方面要发展国家资本,也就是要发展实业。孙中山在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后,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国利民富”,孙中山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实际上已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

新民生主义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是孙中山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有益探索。但是孙中山最终并未实现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真正使新民生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从理想变成现实的是中国共产党。

三、中国共产党使“新民生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

彻底解决国家的政权问题,实现国家主权完整是实现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必要前提之一。对于此,孙中山也意识到“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因此,1922年,孙中山欣然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为了挽救中国,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肩作战,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其过早的辞世,并未真正领导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直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才为孙中山主张的新民生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土壤、创造了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两大主张。毛泽东历来对孙中山所提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都表示赞同与认可,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了著名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渴求得到了满足,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我国1954年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些正是对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实现。毛泽东认为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要继续坚持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正确主张,并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

其次,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孙中山提出的民主主义中的“谋求人民幸福”、“改善民生”等价值观念是高度耦合的。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就向全世界、全国人民宣布我们的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虽然其后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走过不少弯路,但我们始终是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要实行改革开放,归根结底也正是为了改善民生,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众多场合阐述了自己的“民生观”,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形成的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的执政理念,与孙中山新民生主义不谋而合。

再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实现孙中山的贫富均等为理想信念。无论是“平均地权”还是“节制资本”,孙中山都是寄希望于能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中国共产党对此也向来重视。毛泽东曾说过:“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中,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保障基本民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貧困家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积极协调贫富差距过大,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也与孙中山的贫富均等思想一脉相通。

虽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确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但其中蕴含的诸多智慧以及有益探索,也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提供了智力支撑。但由于孙中山阶级的局限性,其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带给人们的只能是希望,事实也一再向我们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将“民生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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