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

创造财富的来源是各生产要素的总和还是劳动，如何看待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如何界定其劳动价值，是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的主要理论分歧。不同分配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同利益，是劳资双方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既发挥企业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又体现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关系着所有人的利益，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大提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九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些都表明党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要求政府加强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一、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

作为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对经济学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的学术体系庞杂，但其独特性和开创性在于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创新”在熊彼特那里并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

（一）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创新”具体包含五种情况：一是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二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新的市场；四是发掘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五是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简言之，就是“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在熊彼特的概念里，“企业家”既包含“独立的”生意人，也包括公司“依附的”雇用人员，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还包括公司的大股东。虽然企业家与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与资本家不全然相同，因为企业家的职能在于“管理”，不构成专门的社会阶级，跟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等不同。①[美]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87、95、24-25、72页。企业家也不等于发明家，虽然小企业初期二者通常是合一的，但发明并不是企业家的职责，企业家兼发明家只是一种巧合。

为什么强调企业家创新而不是工人创新？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种难得的经济资源，具有特殊的资质。首先，企业家要能够在缺少数据和行动规则的前提下做出正确抉择，“彻底的准备工作，以及专门的知识、理解的广度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种情况下却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②[美]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87、95、24-25、72页。，所以企业家要有军事家一样的直觉和决断力；其次，企业家必须勇于挑战新事物，不让思想固化；最后，企业家要能克服社会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尤其是法律或政治上的障碍。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不是谁都能成为企业家，而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企业经营中的风险因素和变化因素更增加了企业家的工作难度。“即使从这种意义所说的‘领导’不动一个手指头，或不对生产作出任何直接的贡献，他仍然执行普通所说的间接劳动，完全就像，譬如说，一个看守人一样。更大的重要性似乎可以赋予另一个因素：这就在于对生产的方向、方法和数量作出决定。”③[美]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87、95、24-25、72页。

（二）企业家是使生产进入循环流转的推动者

为了论证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熊彼特先假定存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个家庭都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即收支相抵且长期不变，每个企业也都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即收入和成本正好相等，利润和利息均为零，整个经济也不存在非自愿的闲置资源。在这样一种静态均衡状态中，经理们只获得管理工资，整个经济在同一产出水平上不断循环，没有发展可言。实际上，经济体系中理想的均衡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过。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也不能说明伴随生产性革命出现的现象。为此，熊彼特引入“循环流转”的概念，因为“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④[美]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87、95、24-25、72页。。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使社会生产进入循环流转状态的推动者，因为只有企业家能看到创新活动能打破生产与需求的均衡状态，从而给他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于是拼命追求创新，并引起其他企业对他的效仿。这就打破了初始均衡，扩大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导致其价格上涨。为了支付更高的成本，企业家只好扩大对银行信贷的需求。这样一来，物价上涨，信贷扩张，推动经济上升，整个社会步入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信贷——创造购买力——企业家，是连贯的、关键的链条。“经营信贷”使企业家摆脱了阶级出身，“信用使得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继承的财产而独立行事；经济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够‘跨上负债而取得成功’”①[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但是如果没有创造购买力的环节，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量，未必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恰好出现在创新活动中。诚然，企业家在偿还银行债务后，在正常情况下，还有一个信贷余额，但在熊彼特看来，“这个信贷余额是从循环流转的购买力基金中抽取出来的”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如果说价值增殖来源于通货膨胀，则企业的亏损作何解释？在熊彼特看来，“如果企业家不能成功地生产出至少与贷款加利息等值的货物，这种损失就会经常发生”③[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由此，熊彼特推导出，“银行可能创造购买力的量度”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至于资本，“无非是一种杠杆，凭借着它，企业家可以使他所需要的具体商品受他的控制，无非是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生产方向的一种手段”⑤[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这是资本唯一的职能。对企业家创新而言，自然力、人力、机器、原材料同等重要，无法区别何者更为重要，而这些都是企业家的资本换来的，也就是说，“资本对应于商品世界”，其作用在于为企业家获取用以进行生产的手段。资本不直接参与生产，本身也不是“工作对象”，而是“担当一项在技术生产得以开始之前所必须完成的任务”。⑥[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然而，资本既非由特定的商品来构成，也非由一般的商品所构成，而是一笔“购买力基金”，被企业家用于支付创造新的购买力的职能。从银行家到企业家，完成了从现在的购买力到未来的购买力的交换。

（三）利润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新的组合的结果

通过考察成本开支和收入变化的多种情况，熊彼特得出结论，利润不过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新的组合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是属于劳务的那部分报酬，是按边际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其所以必须如此，则仅仅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恰恰是这种工资起着鼓励努力的作用”⑦[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最为荒谬的是，在熊彼特看来，不是企业家剥削了工人，而是工人剥削了企业家。由于“我们称之为利润的那一部分价值，以及数量与之相对应的那部分产品，不过是国民利得的一部分，理当平均分摊到有关的经济时期内其作用的一切劳动服务上去——假定这些劳动服务都是同质的，或者按照具体情况，依据劳动服务上任何可以识别的差异来分摊”⑧[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正常情况下工人不可能取得超过其产品的部分，如果他们获得了超额报偿，恰恰是因为某些其他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它的相应产品，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工人们所得到的额外支付，只是由于剥削了领导人，才成为可能”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熊彼特认为，他的这一发现对共产主义制度十分重要，因为哪怕把全部利润都给工人，从经济学意义上，利润也不会变为工资，利润“根本上是与经济制度中的领导职能相联系的”⑩[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123、127、127、129、130-131、161、162、163、164页。。也就是说，没有新的购买力需求被创造出来，利润就不存在，而这显然只与企业家有关，与工人无关。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跳跃向前的，企业家成批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抬高了物价，而新产品迅速找到市场并与老产品竞争，导致企业家偿还债务发生困难，造成破产和经济危机。上升和下降只是经济周期的单纯模式。如果考虑创新引发的各种从属现象，则经济周期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复苏和繁荣两个阶段都属于上升阶段，但造成上升的动力不同。创新活动只能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不会形成持续繁荣，因为创新活动的特征之一是它的不连续性。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二、熊彼特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歧

熊彼特生活的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他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美国的两次“复活”，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性力量”。他将马克思奉为先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认为马克思将人们的超理性渴望与时代的趋势编织在一起，“正如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自封为神的谦卑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亦只不过是在阐述历史辩证进程的逻辑”①[美]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秦传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这恰恰反映出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误解。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熊彼特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歧主要有三：一，是否存在剩余价值，二，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什么，三，如何看待企业家创新。

其一，熊彼特的“剩余价值”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内涵完全不同。熊彼特不排斥剩余价值的概念，但他理解的剩余价值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出来、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劳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所得要么是其劳动所得，要么是其土地收入，所谓“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根本不存在。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反对将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或直接等同；熊彼特将剩余价值分为企业家利润和代表“发展反应”的那些价值，有意无意把剩余价值论视为利润或准地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解开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一把钥匙；熊彼特的剩余价值论是证明企业家特殊贡献的“有力辩护”。

像马歇尔一样，熊彼特将企业家的收益称之为“准地租”。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贸易经济中，生产资料也不过是“暂时的项目”，“我们在哪里也都找不到它们的一个存量，似乎是以它们本身的资格在完成任何职能”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51、195、195、198-201页。。“如果我们假定土地的服务操在私人手中，那么，撇开垄断者不论，除了从事某种劳动或将土地服务提供生产之用的人以外，再没有人对产品有任何要求权。在这种条件下，在经济制度中就没有其他一类的人，尤其是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它的特征是拥有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消费品。”③[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51、195、195、198-201页。也就是说，在土地私有的条件下，企业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与产品分配直接相关，而企业家所得到的就是类似于土地所有者所得到的，并非来自对工人的盘剥，而没有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只是把资金投入到工厂中去的资本家，其收入来源于企业家利润，是“对利润的一种课税”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51、195、195、198-201页。。考虑到食利阶层与实业阶层的不同，熊彼特说道：“虽然利息是来自一定种类的剩余价值，但是却没有一种剩余价值本身就是利息。”⑤[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51、195、195、198-201页。企业家不是最初意义上的利息收受者，而是典型的利息支付者。⑥[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51、195、195、198-201页。

马克思认为，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因为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其二，熊彼特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认识完全不同。恩格斯对马克思如何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和严密的分析：“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可见，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说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劳动，而是从社会实践出发，结合资本运转的实际情况，既从价值产生的源头上，又从出现剩余价值的后果中，在观察和思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自己的学说。

反观熊彼特，对剩余价值含混其词，时而完全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时而将其称之为“利润”或“准地租”，认为其来源于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社会需求进行了重新组合，但“新组合”究竟如何使价值增殖则语焉不详。如果生产不能使价值增殖，那么按照熊彼特的理论，价值增殖（或贬值）产生在商业流通过程中，是对企业健全性的一种检查方法。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新的购买力的创造都会导致物价上涨，这就把金币内的黄金含量的价值提高到单位货币价值之上，从而引起货币暂时的并且是温和的膨胀。也就是说，价值增殖根源在于货币膨胀，财富只是虚拟地增加了，但是在这个虚拟的过程中资本家作为出资人、企业家作为运营者都分别获得了好处。这样，所谓“剩余价值”就从生产环节抽取出来，仅仅在金融和流通领域就得到了解释。这就是熊彼特引入“循环流转”概念的真意。

其三，熊彼特与马克思对企业家的作用评价不同。在熊彼特笔下，企业家被涂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企业家人格的支持，就会是无能为力和不现实的。”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0页。为什么这样说？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充当了生产与需求的“黏合剂”。一方面，企业家以其魄力借入贷款，使得资本进入到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企业家以其胆识决定投放方向，创造出大于供给的新需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米塞斯印迹”。米塞斯认为，在经济学意义上，企业家是如下一些人：特别热衷于调整生产适应预期的变化，以谋取利润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的眼光的人；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①[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夏道平译，第348、428-429页。“市场过程的推动力，既不是来自消费者，也不是来自于生产手段——土地、资本财和劳动的所有者，而是来自一些企业家。”②[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夏道平译，第348、428-429页。熊彼特追随着米塞斯的观点，充分肯定企业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结合货币市场进一步论证企业家的“推动力”。“对资本的需求，本身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因此，在货币市场上，有效的供给，不论它有多大，总是有限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没有任何确定的限界的有效需求。”③[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1、123页。当利率为零时，人们对购买力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这时没有人愿意实现创新，但是，只要有一点点企业家对信用的需求还存在，那么在利息率为零时，这个需求就不可能小于供给。信贷是为发展而生，为发展服务的。虽然信贷会造成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上涨，但这只是暂时的，当新的产品被生产出来，企业家一定会把它“归还给商品的蓄水池”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1、123页。。熊彼特对企业家不吝赞美之词，认为企业家不仅是需求的发现者，生产的组织者，同时在小企业创建的初期，他可能还是技术员，是各种灵感的发明者，而当企业运转良好后，靠借贷起家的企业家又是利息提供者。总之，是企业家把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消费者“黏合”在一起，通过发现和制造新需求开拓着自己的事业，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同时从客观上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企业家完全不同于享乐主义者，也不形成一个专门的阶级，因为创新能力是无法继承的，他们获得较高收入也理所应当。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却并不否认企业家、资本家的作用，这两者的职能在资本主义初期是合二为一的。首先，资本家的功能是对生产的管理、监督和协调，发挥这一职能的前提是拥有资本而不是相反。“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其次，采用各种手段，如使用新机器，或改变生产方式，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实现更多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是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手段的揭露，但并不否定资本家客观上对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所起到的创新和变革作用。个别资本家引进创新后，使个别商品的价值量低于社会上该商品的平均价值量，但仍按照该商品的平均价值量销售，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其他资本家则会竞相模仿，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创新在整个生产部门得以扩散，这是马克思对资本家创新过程的生动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最后，资本所有权与生产过程的完全分离，是资本家阶级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管理权限的下放，越来越多的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所从事的唯一业务变成了在交易所里投机，而企业的管理职能由领取薪水的高级雇员替代。这一事实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意味着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转向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具有了可能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与熊彼特毫无保留地赞颂企业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管理生产、引进创新的职能赋予了资本家，而一旦资本家脱离了这一职能，成为金融投机人，他在经济上就不仅多余，而且成为十足的祸害。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在资本主义初期，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势头时，他们在反封建、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等方面起着进步的作用，而当资本主义进入到生产与管理脱节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一致命缺陷就暴露无遗了。资产阶级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认为只有一种关系即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使金钱代表一切事物，代表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钱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正是出于对资产阶级本性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对资本家进行了入骨的批判，对一切类型的雇佣劳动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向钱看”是资本家的本质，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异化的必然结果。

三、熊彼特理论的现实意义与局限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企业家的创造精神，承认按要素分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创新可否被看成是复杂劳动，从而获得比工人的简单劳动更高的价值回报？按要素分配是否就是允许剥削，它与按劳分配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相对公平？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千差万别，创造的价值必然不同

熊彼特认为，古典经济学中劳动被区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和“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等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把劳动加以“领导劳动”和“被领导劳动”，以及“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的区分却十分必要。在熊彼特那里，企业家的概念比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要狭义得多，更接近“高级雇员”和“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劳动属于“领导劳动”和“独立劳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能为自身创造出自己的目的。相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马克思更常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但是，作为形形色色具体劳动的抽象化，马克思讲价值来源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千差万别的劳动被抽象之后形成的概念。

如何看待熊彼特所谓独立劳动与工资劳动，或者马克思所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值关系？按劳动时间作为核算尺度的说法，它们是等价的吗？或者承认独立劳动创造的价值高于工资劳动，复杂劳动大于简单劳动，将其依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换算？恩格斯在反驳杜林“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上完全等价是非常奇怪的”看法时指出，马克思说的等价不是指“绝对价值”，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通行的价值。由于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不是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同一的商品价值，而是高出几倍的价值的商品，这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似乎早已预料到有人会歪曲他的观点，因此专门作了一个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也就是说，“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8、218-219页。。熊彼特将企业家美化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者，无非是想表明其工作如建筑师一样为复杂劳动、脑力劳动、高级劳动，理应比推小车者即工人有更高的价值，恩格斯已经讲得很明白，劳动本身不能有任何价值，而劳动能力的价值只是体现于交换之中。在没有达到取消固定分工的社会主义之前，不同的劳动能力代表的价值不同，这是完全正常的。从事复杂劳动的企业家，其获得的薪水超过一般劳动者，也是完全正常的。杜林或熊彼特所不能理解的，正是任何真理都有适用范围的问题，所以他们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的分工视为永恒。恩格斯说，不同质的劳动之间量的比较，是通过固定分工的消灭而实现的。取消自发形成的货币，代之以劳动时间作为劳动计量的手段，前提是根本改变劳动关系。总有一天，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建筑师也要去推一段时间小车，推小车的也可以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这样他们的劳动时间就可以互换，而社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发展、保持和运用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至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区别，在私有制社会，熟练工的训练成本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费用由社会负担，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8、218-219页。

（二）按要素分配是基于混合所有制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补充

关于分配问题，熊彼特认为，用于生产组合的要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劳动提供的服务和土地提供的服务；所有货物都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决定其价值的是要素在每种产品中的边际效用；产品的生产决定产品的分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相应的产品收入。这里不存在价值创造，也不存在劳动价值被相对低估，所有产品的收入与投入生产的要素的价值相等，最后总要落入劳动和自然两种服务的供应者之手，这就是熊彼特的“归属理论”。熊彼特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他否认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的说法过分了，资本家很多时候与工人是合作的关系，“阶级合作……这是提高利润的运动，同样也是提高工资的运动，而在长时期内，它之加惠于无产阶级，确实比加惠于资本家为多”①[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1页。。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指的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后，按照各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但在混合所有制条件下不否认按要素分配的历史合理性。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理应成为分配方式的主体。然而，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要素分配作为分配方式的补充，也有存在的必要。一方面，分配制度必须与所有制相适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13年第22期。基于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原则只能是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不按劳分配不行，不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也不行，否则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创新积极性的调动。另一方面，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的所有制多种多样，相应地，分配形式也多种多样。当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时，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就是造成分配不公的直接原因。因此，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自然成为政府治理的重点。在“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方面，要确立市场调节机制为主、企业自主分配为辅、劳资双方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加强工会建设，推动企业工资协商制度的建立，推动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市场价格机制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核心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力度，着力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应不断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通过财政拨款提高失业者的职业技能，通过累进税制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不均的状况，通过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使群众得享发展成果，真正使民生成为政府第一要务，使劳资关系更加和谐。

（三）现实生产关系条件下做不到劳动与分配完全对等，但按劳分配是前进的方向

劳动创造价值，并不等于劳动必然占有全部价值，因为所谓“劳动创造价值”指的是创造价值的源头在于活的劳动，是就商品交换环节而言的，而占有多少价值和商品分配相关。马克思曾借用马尔萨斯的信徒卡泽诺夫的话来批评李嘉图，“商品的交换和商品的分配（工资、地租、利润）应当分开来考察……分配的规律不完全取决于同交换有关的那些规律”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而李嘉图把它搞混了。马克思进一步说，“工资和利润的相互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交换，——并不直接同商品交换的规律相符合”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7-8页。。利润与劳动究竟是什么关系？“利润（确切些说，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似乎与等价物即等量活劳动相交换的物化劳动，而是来源于在这个交换中没有被支付等价物而占有的那部分活劳动，来源于资本在这个虚假的交换中占有的无酬劳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7-8页。将劳动与分配完全对等，实际上“混淆了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支——19世纪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区别。以李嘉图学说为出发点、但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利用劳动价值论复活了洛克提出的劳动的自然法理论，将劳动看作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他们抓住了古典经济学无意中表述出来的矛盾，向古典经济学家指出，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资本不过是对工人的诈骗，劳动才是一切，因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③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当阿·瓦格纳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出“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的论断时，马克思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具有历史合法性，因为“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8页。。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不等于劳动的自然法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抽象地看问题，分配问题还是要从社会—历史角度辩证分析。

有学者认为，按要素分配包含了按劳分配，因为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我们不同意此种说法。马克思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4页。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们赖以建立的生产关系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这是毋庸回避的。按劳分配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从根本上排斥任何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剥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按要素分配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承认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认可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所有权取得相应收入和剩余产品的权利，因而也就允许所谓“剥削”的存在。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各尽所能，强调要给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劳动机会，重点在于尊重人和解放人，不同的人的等量劳动报酬是平等的；按要素分配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强调要素要有价格可流通，能够合理有效地配置到生产环节，重点在于尊重物权和资本权，从理论上相等的生产要素可以获得相等的报酬。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都在一方面体现了平等，另一方面体现了不平等。其实，不仅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即便在按劳分配中，要做到完全的平等也不可能。人们的劳动能力有差别，受教育程度有差别，所在的地域发展水平有差别，所处的行业和企业有差别，不可能实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按要素分配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只是历史发展阶段使然。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