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浙江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改革开放至2011年，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四个景气时期，分别是“农村景气”“企改景气”“南巡景气”“出口景气”，由此构成了1978-2011年全国经济年均增长9.9%的美好时光。2011-2016年，全国经济增长虽仍达年均7.3%，但若干主要指标断崖式回落，一些企业经历了从烈火烹油到雪上加霜的惨烈变化，中国经济事实上形成了一段危机时期。2016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出现好转，新增长时期呼之欲出。

消费景气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景气时期。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足以抵御劳动成本的较快提高，促使企业在工资较快增长下仍具有相对较好的财务状况。国民经济在分配向劳动倾斜的总体格局下，仍将具有足够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经济增长仍相对较快。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是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变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4年开始进入总量逐年减少时期。2018年将减少600万人，此后逐年增加，至2026年将减少1300万人。2018-2026年，以简易模型计算，劳动年龄人口总计减少7900万人，占当前劳动年龄人口的9.0%，由此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快于GDP增长，是这一分析框架的结果变量。当劳动供给增长低于劳动需求增长时，则工资增长将持续相对较快，由此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2011-2016年，全国人均GDP年均增长7.3%，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0%，比人均GDP增长快0.7个百分点，2017年的已有数据仍相对较好。这已导致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提高，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7.0%，2016年达到64.6%；2017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64.5%，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未来10余年，人均收入增长或将持续快于人均GDP增长，逐渐使得收入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44.1%，达到50%以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38.0%，达到接近50%，不过这仍低于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正常水平。

劳动生产率相对较快提高，是这一分析的关键变量。因为这是保持足够的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关键，也是保持足够的利润增长的关键，从而亦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低增长下，经济增长仍能相对较快的关键。而在未来若干年，劳动生产率相对较快提高应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于三方面判断提出来的。

一是最近10余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难度相对较低。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外延增长，“遍地是黄金”，有大量“浮财”可扫。之所以2011-2015年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慢于人均收入增长，因为企业对于危机的到来全无心理和物质准备，不知所措地“懵了”，所以待他们省悟过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即开始相对加快。当下中国经济已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人均收入增长的趋向。

二是后发优势。伦敦金融时报著名编辑马丁·沃尔夫多年前撰文指出，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2，则具有经济增长较快的较大可能性；当前全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7，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是美国的1/4。这种与发达经济的发展差距，使得中国经济仍有较强的发展势能。全国每年进口集成电路保持在2200亿美元左右，一些人惊呼其问题严重，但这实际是引进国外先进知识。

三是企业技术进步的约束和激励增强。基于内外压力和促进因素的增强，企业除了加快广义的技术进步外别无选择。我和同事的计量分析表明，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1998-2004年为43.5%，2004-2011年为52.9%，2011-2016年为69.4%，呈鲜明的逐渐加快趋势。2017年前3个季度，浙江工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有所提高。

日本经验亦可供借鉴。日本经济二战后高速增长初期，雇佣者所得占GDP比重较低，1955年为45.7%，1960年为40.5%。随着劳动力全面紧缺，1975年，雇佣者所得占日本GDP的比重达到55.2%，比15年前上升14.7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速仍达7.9%。

上述分析比较令人愉快，实际则难免有一些痛苦。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关键变量的创新，近期无虞，远期堪忧，而且即使近期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当前要积极增强创新，促进消费景气走得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