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锋，邓志勇

（1.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93；2.南昌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99）

自从索绪尔将语言分为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后，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集中研究的都是语言自身的意义、逻辑结构和使用规则，即语言的内部问题，而忽略了对言语（日常语言）的研究。然而，随着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和“意义即使用”观点的提出，日常语言哲学家们开始关注和研究日常使用中的语言（即言语），其中的代表人物奥斯汀和塞尔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看作行为，提出了以言指事（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看作行为与西方修辞学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象征行为（language as a symbolic action）、用语言去劝说听众、用符号（即语言）去诱发听众的合作等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将从西方修辞学的视角来透视言语行为理论，旨在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言语行为的本质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更好地发挥言语行为理论对人际交流的指导意义。

一、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涉及物理、生理、心理等多个领域，为了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提出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标志着人们对语言的全新认识。语言和言语又是紧密相连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