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笔下“异乡人”的西域浪漫

2018-03-14寇雅儒

青年文学家 2018年36期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2017年北方民族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为“近代以来的日本‘西域游记及其文化想象”。

摘要：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古代西域题材小说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持续关注，本文选取作家创作于1963年的《明妃曲》和《宦官中行说》两部作品，并对两部取材于历史事实作品与史籍相异部分内容及其深层原因加以考察，从而明确井上靖如何借助两名中原人士在面对异文化的探索中实现其西域浪漫的构想。

关键词：井上靖;西域;异乡人;明妃曲;宦官中行说

作者简介：寇雅儒，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北京语言大学2016级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6--03

日本作家井上靖（Inoue Yasushi，1907-1991）以题材丰富的历史小说享誉文坛，其中对古代西域题材的孜孜不倦的探索更被看做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井上靖自1950-1969年共计创作了包括《漆胡樽》（1950）、《楼兰》（1958）、《明妃曲》（1963）《宦官中行说》（1963）等十五篇中国西域以及中亚题材的历史小说。

为了更好地把握井上靖历史小说的特色，文学评论家曾根博义按照发表顺序并结合篇幅和创作风格将其历史题材作品分成了以下四个阶段。①

根据上述划分不难看出井上靖的西域题材的创作可谓贯穿其历史小说的前三个阶段。在其诸多的西域小说中日本评论界普遍将其作为井上靖历史小说中的一部分因而更集中于单个西域作品的研究但缺乏对西域作品整体的把握，而纵观国内的研究会发现更多集中于探讨其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受容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等内容。这些尤其在《天平之甍》以及《敦煌》两部作品的相关研究中更为突出，鉴于井上靖西域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对中国文化友好性有过度阐释嫌疑的现状，本文试图以《明妃曲》（1963）、《宦官中行说》（1963）两部都取材于历史事实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两部作品中与史籍相异部分内容及其深层原因，从而明确井上靖如何借助两名中原人士在面对异文化的探索中实现其西域浪漫的构想。虽然《明妃曲》、《宦官中行说》两部作品创作时间有十年之差，但在主题上存在内在的关联。即两位主人公王昭君、中行说都作为真实的中原文化背景的历史人物进入西域后面对的异文化冲击与调适来表现“异乡人”在西域②对自我命运把握和未知生活探索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井上靖在创作这些西域题材的作品时，并未实地到访过故事背景地。“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的地理词汇，但是，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来研究的历史世界，却是近代的事情[1]。尤其近代以来日本大谷探险队步西方后尘进行的西域探险以及由此推动的日本的“西域”研究都成为了作家创作时潜在的知识背景。同时作家自己也坦言自学生时代起就阅读了大量和西域相关的书籍。因此西域对于井上靖而言或许并非实际的风景，而是一种由历史、语言和想象构成的先验概念。“浪漫”一词在汉日两种语言中对应不同的解释，辞海中的解释为两种即：①富有诗意，充满幻想;②行为放荡，不拘不节（常指男女关系而言）。日本大辞泉的解释为：①传奇故事或长篇小说;②对梦想和冒险具有强烈的憧憬。但本文所指的西域浪漫来自日语中的“西域ロマン”这一表达，在此采用大辞泉的第二种解释即“对梦想和冒险具有强烈的憧憬”。

*真实的历史背景与虚构的细节

回顾作品会发现《明妃曲》、《宦官中行说》中王昭君、中行说两位主人公前往西域虽然都源自朝廷派遣、并承担着中原权力中心交付的政治使命，但在个人动机上井上靖赋予了两人明显的差别。与渴求在西域建功立业拥有强烈内在动机的班超不同。《明妃曲》中的王昭君井上靖借助酷爱匈奴的图书管理员田津冈的描述反写了昭君出塞的故事。使得广为流传的元曲《汉宫秋》中为民族大义远赴匈奴的王昭君悲情形象演变为“汉恩自浅胡自深”的多情女子。相较而言宦官中行说的西域之行可谓奉文帝之命迫不得已，而得知自己要作为汉室公主的侍从一同前往匈奴时 “倘若您真要打发我去匈奴的话，那肯定对朝廷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的回应既是对远赴西域的一种反抗表现，同时也成为其之后忠心辅佐单于、对抗汉室的一个预言。

或许是带着浓烈西域文化印记的班超回归中原文化时遭遇的困境过大，井上靖安排下一次中原人的出走距离《异域之人》有十年之隔，这就是创作于1963年的《明妃曲》和《宦官中行说》，而且这一次主人公们的目的地更远，是讓历任汉朝皇帝头疼的匈奴。

王昭君和宦官中行说远赴匈奴的内在动机在上文已有论述，与渴求在西域建功立业拥有强烈内在动机的班超不同。《明妃曲》中的王昭君作为与主人公“我”并列的另外一个主人公是通过虚构人物—图书管理员田津冈龙英的描述得以呈现。田津冈看来马致远《汉宫秋》中关于王昭君的行为方式的叙述过于离奇即“一方面她决心为国牺牲而自愿嫁到匈奴去，而另一方面她却又受不了与汉土的离别之情，投河自尽”[2]。因此就有了田津冈宣称意外发现于图书馆仓库的元朝随笔书名也叫《汉宫秋》。在这本田津冈版《汉宫秋》中王昭君远嫁匈奴表面上是因为“小妾愿嫁蕃邦。倘若刀兵得以宁息，妾亦能留名青史”，实则是因为心里一直惦记着有过一面之缘的单于长子。但田津冈所描述的为了爱情前往匈奴的王昭君难以逃脱中原对其命运悲惨的想象，而面对作家设置的两次返回汉土的机会，王昭君都拒绝了。其对西域的强烈认同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得知汉土上下流传着她不肯嫁给单于投河而死的故事后的反应：无动于衷毫无感慨。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另一个主人公“我”认为田津冈版的昭君是他本人的创作，理由是田津冈讲完这个故事就再没提到过那份新资料了。而“我”对田津冈创作的昭君故事的态度则是“蛮有意思”。可以说至此井上靖借助虚构人物田津冈在昭君出塞这一故事的历史缝隙中掺入了自己所特有的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原人士向西域浪漫的彻底归化。如果说王昭君认同西域（匈奴）的过程完全是由个人情感主导充满了感性的一面，没有那么多心理挣扎的话，宦官中行说则完全不同，面对汉室强行选派的和亲侍从这一安排，中行说说出了那句反抗预言“必我也，为汉患者。”但反抗无用。中原人中行说在匈奴的生活就是每天伺候单于，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与接触中，中行说对匈奴日渐熟悉也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对某些事很精通，而对某些事却极其无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行说“以太监独特的神经和感受性敏锐地感受到了”匈奴那种单纯，杀气腾腾的样子，那种精悍劲儿，那种冷酷无情，那种重视实利的做法，那种无法按现代道德标准衡量的行动[3]。进而痴迷其中。而关于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行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强力反驳汉使傲慢诘问匈奴轻蔑老人、子娶继母、缺乏礼仪之时，至此中原人中行说的匈奴文化认同身份基本确立。而《史记卷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以及《汉书卷二十八·外夷传·匈奴传》中所记载的中行说劝说单于坚持匈奴饮食文化的内容，也全都在井上靖笔下得到了完整的呈现。而作者做出这一呈现选择自身就是作家创作意图的一种外在反应。一个来自强势文化的中原人士劝说单于摆脱对汉朝物产的依赖、放弃对汉风俗的仿效，进而肯定匈奴饮食文化应该说会增强匈奴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此一来中行说的中原视角的价值在匈奴才得以体现，反对汉化保持独立才能实现异乡人中行说的西域浪漫。但仅有这些建议还不够，年迈的中行说内心还须接受中原文化的另一考验：落叶归根回到汉土。即便他的身份是一个宦官。通览《史记卷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以及《汉书卷二十八·外夷传·匈奴传》的内容会发现关于中行说的记载止于“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4] 。之后再无描述。中行说在全力辅佐匈奴单于对抗汉室的过程中，是否也曾有过对故国的一丝留恋，我们无法在《史记》与《汉书》的相关记载中寻得蛛丝马迹，而这刚好也留给了作家足够的想象空间。于是在中行说抵达匈奴十年后，老上单于去世、军臣单于即位之际，作品中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位中行说面熟的汉朝使者履行文帝将其召还的命令。面对汉使抛出的“都城长安的熟人、以及京城的风是甜的，水是美的”这样试图唤起他中原文化记忆的表述，中行说虽然没有否认其对故土中原的怀念，但依然选择“倘若没有单于的命令，我是不能回去的。”曾经“决心埋尸骨于异域”的班超未能实现的愿望在中行说这里最终得以实现。井上靖以“如今这大漠之地便是我的祖国，是我的葬身之地。”宣告了中行说彻底经受住了这场来自中原文化召唤的考验。也坐实了其对匈奴文化的归属感。

这一过程也足以表明作家在书写中国西域题材小说时对历史人物的选择显然不是出于其个人喜好的随意取舍，而是酝酿已久的安排。面对上述历史人物的文化认同选择我们不禁产生疑问的是，放弃中原扎根“西域”除了源于作者自学生时代就产生的对所谓“未知、梦想、谜题、冒险”西域的强烈喜好的一种外在表露以外，借助“西域”舞台，作家最终想要表达何种关切。而关于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正如野家启一③在《物语的哲学》中提到的：历史是通过物语才实现了其言说。而言说历史的物语又总是离不开“时代”与“政治”的影响[5] 。

回顾井上靖西域小说的创作时期会发现集中在1950-1969的近二十年，而这期间正是日本经历战后重建的重要阶段，尤其在战后初期对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而言，日本传统的东西都应该是重新予以审视的对象。井上靖也在题为《我与沙丘④》的纪行随笔中写道：“战争结束后，我迫切地想要表达自我，除了文学没有更合适表达自我的工作的了”[6]。不言而喻作家通过“西域”表达的是对自我的关切，而并非流于表面的单纯喜爱之情。那么对自我的关切为何要选择从“西域”切入呢？

在井上靖和司马辽太郎他们看来，日本人对西域的憧憬最早源于“日本人热烈追求文化的时期，即从派出遣唐使的时代就开始了” [7]。其间他们也讨论了读到诗人李白描写征夫之妻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良人的诗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时作为日本人的热血沸腾感。而“这种体内感觉到的血脉贲张可能就是遗传了古昔遣唐使们兴奋的心情” [8]。而司马辽太郎和陈舜臣在《对西域无限的憧憬》对谈中提到：“要说我们对西域的偏爱是怎么回事的话，答案可能有点出乎意料，那或许是因为唐代长安士人对西域的憧憬被原封不动的冻结、保存在了日本” [9]。作家们在日本人对西域憧憬的时间始于遣唐使的唐朝似乎形成了默契。有关西域与日本文化的关联井上靖个人则提到最想去的往昔都城分别是唐长安以及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些城市无一例外在当时都充满了异文化的冲突。“将这些城市连接起来形成的文化之路最终都注入了法隆寺、奈良·平安的古都” [10]。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在现代日本作家眼中古代西域之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性，而近代“西域”与日本的相遇则要来到1902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所组织的西域探险，这次探险给日本留下了众多宝贵的西域史料。以此为契机日本的史学界的“西域”研究在白鸟库吉、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等东洋史学者的推动下促成了日本学术界在观念和制度上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由于战争的缘故距离西域探险之后日本与西域的再次相遇到了战后的1956年，主要成员有作家草野心平。随后的57年包括陈舜臣在内的作家、记者在每日新闻的赞助下进入新疆调查。之后大批日本作家、记者、学者涌入西域，井上靖本人也从65年至77先后四次进入中亚、新疆进行文化交流和考察。

关于日本人为何会执着于对西域的喜爱，司马辽太郎也有进一步的描述“我们的文化史里只有接受而没有冲突，想象在被日本接受之前的某个陌生的城市发生过的激烈冲突，比自己卷入同时代的冲突可能更让人热血沸腾吧”[11]。通过上述日本作家们的对谈，似乎“西域”作为一个异文化集合地成为了日本人的精神故乡，对“西域”的言说也仿佛成为了日本作家探寻其文化根源的一种方式。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井上靖所写的另外一篇文化随笔《心的文化》中看出不同的端倪：“我们从同时代的中国引入大量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唐诗也传入好多，可是它没有对日本起到丝毫影响，唐诗表现的全部是长安繁华的街道，同时期的《万叶集》里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奈良城“的”[12]。井上靖在之后列舉了《万叶集》中悼亡、恋爱、旅途纪行为主题诗歌对心灵的歌颂，并指出这种以心灵为中心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主流。

总而言之，日本作家井上靖通过《明妃曲》和《宦官中行说》两部作品构筑了以汉室中原文化为他者参照下，两位汉朝历史人物做出的西域文化认同这一选择投射出了其自战后以来的自我关切。在处理这一关切时，井上靖作为日本的作家首先是以日本人所属文化的普遍性作为前提的。即对西域浪漫的书写是日本遣唐使对唐诗中抒发的西域憧憬所激发出的乡愁情绪被完整封存在日本的文化基因中，这种文化记忆又经近代明治以来日本人对西域的实地探索以后更加的牢固。表面上看对西域浪漫的书写似乎是在缅怀日本热烈追求异文化的遣唐使时期，实际上在井上靖看来《万叶集》中以悼亡、恋爱、旅途纪行为代表歌颂心灵的诗歌才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西域浪漫的书写只是对日本以心灵为中心这一传统文化的继承。

注释：

①参见高橋英夫·他.井上靖（群像日本の作家）[M]. 小学館，1991：p183.本文在引用时省略了部分代表作品。

②“西域”作为一个历史变化的地理词汇，在《汉书·西域传》中都被描述为“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役属匈奴”。本文中的西域包含了文章开头部分所列井上靖的所有西域题材作品涉及的主要区域你，因此本文将对匈奴和“西域” 作地理上的区分，文化概念统称为“西域”。

③野家启一（1949-），男，日本哲学家，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④笔者译，原文标题为「砂丘と私」。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 ”——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J].文史哲，2010（01）P19.

[2]董学昌，等译. 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敦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P484.

[3]同[2]，P465.

[4]班固原著.吕祖谦编纂.汉书详节卷二十八·外夷传·匈奴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596.

[5]转引自孟庆枢主编：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2014[M].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4. P240.池睿：论“一之谷之战”的文学叙事.

[6]井上靖.井上靖全集（第二十七卷）[M].東京：新潮社，1997. P467.笔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