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哲

六年摄影记者经历，让我学会用心去探寻，用镜头去记录。一次次或感动或感慨的采访经历，都驱使我按动快门，保存这份属于他们更属于我的瞬间。

采访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

“器官捐献”是《方圆》2017年10月下的一期封面选题。经杂志社领导部署，我和同事2017年9月21日前往北京友谊医院采访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

器官捐献，一直以来都是颇具争议的一件事情。有人认为，死后捐献器官是行善之举，也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也有人认为，捐献器官有悖伦理，违反传统。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器官捐献已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2014年，吴平正式成为友谊医院中的一员，拥有了除肝移植医生以外的第二个身份——器官捐献协调员。

“做起了器官协调员才知道，这活不好干，当医生是人家请求着我做事情，而协调员却是满地求着人家，让人家来同意捐献。但不做这工作又不行啊，没有肝源，病人们怎么办？”吴平坦陈。与国内器官捐献主要做“因病死亡”的情况不同，美国做“因伤死亡”的情况较多，因为意外死亡的健康身体是最理想的器官移植源。而国外的驾照不仅是开车的执照、身份的证明，也是一份自愿的器官捐献书。如果驾驶员遭遇交通事故，经医生诊断为脑死亡成立，医院便可进行对死者的器官捐献工作。然而在中国，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影响，刚刚起步的器官捐献工作采取了比西方更为严格的方针——一项捐献行为的实施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公民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一致同意，哪怕捐献者生前曾经在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因此，亲人家属的意见成了影响中国实际器官捐赠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首批人体器官协调员应运而生。

人体器官协调员吴平

来到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肝移植病区，走过病房，穿过医生办公区，来到工作人员休息区，一位医生脱下白大褂正在吃着盒饭，再往里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就是吴平的办公室。吴平转身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放在桌上，脱下白大褂和我们聊了许久。

经医院准许，我第一次走进手术室。在更衣室换上蓝色的手术服，戴上手术帽，经过消毒处理来到手术室外的走廊内。洁白的墙壁，金属的手术室门都让我想到“无菌”这两个字，手中拿着相机也不敢随便放置。吴平见状安慰我道：“没关系，只要别随便碰触正在做手术的东西就可以。”很不巧，我们没有赶上一台正在做的肝移植手术，但吴平还是在一间空的手术室中向我们介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责。我举起相机，拍下了当期《方圆》的封面照片。“亲眼看到一个人能救却因为等不到器官而没办法救”是曾为肝移植医生的吴平最难接受的事情，因此转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初衷，也深深震撼了我。

亲历火灾后的新建村

2017年11月18日晚间，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据新华社和《北京日报》报道，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11月22日，经杂志社领导批准，我和同事前往新建村采访。聚福缘公寓位于南六环边上的新建村，村北侧村口处早已拉起了警戒线，“只有搬家的人才可进入”，不远处传来正在执行拆除作业机器的轰鸣声。我站在村口往里望，只能隐约看到此次发生火灾事故的聚福缘公寓。

我们不甘心，决定绕到村东侧看一看。

在路边，许多服装店都在门前贴出了打折出售字样。一位大姐问我，哪里还有便宜的衣服可以买？我摆摆手，“不太清楚”。在金业大街两侧，一眼可以看见的服装店就有四五家，几乎每家都生意火爆，多数顾客也都是闻讯赶来。

新建村东侧村口陆续有搬家的小货车进出。往里走不远，五六台大型机械设备在离聚福缘公寓的不远处轰鸣，一栋栋被反复拼接和加盖的公寓楼随之成为废墟。接下去的几天内，这一片区的上百栋房子将被彻底拆除。村内可谓是一处集储存、生产、居住功能为一体的“三合一”场所。大都是三四层的砖楼，一楼是商铺、饭店或者各种加工服装的小作坊，饮食、娱乐应有尽有。砖楼四周除了留下一米多宽的走道，剩下的就是竭尽一切可能建造起来的房间。村中交错的街道中，大都是提着大包小包搬家的人。冷冽的寒风卷起土路上的泥沙，如果没有口罩，说几句话后就可以尝到泥土的腥和沙子硌牙的粗粝。

新建村内，一名村民走过废墟。

发生火灾的聚福缘公寓四周已经建立起塑钢挡板，拉上了警戒线，闲杂人等一律禁止入内。我踮起脚尖看到“聚福缘公寓”几个字，准备拿出相机拍照，旁边工作人员仿佛看出了我的用意，“禁止拍照”，我只好把拿出一半的相机又放了回去。

继续往新建村内走，多数商铺已经停业，为数不多的几家商店都在门口写上了大大的“甩卖”二字，只不过遍地的垃圾和攒动的人流掩盖了平日里大家或许会引起兴趣的促销。

我们走进旁边不远一家公寓，昏暗的楼道终年不见天日，两侧便是每间六七平米月租金700元左右的出租房，这里不允许烧煤，故而没有暖气，依靠空调取暖，用户电费是房东收1.6元一度，所以房间虽然阴冷，但是好多人都舍不得用。踩着盘旋的钢板楼梯可以直接上到楼顶，那里还有用彩钢板或者水泥砖加盖的楼上楼，是阳光房，租金会高出200元左右。多数年轻人为了那一缕阳光，选择住上面，年纪大点收入低点的则大多选择住在下面。我走过公寓内狭长幽暗的走廊，仅一层安装的摄像头就达8个之多。空旷的房屋内杂物散落一地，只剩下桌子、床架、床垫等房东的东西。拍摄了几张后来到房顶，依然无法看清聚福缘公寓的位置。

在聚福缘南侧的一个公寓内，山东人老张成了最后几个留守的人。他似乎不愿意离开了，离开了就意味着只能回老家，“年底还有两三个月呢，回去只能坐吃山空”。说完后，老张看了看这住了好几年的小房子，望着天花板流露出些许无奈与不舍。他回忆说，火灾发生之前，这里的街头每天都是一片热闹喧嚣，路两边各种小吃，山南海北的应有尽有。上完班回出租房路上，买上10块钱卤菜或者一些小吃，躲进属于他自己的小屋，美美地结束一天的生活。日子虽然略苦，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定位自己为进京务工、攒钱回家的大多数人，已知足。

此外，不少公寓门口，还停着收旧家电的小货车，旧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等，统统报价三五十元一个，“这些带不走的，不卖也只能是一起拆进废墟中。”收货者甚至开始挑剔：空调放在太高位置的不要，家电需要从三四楼上扛下来的价格更低。“连收旧家电的也摸透了租户的心思，嗅到了其中的利益。”转身在另一条街上，有人在询问那些人刚刚收来的旧家电价格，他们开价二三百元转手处理。除了拆迁工作人员之外，这些人似乎成为了这里的新成员。

与这座公寓隔着两条街道的小巷里似乎有几个制衣厂的仓库，每家的工人都在用手推车、电瓶三轮车忙碌地搬运着货物，也有不少小作坊的主人还在完成最后的生产任务。“工人都走了，只好自己动手干了。”王晓芳还有最后100件衣服的包装工作要做，做完这些，她将会把缝纫机等设备暂时寄存到已经联系好的一个公司仓库里。早上，他们接到通知，必须在今天（2017年11月23日）离开。王晓芳一家在那个一楼的院子已经住了五年了。五年里，她从最初的给服装厂做零工，到现在承包服装厂衣服的熨烫、贴标和包装项目。前几天，家里的五六个工人还在热火朝天地干活。聚福缘公寓火灾后的第二天，大家就散了。没办法，只有自己亲自动手把剩余的那些工作干完，“要不然也不好跟服装厂结算了”。说着，我拿着相机拍了几张，王晓芳头也没有抬，继续叠着代加工的衣服。我问王晓芳以后怎么安排，她说，“先回老家等着，过段时间再说吧”。后来的交谈中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打算，离开了这些服装厂、离开了北京，她们的设备、一家人的技能可能再无用武之处。“我肯定还会回来的，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会在哪儿落脚。”

一张照片由千万个像素组成，一则新闻由多个新闻点还原。在拍摄照片和还原新闻的过程中，我探寻到人心深层的情感与人世间的冷暖。

（作者系方圆杂志社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