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猷龙

第一节 三国时代的蚕业

东汉末期，曹操、刘备和孙权，各在所处的统治范围内扩充势力，先后建立魏、蜀、吴，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在此时期，三国分治，生产开始恢复，蚕业生产也有所发展。

魏统治我国的北方，包括蚕业的重点地区，蚕业生产仍不失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且大力垦殖屯田远达陇西，把蚕桑生产扩展到西北。《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说明屯民除缴纳租谷供应军粮为主外，也必须向统治者提供绵绢。兴平年间（194～195），曹操有一次带着一千多人马，行军路过新郑，因缺乏军粮，新郑的地方官杨沛知道后，立即命令百姓进献积储的干桑椹，解决了曹军缺粮的困难。用民间储存的干桑椹解决曹军千余人的缺粮困难，所需桑椹数量是相当大的，由此可见，当时新郑一带有大面积的桑树林。由于蚕丝生产的普遍，规定每户田租出绢两匹、绵二斤，可能这标准对农民来说还不是过重的负担。建安九年（204），曹操克袁绍，正式令“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①《魏书》“赵俨传”。《册府元龟》上也有同样的记载：“魏太祖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户绢二匹，并绵二斤”。从左思《魏都赋》所载“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纊房子，缣縂清河，若此之属，繁实伙够”，可看出当时蚕丝业的兴盛景象。为了保障蚕丝生产，曹操曾在军令中申明“军行，不得砍伐五果、桑柘、棘枣”②《通典》卷149。当时在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有连成数百顷的桑田③《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曹植诗“美女篇”所载“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何缤纷”（曹植“杂诗六首之三”），描绘了当时采桑养蚕的盛况。

“夏则缣、縂繪，其自如雪。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下，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镂饰之物”④《魏志》“夏候尚传”，公元238年日本女王遣使贡献，曹叡赐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绀地句文绵三匹”⑤《魏志》“东夷传”。说明高级丝织品也有所生产。

魏时，机匠马钧对绫机作了重大的改革。“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仍皆易以十二蹑”⑥《三国志》杜夔传注引“马钧传”。绫机经过这样的改革，非但提高了工具效率，且可以织出更为奇立异变的织品。

地处西北的陇西地方，是曹魏大力垦殖屯田发展生产的地方。1972～1973年从嘉峪关东戈壁滩上挖掘到从曹魏到西晋的墓葬，在砌墓的采砖画像中，有绘成采桑、养蚕的场面，这是陇西曾试图发展蚕业的真实记录⑦《文物》，1975年第1期，第47页。

在魏、蜀、吴三国中，丝织技术最高超的是蜀国，尤以锦为名产，为他国所不及。刘备以成都为中心建立蜀国，统治地区包括四川和云贵。四川的蚕业在汉末就很发达“桑梓接连”，著名的蜀锦在对吴国和魏国的贸易上有重要的地位，诸葛亮也建议政府必须扩大蜀锦的贸易以辅助财政上的不足，“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当蜀的势力伸展到西南地区时，把蚕业技术带到了云南，后人为纪念诸葛亮的功德，曾刻石说：“昔日夷坛旧瞧天，如今原峂尽桑田”。⑧《诸葛亮集》“遗迹篇”

蜀锦亦作为犒赏功臣的物资，“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克蜀，……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锦千匹，其余各有差”⑨《蜀志》转引自《太单御览》卷815。锦又作为友谊交流的物资，蜀与吴国交往，“遗使献重锦千端”⑩环氏《吴记》。公元223年蜀使中郎将邓芝去吴，带去锦千端（1匹=2端）及方物，自此以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公元263年刘禅降魏时，派尚书郎李虚到魏所送到“土民簿”上开列“绵、绮、綵、绢各二十匹”[11]《蜀志》。在蜀国的领域内，多处为蚕丝织产地，巴有“桑、蚕、麻、芋”；巴西郡有“桑、蚕”；蜀有“锦绣、有桑”；汉安县“宜蚕桑”；永昌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诸葛亮在成都自己的家中也“有桑八百株”（诸葛亮“上后主表”）。

成都在汉时就已成为全国的丝织中心之一，由于长期处于稳定的环境中，三国时更是繁荣昌盛，“阛阓之里，伎巧成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12]左思《蜀都赋》，非但有织机之多，织工之巧，且江水清澈，织锦洗涤后，文明更胜于初成，此后更命江水为锦江。高级丝织品计有锦绣篡组，绮罗绫段等种，更以黄茧丝为名产。

孙权在江东立国，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有显著的成效。公元240年吴王孙权命令“当农桑时扰民者，举正以闻”[13]《吴志》“孙权传”，公元259年孙休提出“当由士民之赡，必须农桑”[14]《吴志》“孙休传”；公元264年孙皓继位，华霰霾建议政府必须“暂息众役，专习农桑”[15]《吴志》“陆檄传”。当陆逊到海昌（今浙江海宁）任屯田都尉时，他“劝督农桑”[16]《吴志》“陆逊传”。使长江中下游的经济，较东汉时有所发展，这也与东汉末年中原和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有关，他们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改进。

在吴建国期间，屡次号召发展蚕桑。吴国的势力继承两汉的余绪一直延伸到日南郡。左思《吴都赋》“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当时吴国的势力范围一直到日南（今越南），“八蚕之绵”可能是该地贡献上来的多化性蚕丝绵，这是不能缫丝织绸的，以细软著称。

吴在三国中，可能是丝织技术较差的。国内所需的锦大部分从蜀国买来，“江东历代尚未有锦”[17]山谦之《丹阳记》，“吴所织如意、虎头、连壁等锦，来至洛邑，亦皆不恶”[18]张澍《蜀典·魏文部论》，故从《吴都赋》中只提到“乡贡八蚕之绵”，大概从吴国所属地区的茧质来说，适于生产一些质地较菲薄的绢、缯之类。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的蚕业

1 蚕业概况

公元265年，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司马氏虽然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在完成国家统一事业上作出了成绩，在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八王混战，人民颠沛流离，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起来反抗司马氏的统治，316年西晋王朝灭亡。在此后的139多年期间，黄河流域则由少数民族的豪酋各自独立称王，先后陷于二十几个地方政权的争战之中，所谓十六国时期，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人皆疏散”，“千里无烟”的惨景。直至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才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的局面。

北魏至明帝时（409年）已非常重视农桑生产，采取屯田，计口授田，劝课农桑等措施，使农桑生产在北魏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原来的畜牧业比重相应地逐步降低。在整个北魏统治时期的一百多年间，差不多始终贯彻着恢复和发展农桑生产的政策，贾思勰（xie）写的《齐民要术》至今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农业百科全书，它的产生是与北魏的时代环境分不开的，其中有一卷专论种桑柘，收入前代的蚕桑科技成就以及当代的生产经验，想必在指导当时的蚕桑生产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北魏的重视农桑，对后来的东西魏（534～556）、北齐（550～577）、北周（557～581），甚至隋、唐也有相当的影响。

西晋对农业土地的生产和分配，采用占田制和户调，北魏将这一套制度整个承袭了下来，并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而采取计口授田，虽然统治者有严重剥削的一面，但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收到比较良好的效果。继北魏之后，北方又相继建设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是为北朝。

与此相平行地进行着的是，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被推为晋王，建立起东晋王朝，统治着长江流域，这是百多年来相对地比较安定的地方，此时，经济和文化较前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统治集团政治腐败和各地藩镇割据，公元420年被刘裕所灭，由刘氏建立起宋王朝，以后刘宋又相继为齐、梁、陈王朝所代替，是为南朝。

我国蚕业生产在这300余年间，无论在产茧量、蚕业地区，还是在丝绸品种以及丝绸贸易方面，都起着急剧的变化。

左思《魏都赋》描写出曹魏时河北的清河、房子、朝歌盛产绵纩和罗绮，并与河南襄邑的锦绣相媲美，这也反映了两晋初在两河平原仍是主要的蚕丝产区，又钜鹿，清河以北的赵郡、中山和常山等处所产的缣也很有名[19]《初学记》卷29“绢”第九引“晋令”。陕西的蚕桑仍很旺盛，关中平原“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20]潘发仁《西征赋》。

当北方流离期间，太行山以东的蚕业有了新的发展，河北的冀州和定州，北魏政府一年内的征绢额达30万匹以上，认为“国之资储”，“唯借河北”[21]《北史》卷17“常山王遵传”。所以《齐民要术》上提到自河以北，大户所收的桑椹在百石以上，小户也可收到数十斛。到了稍后的北齐，这里的丝织品更加精良，“河北妇人织红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22]《颜氏家训》“治家篇”，在统治区域内，山西的司（今大同）、秦（今永济），河北的冀（今冀县）、定（今定县）、相（今临漳），陕西的雍（今西安）、华（今华县），河南的洛（今洛阳）、怀（今沁阳县）、兖（yan，今滑县）、陕（今陕县），山东的青（今益都）、齐（今齐南）、济（今长清县）、东兖（今旧滋阳县）等，处在黄河流域的15个州，以及豫、徐、东徐、南徐等处在较南的地区，都要交纳绵和丝绸，可见当时主要蚕区大致与前代相仿。

北齐政府也重视蚕桑生产，河清三年（564）下令：“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桑蚕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23]《隋书》“食货志”。

北燕在冯跋统治时期（409～428），也奖励蚕桑的发展，下诏书说：“桑柘之生，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在大凌河流域种桑，比原来蚕区的北限平城更为北进了。

慕容魔于公元307年在辽河两岸自称大单于，为前燕建国打下了基础，那时他曾想在这一带发展蚕业，“先是辽川无桑，及（慕容）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吴来”[24]《晋书》卷124“慕容宝传”，平川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一带，说明江浙的桑品种到北方移植成功。待至慕容銧（337～370）正式建立前燕国时，他曾“躬巡郡县，功课农桑”[25]《前燕录》。，直到公元370年前燕亡于秦前后，这里还有桑树的栽种，“晃之迁于龙城，植桑为社主。及秦亡燕，大风吹拔后，数年度，社处有二处生焉”[26]《后燕录》，可是，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了。

处在西北的甘肃，在三国曹魏时就开始经营蚕业，延至西晋末年，司马保为刘曜所攻向西迁徙，一直到桑城[27]《晋书》卷103“刘曜载记”，地以桑名，说明桑树的种植较多，桑树在今甘肃临洮县境。嘉岭关壁画上有不少蚕茧、绢帛、丝束以及少数民族妇女在树下作采撷状的采桑画像，证明西晋时河西地区，蚕业已是农业的一部分了。

北朝时，蚕业已扩展到新疆，“于田城东三十里，……土宜五谷并桑麻”，“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28]《北史》“魏书·西域传”。高昌国也“宜蚕”[29]《隋书》“西域”；《北史》“西域传·高昌国”，可能新疆是新发展地区，缫丝的技术还没有掌握，生产的蚕茧主要用于丝绵制作。

当北方处于战火满天的长期岁月中时，长江以南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中，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到南方，经历孙吴、东晋和南朝劳动人民的辛勤垦殖和经营，蚕业生产欣欣向荣，以致“荆城跨南楚之富，杨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0]《宋书》卷54“传论”。如“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苧，各尽其方”[31]《宋书》卷5“文帝纪”，又“旧巷绿藩，必树桑柘”[32]《宋书》卷42“周朗传”。“孝武（454～464）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

梁时，浙江东部山区开始发展蚕桑生产，如公元498年沈瑀为建德县令时“教民一丁种十五株，女丁半之”[33]《晋书》“食货志”，可见当时南朝的粮食生产已超过北朝，而纺织业仍较北朝为逊。

处于汉中的两湖，也在发展蚕业，如在西晋时，“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34]《吴越钱氏志》卷23“志余”。“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35]《宋书》“周郎传”。南齐时，王嶷（yi）为“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南蛮资费三百万，布万匹，绵千斤，绢三百匹，近代莫比也”[36]陶潜“拟古诗”，则说明两湖和江西有一定水平的蚕丝生产。南朝梁天监六年（507）时，孙谦为零陵太守，“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37]陶潜“田居诗”。

处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仍保持着蚕丝生产的传统。巴地“桑、麻、蚕、……皆纳贡之”，蜀地有“锦、绣、桑，……之饶，故多斑采文章”，“成都江水濯锦则鲜明”[38]《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

地处今云南的永昌郡，亦有“桑、蚕、绵、绢、采帛、文绣”[39]《梁书》卷53“良史”。晋诗“绵州歌”中说，“织明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元武”，都表明西南蚕织业之盛。

新疆蚕丝业始于公元3～4世纪。尼雅遗址中曾发现蛾口茧一颗，时间最迟不晚于4世纪；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有“建初十四年（418）严福愿赁蚕桑券”和“赁叁簿蚕桑”的记载。哈拉和卓1999年出土的“某家失火烧损财物表”中有“蚕种十薄、绵十两、绵经纬二斤、绢姬（机）一具”等物品的记录。另在“高昌永康十年（475）用绵作锦绦线文书”中记载有：“须绵三斤，作锦绦”。其它出土的文书中有丘慈锦、疏勒锦、高昌所作丘慈锦等记载，说明当时新疆地区的尼雅（今民丰）、丘慈（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和高昌（今吐鲁番）等地已经有蚕丝生产了。

2 蚕业技术

2.1 栽桑技术

北魏规定每一男丁所分给的1.33 hm2桑田，限令种桑50株，作为私人产业可以传给子孙，对发展蚕业是有促进作用的。《齐民要术》上记载着的栽桑技术，比之前代进步和详尽得多。

（1）桑种和培苗

有女桑、檿桑、荆桑、地桑、黑鲁桑、黄鲁桑等名称，并认识其中的优良种是黑鲁桑，直至近代，黑鲁桑仍不失为山东的主要桑品种，女桑指矮小的桑树，地桑是低干桑。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檿桑据作者考证，乃是今所称的柞树。

播种法是收取桑椹后，在水中淘洗种子，干燥后，散播在湿润的畦上，经常锄尽杂草，到明年春季即可移栽。

柘叶亦作为蚕的饲料之一。种柘时，先耕熟土地，将柘子散播，勤拔杂草。

另一种是压条育苗法。在一、二月把桑树下部的枝条下压着地，待条上生叶高数寸时，即用燥土将条埋入，让其发根，到翌年正月切断为苗，待后栽种。压条苗的生长较实生苗快速，因此，仅在不能压条的情况下，才采用种子播种法。

（2）栽桑

不论实生苗或压条苗，都以正月栽种为最好，二月次之，三月较差，株行距各为五尺，间作绿豆和小豆，在二、三年间概不采叶，以免影响幼桑的生长发育。待幼桑枝干长成手臂样粗时，然后移栽定植。十步（六尺为步）一株，对角线栽种，稀植的目的是为了要间作禾豆，既收获了豆类，又肥了桑地。甚至在桑树四周一步处撒插芜菁子，收割后在地上任猪取食，增加桑地有机质肥料，对疏松土壤的效果较之用牛翻耕更好。

对栽好所有树木，其中包括桑树在内的共同经验是：“欲记其阴阳，不令转易（阴阳易位是难生，少小栽者不烦记），大树髡（kun）之（不髡，风摇即死），小则不髡。先为涤坑，内树讫，以水沃之，盖上令如薄泥，东西南北摇之良久（摇则泥入根间，无不活者，不摇根虚多死，其小树则不烦尔），然后下土坚筑（近上三寸不筑，取其柔润也），时时溉灌，常令润滑（每浇水尽，则已燥土覆之，覆则保泽，不然则干涸）。埋之欲涤，忽令挠动。风栽树讫，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觚突”《齐民要术》。

（3）条叶的收获和修剪

养成的乔木桑，在冬季进行修砍，最迟不过二月，以免伤流而损伤树势和减少产叶量。对不同桑树的修砍标准是：繁盛的多修，枝少的少修。秋条虽然多砍可以促使春条茂盛，但应避免在日中进行，而冬春修砍则不受时间的限制。采春叶要在早晚进行，对每一枝条的叶必须采尽，免得多发侧枝（鸡脚）。秋叶必须在以后将砍去的条上采摘，并且不能多采以损桑条。从此可见，迄至6世纪前期，我国北方饲养二化性蚕（春蚕经夏蚕后才至秋蚕）仍是非常普遍的。

南朝的桑树也多乔木桑，采桑时必须“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40]佚名诗“采桑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