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文，张 军

（1.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2；2.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进程的有序推进，使城乡人口水平空间上的流速持续增快、城乡元素交互流动状态甚为活跃。然而，由于受到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农村人口迁出率提高、二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弱化等现象日益严重，村庄碎片化、地域空心化等趋势也渐趋明显。另外，市场经济理念和理性化交往原则对乡村社会诸多领域的侵蚀日趋严重，并由此引致农村社会底层生态产生了重大转向，如人际关系属性从感性化转向理性化、交往方式从非正式化转向正式化、交往理念从互助共享转向精于算计……正是在此情势之下，村民间的“守望相助”“温情脉脉”之感逐渐消隐，疏远化、离心化趋向愈加显现。这一切“破败、残缺、暗淡”的农村社会生活片段似乎印证了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言“农民的终结”［1］的客观事实，抑或深刻体认了李培林所称“村落的终结”［2］的前瞻洞见。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在另一个镜像中我们可窥视到异样情境：北京社区中的“浙江村”“河南村”；高校社团里的“老乡会”“同学会”；海外城市中的“华侨区”“唐人街”等等，不胜枚举。毫无疑义，这两种巨大反差画面的共存，必然会促使我们生发出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这一切何以可能？应该说，社会记忆之功能或价值的被发现和再审视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省思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