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玲

(滁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皖东特指今安徽省滁州市，以山水秀美著称，前来这里游赏的文人政客们络绎不绝，并都留下了精彩纷呈的石刻。皖东地区的古石刻，有摩崖、碑刻两类，经过漫长岁月的风雨侵蚀，至今尚可辨认的仍有200多块。皖东石刻时间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游览纪胜、题名记事、记功颂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和史料价值。同时，石刻字体多样，包括篆、隶、楷、草、行，书法精妙绝伦，既有南方法帖风采，又有北方碑刻风趣，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

一 皖东石刻的基本情况

皖东石刻以琅琊山石刻为主要代表，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留存就将近200方，主要集中在醉翁亭景区、琅琊寺景区和丰乐亭景区。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重游琅琊山时，见“山上下宋元人游历名记，剥落之余，尚隐隐数百处，念此久远之物，遂谋遍拓之”[1]。此外，在关山清流关、鸡爪山重熙洞、龙蟠山龙蟠寺、黄草洼幽栖寺等处还留存不少石刻。

琅琊山上有六段唐刻是至今保存最早的摩崖石刻，实属山中珍宝。它们在琅琊寺无梁殿东约两百米的石崖上，其中诗刻三段，分别是唐滁州刺史李幼卿、殿中仕御史皇甫曾与云南监察御史柳遂同作和柳遂的四首五言律诗，另外还有纪游题名石刻三段。琅琊寺大雄宝殿石壁上的唐吴道子《观自在菩萨》像碑，线条流畅爽利，形象逼真，“眉目津津向人欲语”。

宋代是琅琊山石刻发展的高峰时期。醉翁亭宝宋斋内保存着名垂千古的《醉翁亭记》碑刻，碑高236厘米，宽90厘米，字长11厘米见方，此碑历经沧桑，残毁严重，面貌已斑驳不全。上世纪80年代，重刻新碑传世，与原碑并立，实在让人欢欣不已。刘汝言访继诠题刻、滁知州杜符卿谒继诠诗题刻、王古呈方锐诗题刻等都是众多前来修禅拜谒者留下的记游题刻。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知州辛弃疾于雪后游琅琊，题刻石壁，辛弃疾题刻，目前所知世上仅此一方，可惜字今已漫灭。在丰乐亭南巨石上有汉蒙两种文字同刻的元代“与民同乐”摩崖题刻，是滁州境内唯一一块元代摩崖。

明代的琅琊山石刻又有很大发展，数量增多，南京太仆寺官员留下来很多游记题名石刻。明弘治间陈大章纪游题刻，嘉靖间京山马乾元醉翁亭，丰乐亭摩崖题刻，黄廷用摩崖题刻，郑大同“濯缨”摩崖题刻以及王邦瑞摩崖题刻等都不乏诗文佳作，展现了他们情趣高雅的风貌和深厚的书法功力。刘秉仁、吴遵、李敏、欧阳昱同年在同一地方分别作了《游琅琊山寺》《登琅琊绝顶歌》为题的四方诗刻。尹梦璧作《重浚酿泉七律》碑刻，文翔凤又作《让泉次韵》碑刻，对于重修疏浚的泉水，一泉两称，由来已久。石玺《琅琊山植木记》是琅琊山留存的唯一有关山林植树的碑文，文章隽雅，得到了丁玲、方令儒的赞赏。

清代李嵩阳为琅琊山欧梅做“花中巢许”题刻，撰《鹿瑞亭记》碑刻。知州王赐魁为“让泉”立碑，在古梅亭南门院墙上题刻“翠积清香”，与明朝吴兴尹梦壁“寒流疏影”题刻相对，可谓珠联璧合。琅琊寺祇园有民国巨型摩崖石刻，摩崖上所刻“南谯灵光”“云荒石老”“南无阿弥陀佛”“云山之友”，常使游人驻足，让人赞叹不已。

除琅琊山摩崖石刻与碑刻之外，琅琊山景区周围的其他地方还保存着一些石刻遗迹。滁州城郊鸡爪山重熙洞洞口石壁上刻有“万历丁丑仲夏省祭官邵富督工重建”的石刻文字。洞内有明祝世禄所题并书“一窍天”碑刻和“重修重熙洞、旷览亭记”残碑[2]。位于滁城西南的龙蟠山龙蟠寺后山坡上有北宋摩崖石刻群，多为名人记游。“洞中石刻最奇古，岁久字画半灭磨。”龙蟠寺后的偃月洞周围有绍兴十九年(1149年)滁州郡守魏安行重建龙蟠寺题刻、宋绍圣四年(1097年)知州曾肇的题洞名石刻和题刻诗、沈铢等人题名石刻、刘焘游琅琊山记游题刻等。其中，沈铢等人题名石刻，宽40厘米、高50厘米，虽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清晰可认。关山古清流关的拱形关洞东西门额上，各嵌有石刻“古清流关”“金陵锁钥”4个大字，另有两块明崇祯元年刘文耀所撰“增建关圈并修路碑记”碑铭。另外，皖东地区内还发现有清乌衣浮桥碑、清乌衣同善堂碑、清“奉道宪示禁碑记”碑刻，其中清乌衣浮桥碑是滁州市境仅存一块记载桥梁的碑刻。

凤阳明皇陵内有朱元璋亲撰的御制皇陵碑刻和无字碑，始建于洪武八年(1375年)的明中都鼓楼门额上有朱元璋亲书的"万世根本”四个大字，雄浑凝重、气象威严。凤阳狼巷迷谷景区的禅窟寺，寺名为苏轼题写，是“参禅旁窟居”之意。

皖东石刻可谓数量之多，题刻者之众，书体之完备，与皖东自然山水浑然一体，汇为大观。由于年代久远，风化雨淋，石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目前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推进石刻的保护工作。

二 皖东石刻的主要价值

(一)历史文献价值——皖东地区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记录

皖东石刻不仅是皖东地区山水名胜的描写记录，也是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它是滁州地区历史的再现，是区域历史社会生活变迁的真实反映。

皖东石刻有的描绘山水美景，有的记游名胜。明代盛汝谦诗刻“君不见琅琊石上松，碧潭倒影吐孤琮。百尺藤萝仍去住，满山红紫孰朋从。……”描写了琅琊山著名风光石上松的美景。《琅琊山志》载：“石上松在归云洞南，古称六朝松，产自悬崖石上，嘉靖盛汝谦留记。今松仍有，颇奇。”[3]明代吴遵《登琅琊绝顶歌》的题诗碑刻“琅琊之峰千仞高，长松入云翻翠涛。岂无仙子驾黄鹤，时有天风吹白袍”与“烟光树色互氤氲，万壑千岩路不分。望日俨临沧海峤，御风如见碧霞君。”[4]描绘了登临琅琊山所见的美景和如入仙境、怡然畅神之感。宋钱公辅摩崖题刻“观月于晓光亭，宿了了亭。诘朝，西观琅琊洞，饮寒泉井，煮茶而还。又明日，往观广照上人之塔，由南岭路以归”，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一些山水风光景色和古人游览山水的情景。而有些至今荡然无存的胜迹，只能从这些文字中得到弥补。

凤阳明皇陵的“御制皇陵碑”，碑文长达1105字，简述了朱元璋出身经历与开创江山的过程。此碑的历史价值重大，是研究朱元璋与元末明初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罗复《皆春亭记》、秦致恭《重修醉翁亭记》、萧崇业《游醉翁亭记》、叶向高《重修醉翁丰乐亭记》和冯若愚《宝宋斋记》，这些都是研究醉翁亭布局营建变迁的真实资料。薛时雨《重修醉翁亭记》、熊祖诒《重修丰乐醉翁二亭、立二贤堂、王欧二公祠祭田记》都印证了重修的历史，是珍贵的史料。焦竑撰《琅琊寺悟经台记》碑刻、叶玉森撰《重修琅琊山开化寺藏经楼记》碑刻都记录了琅琊寺营建的历史。皖东石刻对地区景观和佛寺的兴建、营造的记述，不仅能让人了解不同时期的景观建造和佛教发展状况，从中还能反映出滁州当时的治理情况和百姓的社会生活现状。

可以说，皖东石刻呈现出一幅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弥补了史书记录不足，对编写有关地方史和山志县有重要价值。

(二)文化价值——丰富了皖东地区的文化内涵

皖东石刻不仅写景记游，而且很多石刻中都表达了古代文人政客游览山水时的感受和体悟，反映了古人的山水审美情趣和经验。明代王鹤等人的摩崖题刻“俗虑从今释，闲情自此陶”，抒发了山水之美可以涤荡心灵，怡然自得的审美感受。“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追随欧公的足迹，醉意于滁州的自然山水之中，体现出一种骚人墨客的醉乐文化。欧阳修感悟到的不仅是“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的山水之乐，更是“醉能同其乐”的醉意之乐、与民同乐。黄艺五的“山水之间”和 章家琮的“酒国春长”砖雕题字，点明醉意在山水之间。沈思孝《解酲阁记》碑刻“醒之为乐，乐于醉也”，陶醉自然而心明智清。这是古代文人们醉乐于山水之美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

《醉翁亭记》石刻的广泛传拓，使醉翁亭进一步成为山水人文胜迹，享有“天下第一亭”的美誉。除《醉翁亭记》碑刻之外，《丰乐亭记》碑刻、《揽秀亭记》碑刻、《毕春亭记》碑刻、《三友亭记》碑刻、《瑞鹿亭记》碑刻等都记录了琅琊山建亭的历史，可见，滁州亭子众多，亭亭相望，美妙多姿，与自然相融合，互映生辉。正如明代章焕在《翠微亭》和《揽秀亭》中各写道的，“行行上翠微，忽与群峰遇。回首白云重，不识来时路”“千岩各竞秀，紫翠日万状。一揽纳虚亭，空中成色相”[5]。游人登亭观景，怡然自得，体现出了滁州特色的亭文化。

皖东石刻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在历史积淀中不断给城市赋予丰厚的文化内容，蕴含了滁州深厚的人文内涵，提升了滁州的城市历史文化品位。

(三)书法艺术价值——反映出较高的书写水准和社会风貌

“一从文字勒石坚，至今草木争光妍。”[6]皖东石刻向世人展示了唐以来的名人书家的真迹，书体楷行草隶篆体兼备，构成了千姿百态、精彩绝伦的艺术大观，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审美价值。

唐代李幼卿的诗刻，是宝应寺(琅琊寺前身)开创时期的产物，尤为可贵。石刻书法为隶书体，长60厘米，宽38厘米，字大2.5厘米见方。字形工整略扁，笔画遒劲，古朴自如，是一幅布局谨严、气势雄浑的唐隶佳作。与李幼卿诗刻于一处的其余五段为楷书，风格迥异。皇甫曾和柳遂的诗刻《题摽上房》，精巧工整，笔划圆润自然。赵元阳、刘约、卢弘宣题名布局疏朗，端庄和谐，筋骨峻挺。钱可復元和十五年题刻字形细劲挺拔，用笔精到，给人平心静气之感。周况、钱可復题刻用笔厚重有力，朴茂峻整，体现了唐代民间书法率意求真的楷书风貌。位于琅琊寺内濯缨泉东侧石壁上有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的《庶子泉铭》题刻，此刻石虽已残损，但其卓绝的书法艺术仍令人钦慕。北宋王宇備的《阳冰篆》诗曰：“泠泠庶子泉，落落阳冰笔。云气势崩垂，龙蛇互蟠曲……模印遍华夷，流传耀缃帙。”[7]欧阳修也指出过《庶子泉铭》的审美价值，并亲自去山中探访，得李阳冰所书的18个篆字，如获至宝，作《石篆诗》记之。

《醉翁亭记碑》是北宋元佑年间传世的珍品，是极为珍贵的“欧文苏字”。苏轼的楷书书体端庄，敦厚遒劲，锋藏力出，雄健奔放，神韵飘逸。宋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杜符卿在滁州到任当年便揽胜题书刻于石崖上，题刻为正楷体，字大17厘米，体势宽博，敦厚稳健，遒劲圆浑，富有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的韵味。次年，杜符卿又题一首谒继诠诗，诗刻为隶书，横、撇、捺加重，端庄秀雅，高古奇姿，风格极为独特。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滁州知县王璆等人和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郡守丁介等人的隶书石刻，都属精妙之作，其书体隽逸超脱，朴茂高古，流利圆劲。淳熙五年的“二贤堂”三隶字和“醉翁亭”三篆字等也都足以说明篆隶之书在当时所占的地位和影响。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黄廷用的琅琊寺摩崖石刻和醉翁亭摩崖石刻皆为行书，有宋黄庭坚笔意，笔画雄健而俏丽，圆转而挺劲，其结构内紧外松，体势多纵长，有古雅天真、飘逸舒展的韵趣，全篇刻字上下呼应，左右顾盼，从中可窥见书家的性情，刻石书法与洒然自若的诗文完美统一。位于琅琊寺内大雄宝殿殿后墙壁上的两处胡杰的题刻《饮庶子泉碑》和《三友亭记碑》，皆为草书，体势皆是从“二王”草书中来，行笔流畅连贯，字迹飘逸秀美却不失规整严谨。天启元年(1621年)，吴兴尹梦壁的《重浚酿泉七律碑》刻石书法为行书，用笔宽松，笔意丰富，贯气自如，一派风流姿媚，雅秀和悦的韵味。

清顺治九年(1652年)，李嵩阳为欧梅作题刻“花中巢许”四个大字，字体为行楷笔意，用笔流畅，点画圆润丰满，气势雄阔中见柔婉美观之态。又有江南学政张鹏翮为欧梅所作题刻，题刻为行书，有二王笔意，用笔精到，劲健圆融，秀美妍雅。光绪七年(1881年)，全椒薛时雨撰《重修醉翁亭记》碑刻，状元黄思永书丹。碑刻为楷体，有“欧体”笔意，笔力劲健，骨硬肉丰，结构严谨，布局疏朗，有简劲平和、风姿秀雅之韵。

皖东石刻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记录了滁州自然和人文于一体的山水名胜和城市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滁州的山水文化。它是形式多样、价值巨大的资料宝库，为研究皖东地区历史、政治、文化和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石刻文献。皖东石刻如同镶嵌在皖东山水间的颗颗明珠，散发着璀璨的光辉，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