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学苑，胡 波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井上靖因其“西域小说”而闻名，自1950 年发表《漆胡樽》开始，包括此后的《异域之人》《楼兰》《敦煌》《洪水》《狼灾记》《昆仑玉》等，井上靖在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对西域的浓厚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7 年，他才第一次访问新疆，真正踏上这片他曾多次描述过的土地。他先后四次到新疆访问、考察，并将其在新疆的感受和体验表达在诸多游记作品中。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井上靖的“西域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对他踏看“西域”的游记却几乎没有人关注。实际上，井上靖的新疆之行及新疆游记，对于我们理解井上靖的文化观、历史观，深入探讨其“西域小说”乃至历史小说，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井上靖的新疆旅行

自1957 年起，井上靖先后27 次访问中国，参观过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中，新疆一直是井上靖渴望前往的目的地。当然，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西域”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使用范畴中有不同的意义。井上靖并非历史学家，他的“西域”概念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大致来说，井上靖所谓的“西域”较接近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汉代“西域”的定义：“包括今甘肃边沿一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葱岭以西中亚一部分地区”[1]283。所以东至敦煌、玉门关、阳关一带，西至里海以东的中亚各国，都属于井上靖心目中的“西域”范围。但在这广袤的“西域”之中，井上靖最为关注的区域就是今天中国的新疆和甘肃西部一带。井上靖的多数以西域为题材的创作也以这片土地为舞台。他在这两个地区的多次旅行游记后来被编在一起，名为《我的西域纪行》。但由于行程、关注点的差异及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讨论井上靖在新疆的旅行和游记。

井上靖曾先后四次访问新疆。第一次是在1977 年8 月，这次的行程以北疆为主。8 月15 日，井上靖由北京飞抵乌鲁木齐，17 日前往伊宁市，参观了伊犁将军府、果子沟、赛里木湖等地。21 日前往吐鲁番，参观了葡萄沟、交河故城、苏公塔、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23 日飞赴和田，参观了白玉河、什斯比尔（买力克阿瓦提古城）。返回乌鲁木齐后前往阜康游览了天池，8月27 日离开新疆。

1979 年，井上靖受邀第二次访问新疆，此次旅行主要以喀什为中心。8 月8 日，井上靖抵达乌鲁木齐，第二天再次前往吐鲁番，参观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8 月11 日飞往喀什，先后到过阿图什、英吉沙、莎车等地，参观了苏里堂麻扎、叶尔羌河、香妃墓。后前往阿拉尔观赏塔里木河，在库车参观了苏巴什故城、西汉烽火台。8 月23 日由阿克苏飞回乌鲁木齐，次日离开新疆。

1980 年5 月，井上靖与中日合拍大型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剧组同行赴新疆考察，考察中心是“丝绸之路”中的“西域南道”一带。5 月2 日井上靖抵达乌鲁木齐。5 月6 日飞往和田。先后前往民丰、且末、若羌等地，参观了米兰遗址。5 月23 日返回乌鲁木齐，25 日离开新疆。

井上靖第四次访问新疆是在1984 年11 月，此次访华井上靖肩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长之责，还需赶回北京参加外事活动，所以到新疆来去匆匆，只是11 日去哈密参观一天，考察了拉甫却克古城和回王墓。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新疆，“文革”刚刚结束，还缺乏接待外宾的经验，在交通、住宿、物资供给等方面的条件不尽如人意，对此，井上靖在游记中也有所涉及。多数住宿的招待所没有条件洗澡，有些连自来水都没有。在民丰时，为了迎接探访遗址归来的摄制组，接待人员找遍城镇都凑不足60 个鸡蛋，这让本来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井上靖也大吃一惊，对于当地物资的匮乏有了真切的感受。井上靖在新疆各地之间的通行基本都是乘坐中方提供的吉普车，道路颠簸，时间漫长，有些路程并没有真正的道路，完全是在戈壁荒漠中行驶，有时甚至连吉普车都已无法前进，只能改乘卡车。井上靖到新疆旅行时已年过古稀，再加上气候干燥，旅途劳累，在旅行中也曾多次生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旅途的艰难，反而对新疆之旅充满了感恩和庆幸，对于新疆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都保持着极大的兴趣。甚至在去世前两年，时年82 岁因癌症接受过手术的井上靖还报名参加考察团，希望能亲眼看看一直未能前往的楼兰遗址，后经医生劝阻才作罢。

以今天的新疆为中心的西域故地，对于井上靖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一点，如果不结合他的成长和创作经历，是很难理解的。根据井上靖的回忆，他对于西域的关注，开始于京都大学的学生时代。桑原骘藏、白鸟库吉、羽田亨等日本学者的西域研究，斯文·赫定、斯坦因、大谷光瑞等探险家的行纪，都使井上靖对于神秘的西域充满了渴望。但同时，限于历史和个人的条件，真正前往西域，亲自目睹、触摸历史的遗迹，对于当时的井上靖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对于因这样的学者们的书籍而引发了西域热的我来说，西域这样的地方终归是‘去不了的地方’，是无法轻易触碰的圣域①在日语中，“西域”与“圣域”二词发音相同，而“圣域”又有“禁区”的意思。。西域这两个字，像‘禁止入内’一样，带着一种秘密的、奇异的魅力。”[2]15战后，井上靖因学生时代根植的这种兴趣开始写作“西域小说”。在创作时，他所依据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和自己的想象，也没有考虑过真正进入西域的问题。但这更多地是因为不能，而非不想。自1965 年前往前苏联属中亚一带访问后，井上靖开始踏入这片“圣域”。1977 年第一次访问新疆时，他已经探访过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诸多地方。但作为他心目中最核心的西域地带的中国新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充满着“禁地”的味道。所以对于新疆之旅，井上靖有一种梦想实现的兴奋和满足。在前往和田一带考察时，井上靖曾谈及自己的感受。首先，他有许多小说是以这些地方作为舞台的，“因此，在这个地区的旅行非常愉快。小说中的人物生活的地方，自己作为作者可以一个一个前往确认。”其次，新疆是诸多旅行家、探险家探查过的地方，“我想，用自己的脚立足于实地现场，再读法显、玄奘的纪行多少会有些不同吧？对于赫定、斯坦因的发掘记录，在理解方法上应该会变得更加具体化一些吧?”[3]279正因为抱着这样的目的，在这次的考察中，尽管旅途劳累，风沙弥漫，井上靖却感到难以言表的满足：“每天晚上，在轰轰作响的风声之中，我却睡得难以名状的安宁。这是只有在年轻时倾注了热情的小说的舞台才会有的，安宁的睡眠。”[4]132

井上靖在新疆的访问，并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旅行，他还是对华友好人士的代表，是中央指示地方政府按照外事活动进行接待的。这种外事接待一方面为井上靖的新疆之旅提供了各种便利，如交通工具、住宿、翻译、向导等，而另一方面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外交色彩，尤其是在行程的安排上。例如在伊宁、喀什、和田等地，井上靖都被安排参观过人民公社、工厂、水电站等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当地接待人员的情况介绍中也侧重于解放前后的变化，这与井上靖的兴趣、目标有所差异。但井上靖在客随主便的基础上，也并非完全被动：首先，他会与接待人员交涉，提出自己的愿望；其次，他对于行程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例如在阿克苏，为了看看自己在《洪水》《楼兰》等作品中写过的塔里木河，井上靖与中方接待人员交涉，最终放弃了参观克孜尔千佛洞，由中方安排车辆送他前往阿拉尔，得以观看甚至泛舟塔里木河。所以井上靖的新疆之旅既非“自由行”，也不完全是中方的安排，而是在当时中日友好的氛围下双方互动的结果。但总的说来，井上靖在新疆的旅行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选择性，他最想看到的就是跟自己的“西域创作”有关的，作为小说发生舞台的新疆地域，其次就是各种古代文明遗址，然后才是普通意义上的新疆地貌、风土、景观。

二、井上靖的新疆游记

旅行之后的游记创作，是井上靖的一种创作习惯，也是日本国内读者的阅读期待所致。意大利旅行之后，井上靖发表了《北伊纪行》；第一次去美国，他发表了《美国旅行》；两次访问中亚后，他又出版了《遗迹之旅·丝绸之路》等书。在当时的日本，出国旅行还不像今日一般司空见惯，尤其是普通旅行者还根本无法进入的中国新疆，尤其为日本读者关注。所以到新疆旅行之后，井上靖创作了大量的游记。1977 年9 月，刚刚返回日本的井上靖就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了《西域之旅》，简要介绍了自己在赛里木湖、吐鲁番等地的所见所感。此后，每次前往新疆，他都有游记发表。如《和田访问记》《米兰遗址》《周游丝路南道》等。这些游记为了适应各报章杂志的发表要求，在主题、风格、篇幅上往往各有差异，就旅行本身的记录来说，最为集中详尽的是1978 年1 月开始至1981 年12 月在《文艺春秋》杂志连载的《我的西域纪行》。1983 年10 月，这些游记由文艺春秋出版社结集出版。井上靖的前三次新疆之行，在《我的西域纪行》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如果加上1985 年1月发表在《文学界》的记录第四次新疆之行的《访问哈密》一文，基本覆盖了井上靖新疆之旅的诸次行程。

从风格上来说，井上靖的新疆游记是较为朴实的，基本以时间为序，以行程作为结构主线，而井上靖对于行程的记录，则相当详细，有时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时间、天气、交通工具、经过的各个地点、一路的风光地貌，包括接待人员提供的各种数据，如面积、人口、社会发展情况等他也照单全收，一一记录在案。有时在乘坐火车的旅途中，一路经过的每一个站点，包括到站和经停的时间，他都会记录下来，甚至夜间睡着时错过的站点，他也会询问后进行补记。某种意义上说，井上靖的新疆游记更像是考察报告，而非游记。

这种报告式的记录方法是井上靖的一种风格。福田宏年就曾说过：“我认为井上靖有着独特的旅行的方法，或者说个人的旅行的态度。其一就是记录主义，也就是说一种重视当时的印象，将其尽可能准确细致地记录下来，作为笔记保存下来的方法。”[5]291对此，井上靖自己也作过解释：“不记在笔记上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消逝。如果是两三年还多少有些回忆，要是四五年以后，就干脆忘得干干净净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因此，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无论在汽车里，还是下了车，进了旅馆，到处都在记笔记。哪怕在清真寺里，在古迹上，在河岸边，都在站着记笔记。从早到晚，一直在记。”[6]31-32

但井上靖也并非在所有的旅行中都使用这种方法，例如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有时他就不带相机，也不带笔记本，像普通旅游者一样在街市中漫步徜徉。他也并非在所有游记中都秉持记录主义的原则。大致说来，井上靖以“纪行”为题的游记，往往篇幅较长，对于行程的记录也较为详尽，而有专门主题的游记，如《西域的山河》《丝绸之路上的的风、水、沙》等，则篇幅较短，形式也较为活泼。此外，井上靖在日本国内的游记，往往主题各异，较为散文化；而国外游记，因以“相异性”作为主要追求，往往以记录为主。总的说来，在井上靖的游记创作中，以记录主义倾向由弱到强为标准，大致可以排列出一个日本游记、外国游记、中亚“西域”游记、中国“西域”（今新疆、甘肃一带）游记的序列。

究其本源来说，井上靖的新疆之行本来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游览、旅行或是访问，他到新疆来，带有强烈的知识背景和明确的考察目的，所以他的新疆游记考察报告式的风格与其对新疆的巨大兴趣和对新疆旅行机会的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即使在新疆游记中，井上靖的记录也是有所选择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疆，或是游览意义上的新疆，他在游记中基本都是一笔带过，对于当代新疆，他只对民族风情等异国情调化的事物表示了一定的兴趣。而他重点关注并详细记录的基本都是遗址、墓葬、佛窟、烽火台等古迹，或是地理地貌、气候风土等能够与曾经的“西域”相通的事物。所以表面上井上靖是在游当代的新疆，而在精神实质上，仍然是在游古代的西域。

因此，在井上靖的新疆游记中，充满了现实与历史、新疆与西域的穿梭与对照。井上靖每到新疆一地，在介绍完该地的基本情况之后，继之而来的往往是该地在西域历史和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作用、变迁，然后才是对行程的记录。这已经成为井上靖新疆游记的一种基本模式。例如，在抵达若羌后，井上靖对附近罗布沙漠一带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先后征引了《汉书·西域传》《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纪》等史料，以及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考察报告。可以说，井上靖是在西域学研究的坐标系中理解、展开新疆之旅的。

正因为如此，井上靖在新疆游记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学术兴趣。在第一次访问新疆时，井上靖一行向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等人咨询和田考古的最新发现；第二次访问新疆时，日方访问人员与新疆博物馆、新疆社科院人员座谈，会上，井上靖关注的问题如楼兰遗址、古于阗国都城等，都是西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中方人员的回答，井上靖也不避繁复，一一记录在游记之中。在最后一次访问新疆时，白天参观完哈密的诸多古迹之后，夜不能寐，井上靖竟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马可·波罗行纪》，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新西域记》中渡边哲信、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的记录，以及日野强的《伊犁纪行》中关于哈密的条目，全部梳理出来，列于游记之中。这对于一篇由作家创作的游记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一种做法。

井上靖的新疆游记以客观记录为主，文艺化的笔法较少。但井上靖毕竟是一个作家，在许多细节上依然有着作家的特点。例如在风光记录中，他常会抒发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参观伊犁河大桥时，井上靖这样写道：“正如伊宁是一座历史的城市，伊犁河也是一条历史的河流。在时代的民族兴亡的历史中流淌。在中亚的河流中，流经卡拉库姆沙漠，最后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流经克孜勒库姆沙漠，同样汇入咸海的锡尔河，还有发源于伊塞克湖畔，流经楚河河谷，最后消失在沙漠之中的楚河——跟这三条历史的河流一样，伊犁河也出现在东西交流的历史之中。”[2]39在第三次新疆之行中，因担心井上靖的身体，接待人员未同意他跟随摄制组前往尼雅遗址。于是井上靖在民丰招待所足足住了四天，等待摄制组归来。这是井上靖在新疆唯一一次“慢”下来，而他的笔下，也不再满是紧张的行程，他在民丰悠闲地散步，写街景，写行人，写玩耍的儿童，写招待所的四位姑娘，写食堂的饭菜、院中的黄沙、当地的民居，记录尼雅河的神话传说。在民丰的安静等待中又不时穿插摄制组发来的电报，一张一弛，一动一静，可谓“形散神不散”，颇见其文字功力。

更为重要的是，井上靖对于新疆风物的关注，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感性特点。第一次前往和田之前，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对和田之行，充满了各种想法。约特干遗址一定要去，丹丹乌里克也想去。史书上记载‘月光盛夜产玉’①此句当出自《明史·西域列传》，曰于阗“其国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昆仑山。土人夜视月光盛处，入水采之，必得美玉。”井上靖所读系日文译本，且非直接引用，故字句有差异。的白玉河、黑玉河，也希望能到河岸边站上一站。作为小说《昆仑玉》的作者，有必要亲眼看看河道。我还写过题为《异域之人》的小说，主人公是东汉的将军班超，他下定决心要终老于西域，就是在于阗王城之前。最起码，我也想要用自己的肌肤感受一下这一带飞扬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特有的沙尘。……我希望能跟有着伊朗系、印度系、汉族系以及后来的维吾尔系，跨越两千多年的复杂血统的人们在葡萄架下喝喝茶。”[2]77从这些想法我们不难发现，井上靖的关注点与探险家或是学者们还是有本质不同的，他追求并满足于从感性上把握新疆，由“西域”而之于新疆；而非将新疆作为理性体系的材料，由新疆而之于“西域”。

三、新疆之旅对于井上靖的意义

新疆之旅对于井上靖的最大意义就是创作的拓展。井上靖的“西域小说”基本创作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到70 年代，他的“西域创作”已近于停滞。固然，井上靖的“西域小说”基本都是在没有亲自去过现场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他所依据的是学者们的西域研究成果和作为作家的惊人想象力。但这些创作往往需要一个激发灵感的原动力，例如由正仓院的文物展览而创作《漆胡樽》，因《水经注》中的一段文字而写作《洪水》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井上靖在学生时代就对西域充满热情，而直到20 世纪50 年代末才出现“西域创作”的高潮。而新疆之行正是井上靖又一次“西域创作”高潮的原动力。在新疆的所见所闻，一方面满足了井上靖多年的梦想，另一方面又刷新和修正了井上靖对于西域的认知，进而激发了他对西域更大的兴趣和创作的激情。到新疆旅行之后，井上靖在“西域创作”上最大的收获就是游记。尽管此前也曾创作过不少游记，但在井上靖的游记中，体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新疆游记为中心的“西域游记”，1981年他出版了《流沙之旅·戈壁之旅》，次年出版了《遗迹之旅·丝绸之路》，1983 年出版了《我的西域纪行》，此外还有大量的散篇游记(有的游记在内容上存在相互重合之处)。1978 年井上靖还与同赴新疆考察的司马辽太郎合作出版了对谈集《到西域去》，1984 年完成了最后一部西域小说《异国的星》。此外，在新疆旅行中，井上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如《高昌故城》《胡杨之死》等，后收入《丝路诗集》（1982）、《干河道》（1984）等诗集。

井上靖的新疆旅行和新疆游记在日本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丝绸之路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井上靖亲自参与了日本NHK 电视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拍的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的拍摄，不仅参加策划、考察，还为之创作诗歌，甚至亲自出镜。电视节目播出的同时，井上靖还与节目组合作出版了相关书籍（《丝绸之路》系列第二、三、四卷）。现代传媒的介入大大加强了井上靖“西域创作”的传播效果，而井上靖的“西域创作”又使得这股文化热潮更添壮阔。也正是在这种热度之下，井上靖1959 年发表的“西域小说”《敦煌》在近30 年后被拍成电影，并在中日两国公映，使得井上靖的“西域创作”受到大众前所未有的关注。

因前往新疆的多次旅行，井上靖得以前往现场实际考察，获得了对于“西域”宝贵的感性体验，而在考察的同时，他也不断地阅读、查找、咨询西域的相关知识，对于西域的认知变得更加完善。在第一次前往新疆的游记中，井上靖还将“五胡十六国”误用在汉代西域地区，而在1980 年的《谜之国楼兰》中，他已经可以正确使用“西域三十六国”的概念了。正因为新疆旅行和新疆游记创作的刺激和倒逼，井上靖的西域观乃至历史观不断完善。在创作“西域小说”时，井上靖对于西域的迷恋，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异国情调的朦胧渴望；而在多次新疆旅行后，20 世纪80 年代，几乎已将丝绸之路从头到尾走遍的井上靖开始思考“西域”“丝绸之路”等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深刻意义：“丝绸之路这个很有魅力的称呼，其实可以用其他好几个词来替换。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肯定是文化东渐的道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东西交流，或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道路。或者可以用一个更大的词‘历史的道路’。这样的话，相比于作为商队道路的丝绸之路来说，就具有了大得多的意义。”[7]84

在多次新疆旅行中，井上靖也收获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井上靖每次来新疆，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招待，虽然当时新疆的条件有限，但也尽可能为其提供便利，满足其各种愿望。在新疆的每一天，井上靖都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好意。井上靖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的深厚友谊就是自1977 年第一次新疆之旅结下的。后来，井上靖回忆说：“我年轻的时候，从中国的古代历史取材创作过10 篇左右的历史小说，但在写作的时候，作为这些小说舞台的场所，我一个都没有去过。……但是，后来受到邀请访问中国，很幸运地把这些场所全都走遍了。这完全承蒙中国方面的好意才得以实现。……以小说《楼兰》为代表的几部作品，都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作为舞台的，这些地方，也分别亲自去过了。1977 年，以及此后的1979 年、1980 年，分三次周游了天山南麓、昆仑山脉北麓分散的多处沙漠集镇，说起来像做梦一样。作为作家的我拥有了这样的幸运，而支撑这种幸运的是中国的朋友们”[8]573。正是这种在旅行中受到恩惠的感谢之情，使得井上靖不仅对于历史的中国，也对于新中国，充满了热爱。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创始会员，自1980 年起一直担任会长，井上靖为中日友好和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追本溯源，他的四次新疆之旅和他的新疆游记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