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梅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与哲学结缘

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

——季羡林

曾经有人问过任继愈先生，当初为什么选择哲学这个专业，任先生回答说：“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实际上包含了他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的最深体会。

任继愈从小就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气，而哲学的特性也恰恰在于寻根究底。在自选集《竹影集》里，他说道：“我喜欢追问一些东西，问到底。我小时候看小孩玩，看蚂蚁在砖上爬，我就把那块砖拿起来，看那个蚂蚁在砖背面怎么不掉下来？寻思它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头晕之类……喜欢想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

他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但每次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总要想清楚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满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认为，搞哲学最忌人云亦云，而要敢于怀疑，主动怀疑。这在后来也成为他治学的重要的原则之一，即从第一手材料入手，反复研究直到吃透弄懂，再发表自己的见解，绝不跟在人家的屁股后边走。也许正因为持有如此山一般不可动摇的治学原则，才有其日后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与成就。

任继愈出生于1916年，整个社会时局动荡。从哲学史上看，乱世往往也容易形成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的局面，而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很显然就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的历史时段。社会上流行着各种所谓的“主义”，报刊上也不断地进行着各种问题的论战，比如人生观问题、中国文化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等的讨论。任继愈从小就喜欢玄想，喜欢抽象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活着”“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与那个时代的影响也有关系。

1934年，任继愈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下，选择读哲学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年轻的任继愈坚持了下来。

任继愈最终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与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理解的加深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2006年5月19日，中央台《大家》栏目的主持人曲向东在采访任继愈先生时曾经问道，当时到底是什么因素触动他去从事哲学研究。任继愈先生回答说：“当时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许多老百姓都没念过书，文盲很多，而且大多很穷困。但当这些百姓意识到国家要亡，要当亡国奴了，他们便受不了了。当时打仗的壮丁不都是自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懂得亡国就要做亡国奴的道理后，最勇敢的便是他们。他们什么事儿都奋不顾身，出力、出钱，支持抗战，成为主力军，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任继愈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应该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有一种使命感。对于自己来说，人生的价值和幸福都将体现在这个目标上。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具体体现吧”。

哲学是研究人生根本问题的学问，是古人所谓安身立命的“身心性命之学”，在西方便是哲人们讨论的所谓“终极关怀”的一门学问。任继愈认为，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哲学存在的重要性就是它需要回答人生的根本问题，比如人的生存、人的本质、人的目的、人的价值，以及人的生死等虽然抽象却是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家要解答的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但却是最容易引起困惑的那些问题。在任继愈看来，哲学不可以回避，光是空谈抽象的思维，哪是第一性、哪是第二性这些问题，有时无法和现实发生联系，对现实没有任何的帮助。任继愈认为，人活着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哲学放手不管这个，宗教就要来管，来负起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那么哲学或许已经开始失职。哲学光是在逻辑思维里打转是不行的，再细再严谨也不能表示一个哲学家多么高明，也许只能表示出他的无能。对此，任继愈提到了董仲舒，他说董仲舒的理论影响了汉代好几百年，直到现在很多人还在用他的思想框架进行研究，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思想，到现在仍然指导着中医诊脉开方子。在任继愈的眼里，外国流行的照搬过来未必能持久，而只有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最持久的。任继愈又提到朱熹，朱熹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哲学就不是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而是相当实在的有生命力的内容，既有高度凝练的哲理化又能与现实日常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任继愈认为，现在就缺少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能够影响世界，甚至影响未来的哲学家。仅仅抽象而谈，看上去高高在上，但是悬空着，不关身心性命之学，不回应现实问题，也就不会有生命。

深邃的哲学眼光

哲学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任继愈认为，原始社会没有哲学，只有宗教。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分工出现了，一部分人有了空闲时间来从事精神创造，开始出现文化产品，哲学也就慢慢从宗教中分化出来。世界上各种流派的哲学都产生在奴隶社会，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古希伯来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都处于封建时期。此后，中国才开始慢慢摆脱封建社会的牢笼，以极其微弱的步伐向着现代化迈进。任继愈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形成、发展及其成熟和精彩的登场，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进行的。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发展完备，与此对应的哲学体系也是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其他国家的古代哲学一样，经天纬地，包罗万象。

任继愈对中国封建社会哲学的把握可谓十分独到。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本来就与西方中世纪哲学的距离不太远，一直在干预实际生活，曾起到很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由于没有涤尽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比如说合理的物质要求没有得到合理的对待，个人的权利被忽视，科学技术不被重视等等。造成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一度背离。

但任继愈并非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哲学的“前景无限广阔”，我们有着前人所没有的机遇，也有着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关键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曾经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有时捧得它像神仙，有时又弃之如污泥，一脚踢开。这两种极端情况任继愈这一代人都曾经亲身经历过，所以这方面的体验就特别深刻。他认为，当世界上各种文化思潮以齐头并进之势涌进中国之时，我们不能躲避，更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站在自己文化的根子上去迎接这些思潮的到来，并对它们进行鉴别，以提高文化识别的能力。

任继愈对中国哲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西方哲学发展由混沌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这是21世纪的大致轮廓。我们中国哲学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沌和综合，而应以积极的态度融汇中西。但同时任继愈也提醒说，不要过早地乐观，因为现在社会要求的综合、整体是在几百年的精密分析与细致分工上的综合，远远不同于未经过分析的混沌状态。对此，任继愈以中医为例加以阐说。中医有着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是很有疗效的。但是中医如果要在21世纪取得长足的发展，甚至走向世界，肯定还需要经过现代生理学、解剖学、分析化学以及生物学的熏陶。只有把《黄帝内经》当中的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辩证施治的经验与现代医药科学相结合，并且用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为世界所接受，并为世界带来福祉。

任继愈指出，伟大的哲学体系若是没有系统而完备的思想资料，等于无米之炊。这从他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中便可窥一斑。任继愈用了很多精力从事佛教、儒教的资料整理工作，主编过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主编过《宗教词典》《中国佛教大辞典》《通藏提要》，还主编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佛教全集”。

任继愈认为，我们在建立新国家的同时也要建立新的哲学体系，我们这一代人积累资料，整理资料，是给后来人铺路，使后来人在我们铺的路上更好地前进。要像燕子衔泥般地下笨工夫，空喊口号不行，骂倒一切也不行。任继愈又总结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产生伟大的哲学体系，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头脑笨，不中用，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已有的文化成果所知甚少，资料不完备，无法进行总结，伟大的哲学体系是需要完备的资料来作强有力的后盾。

在古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任继愈认为，越是治古代史包括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越要关心当代的文化、思想和哲学历史。比如，哲学史上有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家，我们如果对眼前农民的处境、思想面貌游移不定、若明若暗，还侈谈千百年前农民的思想如何如何，岂不是乱发议论，而且又没有实际的效用。显然，任继愈的哲学思想一直都是指向现实的，是真正对人、对人生有好处、有帮助的哲学，而不是抽象哲思、远离生活的哲学。这对哲学界内外的人，无疑都是大有启发的。

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

任继愈先生对中国哲学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不单体现在他锐利的哲学洞见和眼光上，也体现在他的哲学成就上，比如说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这部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61年，是全国许多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五十多年来，这部教材对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新中国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

任继愈在哲学研究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人和事，在《中国哲学史》中他以一种公正的视角来衡量历史和哲学，尽量做到对哲学发展史的每一段都进行到位的观察和解读，以便让读者对中国哲学的渊源及其脉流有客观的了解与把握。其中，近代部分通过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哲学思想和大量的思想材料的分析，概括出令人信服的规律性的结论，即只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在对近代资产阶级兴起的两大思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之后，指出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代表的是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化的开明地主、官僚以及封建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基础便十分脆弱，他们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也极其薄弱，甚至是奄奄一息的，充满了软弱性，他们的唯物主义倾向和主张变化的观点终于没有踏上通向成功的道路。而以章炳麟、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多属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反改良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他们的阶级基础较之改良派要来得强一些，和封建上层势力的联系较少，因此，他们的革命性也较改良派来得强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哲学思想上倾向唯物主义，比较注重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充实自己的认识基础。不过，在本质上他们还存在先天的软弱性，即和人民大众的联系不强，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不能完全割断联系，因此在哲学上摆脱不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捆绑。

总之，该书对近代中国社会哲学的取向和各个阶级的哲学内蕴的深刻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在近代的发展走向与趋势。

以任继愈为首的编者们认为哲学史是一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他们指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各有贡献又各有局限，既不能贬低他们的历史功绩，又不能把后来的进步归功于他们。”这说明编者在书中要以这个准绳来评价每一位哲学家。譬如，编者提出要具体分析和客观对待董仲舒的历史地位——董仲舒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但当时的汉代地主阶级仍有余力，所以不能轻易认为这一思想体系是反动的，而应该从中挖掘出其积极的方面——将哲学家们放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年代去客观评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

同时，《中国哲学史》以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力图从哲学家的多方面言论中整理出其思想的基本动向。全书充分肯定了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理论斗争武器的机械唯物论、自然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步作用，并对之作了恰当的评价；当然它也没有一棒子打杀唯心主义，而是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甚至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

洪秀全用“皇上帝”对封建社会“四大绳索”的全面冲击和对封建压迫的控诉与反抗，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及反封建思想发展的高峰，所以评价洪秀全的思想首先得肯定这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史》也客观地指出洪秀全思想的局限性——洪秀全所代表的毕竟是农民阶级，具有无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因此无法产生科学的世界观并正确指导反封建运动的进行。

《中国哲学史》指出，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跟一般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有根本性的不同，他的思想是直接为劳动人民的革命需要而提出的，在革命战争中成长和发展，并直接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洪秀全的思想不能看作只是他个人的东西，而是集中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创造和智慧，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战斗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待洪秀全思想，挣脱了以往全盘否定的老套路，做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

《中国哲学史》还指出，龚自珍深受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是一名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但他却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唯心主义理学，又采取今文经学派的“微言大义”对当时社会的腐朽现象和黑暗面进行严厉的抨击。可以看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为他的政治改革服务的，因而具有开风气的积极意义。

在分析章炳麟的哲学思想时，《中国哲学史》提到章炳麟在革命高潮时期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反映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又指出这是由于章炳麟找不到取得革命胜利的真正物质力量，所以便错误地把主观唯心主义当成了激发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又过分看重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对章炳麟的主观唯心主义简单地予以否定，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哲学史》一直以来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它在结构的设计上也颇有独到之处。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大家不少，既要做到突出重点，又要兼顾全面，使全书篇章的编排和详略的设定具有一定难度。在这套书中，中国哲学史上每一时期的大思想家，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董仲舒、王弼、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等，基本上形成人物专题研究；同时亦兼顾全面性，对于一些不太重要但是思想上有所贡献的人物，也尽量包括进去了，像尹文、仲长统、吕才、刘知几等，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对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哲学是颇有裨益的。

不过，《中国哲学史》也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在一些细节的把握上，有时候难免出现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和结论。比如，王守道曾在《殷周之际宗教思想发生过巨大变革吗——与任继愈等同志商榷》 一文中提到，《中国哲学史》把殷人的天神归结为“自然的主宰”，把周人的天神归结为“社会的主宰”，以论证殷周之际发生过巨大的宗教变革，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外，金春峰在《一本较好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四册》 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对龚自珍、魏源思想的分析不够细致。在中国近代史上，龚、魏并称， 似乎两人的思想没有质的区别。而实际上，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时期，没有亲眼目睹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状，所以他的思想基本上不带有近代的特征。而魏源则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思想上的极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因而是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和许多论著一样，《中国哲学史》却没有突出这样的区分，似乎认为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思想和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的思想，两者是不存在本质的区别的，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鸦片战争在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上所起的深刻影响。

此外，由于篇幅的问题，《中国哲学史》对某些哲学思想体系内部包含着的矛盾的分析也不够深入。例如，对严复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形成、特点及其在严复思想中所占的比重的分析过于简略，缺乏应有的深度。又如，章炳麟早年在《馗书》中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及进化论思想，形成了自然观和认识论上的明确的机械唯物论观点，可为什么在主编《民报》的革命高潮时期，却转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阵营中去呢？对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也没有作深入的剖析和说明。

果敢的哲学预言

任继愈先生说，文化是个积累的过程，要迎接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高潮，必须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地积累。这是他对中国哲学作出的预见，包括中国哲学的定位是什么，中国哲学要做什么，中国哲学家要做什么，怎么做等重大的问题，等等。

任继愈曾在《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未来》 一文中提到文化发展的连续现象，他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原始蒙昧中摆脱出来，不断前进，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内容，由古朴到雕饰，由质到文。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有相似的轨迹。中国文化和哲学史已有几千年。真正的革命者要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吸收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而不能随意地割断历史。同样，哲学的发展也是有连续性的，也正是因为这个连续性，研究哲学史才有意义。

既然文化有连续现象，那么必然产生新旧文化积累的现象。任继愈以文学为例，认为文学史从《诗经》《楚辞》讲起，汉有汉赋，以后有骈文、五言诗、七言诗、律诗、词、曲，不断出现新的文学形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是有了五言诗就抛弃了赋，有了词曲，五言诗、七言诗就不再流行，有了古文就不要骈文。文体是越来越丰富的，后期包容了前期。哲学发展也是类似的现象。而正是由于这种积累现象，才使得中国哲学的内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益丰富。

任继愈曾经很坚决地表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在他看来，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还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屹立不倒。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整理和积累古代文献资料作为自己一生中的重大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孔子一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文献整理，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任继愈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

当有人问及任继愈先生是否觉得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时，任继愈先生非常干脆利落地说，还在几十年以后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对外国的东西还不十分了解。留学出去的人，他看见的是流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看来，任继愈对中国文化的进程相当了解，所以他才拥有如此自信的文化辨别力和如此清晰的哲学预见力。不管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会否如任继愈先生所说的那样达到繁荣和高潮，至少任继愈先生从他一生的哲学研究出发，并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以及国内的各种情势所做出的预见是很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