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

摘要：《墙上的斑点》是伍尔夫在意识流领域内的首次成功尝试。它既预示着作家创作路数的转向，又隐现了作家其后的文学特质，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拓荒之作。

关键词：墙上的斑点；形而上；反传统；一贯性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批评家、文学理论家，也是执意识流文学牛耳的作家之一。一生共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若干短篇小说及数量不菲的文艺随笔。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短篇《墙上的斑点》占据特殊地位。此后，伍尔夫逐步远离身边的现实世界转而探寻隐秘的内心世界，最终开启了自己的意识流时代。

《墙上的斑点》是伍尔夫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主要记述了“我”从无意间瞥见墙上的斑点起、到最终弄清斑点是一只蜗牛这段时间的思绪流动。期间，叙述者始终坐在一张椅子上，没有行动，没有有效对话，有的只是“我”的思考——由斑点引发的一连串杂乱思绪。伴随“斑点究竟是什么”的猜想，叙述者“我”的头脑中闪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现实的以及历史与现实互相交织的朦胧画面：年代久远的老家具、热衷排序的惠特克年鉴、一枚业已200年旧钉头，或是刻板的考古学家、保守的前任房客，抑或者墙上挂过的小幅肖像、风景怡人的大自然、屹立原野的一棵树。通过这些关联不大、转瞬即逝的“存在的瞬间”，文本准确呈现了人的意识流动的随机、跳跃和多样性。换言之，这篇作家早年完成的小短篇初步预示了伍尔夫成熟期作品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的形而上

在拉开意识流的阀门之前，“我”对自己的思绪已有恰切的整体观照——“我的思绪……像一群蚂蚁狂热地抬一根稻草一样，抬了一会，又把它扔在那里”[1]。彼时的“我”，明知思绪必将如潮水般“一哄而上”，但还是捕捉到其中的一部分并得以细细端详。比如，通过那些极富年代感的老家具，人们意识到个体对私有物品的掌控是多么不值一提，遑论人对自我命运和社会前进的把握；透过想象中的莎士比亚，人们领悟到历史的不可捉摸和难以虚构，因为你无论作何尝试，都不可能真实再现已经消逝的时光；而“我”在由金斯威老房子地基上开出的一朵花引发的浮想中，瞥见了人类的共同面孔：既渴望获取外界的认可，又在做着以自我为中心的顾影自怜。此外，当“我”试图将斑点想象成“一枚巨大的钉子的钉头”[1]时，则借机抒发了对“知识形态”的独特认知，即真正的知识并非尘封在角落里的故纸堆，而是鲜活的流动的。它源自人们对世界的不断持续思考，一旦思想遭到禁锢，那么未来必将黯淡无光，人类就只能充当“那些蹲在洞穴和森林里熬药的巫婆和隐士们的后代”[1]。

这些简短的意识片段散落全篇，不一而足。然而，它们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美学特质——某种程度的形而上。在带领读者跳出具体事物的同时，又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时间、历史、文化、生死、永恒、命运等具有鲜明抽象色彩和哲理性质的命题上面。果不其然，伍尔夫其后的创作实践就延续了《斑点》的选材风格，《雅各之死》《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及后期的《海浪》《幕间》等一系列作品，无一不是对上述哲理主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深入挖掘。

二、思想的反传统

《斑点》借“我”的意识流动抒发了对生活、现实、人类、生命和历史发展的感知。这一过程虽经由叙述者实施完成，但不可否认，还是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作家的个人色彩。读者也因此得以窥视伍尔夫本人的某些思想特质。

一方面，《斑点》预示了伍尔夫前瞻性的创作思想：以往致力于展现客观实在的文学模式只能表现事物闷人、浮浅、光秃、凸出的一面，在这样有限视域观照下的世界顶多是一个僵化、表层、单一且又干瘪的世界。然，真正的文学非但要关注外部世界，更要触及事物内部。换言之，文学还应关照“现实的描绘”以外的、不斷涌现的印象式的思绪。这些思绪虽隐秘地潜伏在个体的下意识或潜意识领域，但其“充斥着五光十色的信息”[1]，因此具备最大限度具现事物全貌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作家指明“未来的小说家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无限多的想法；它们探索深处，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之外”[1]。另一方面，《斑点》隐现了伍尔夫的反叛精神。比如，通过那本被一再提及、热衷阶级排序的“惠特克年鉴”，凸显她对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传统意识建构的公开蔑视；而借助想象中的古物收藏家的考古生活，反映了其对传统英国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厌弃和对思想自由、“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1]的新世界的强烈渴望。

显然，日后伍尔夫那些在文学界、思想界、批判界引发震动的、惊世骇俗的思想观念已在《斑点》中初见端倪。在这种反骨的推动下，伍尔夫不仅创作出诸如《达洛卫夫人》《海浪》《幕间》等众多意识流经典以及《小说的艺术》《论现代小说》等具有开拓性的文学评论，而且得以立足女性视角思考文学、现实和女性自身命运的关系，为后世贡献了包括《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内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哲理性思考，她本人则借此在女权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艺术的一贯性

不难看出，《斑点》的结构呈散射状，“斑点”既是触动叙述者万千思绪的开关，又是联系人物意识流动和现实世界的媒介。全文始于斑点又终于斑点，中间部分则是由斑点引发的一连串由此及彼的纷乱思绪，而这种由一件物体引发无穷联想、类似于骨牌效应的叙述模式，贯穿伍尔夫的创作历程，她的短篇《邱园纪事》《那件新衣》，长篇《雅各之室》《达洛卫夫人》等作品都延续了《斑点》的结构模式：由某一外部触媒打开内心世界，继而引发叙述者的丰富联想，最终在结尾处呼应原来的触发点。在此过程，作者往往以特定时间或标志性的空间物体串联碎片化的场景，借助这些特定客体为作品提供一种整体结构支撑、保持全文的形散神合，从而有效避免与乔伊斯笔下人物相似的命运：因过分沉溺内部世界而脱离现实。比如，《雅各之室》以雅各的房间开头，结尾又回到了雅各的房间。中间部分则依次展现了众亲友在面对雅各遗物、时钟敲响5点这一时刻各自的心理活动，这种类似于电影场景切换的处理方式在成功串起不同人物在固定时刻的多样意识活动的同时，也有效展现了客体的整体风貌。

值得注意，随着艺术技巧日益精进，伍尔夫在继承《斑点》散射结构的同时，又将其进一步发展成平行、甚至多线制的散射结构。此外，《斑点》还初步显示了伍尔夫作品的“诗化”特征。这类小说“并不局限于个别人物的悲欢离合，而着眼于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对大自然之美的赞叹，以及对于梦幻与理想的追求”[2]。因而在她笔下，无论静态的自然景观抑或动态的花鸟虫鱼，无一不具有鲜活灵动、收放自如的特点，给人一种安谧和谐之感。这些片段，即便从原文剥离，也完全可以作为珍爱生命、感知万物的独立诗篇，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如，“六月里鸟儿的鸣啭听起来一定很震耳，很不习惯；小昆虫在树皮的拆皱上吃力地爬过去，或者在树叶搭成的薄薄的绿色天蓬上面晒太阳，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候它们的脚会感觉到多么寒冷啊……。”[1]寥寥数语，尽显生机。也因此，诗化特征在《斑点》之后得到了更为彻底的继承，并一直延续至伍尔夫的后期创作。

简言之，作为伍尔夫在意识流领域的初次尝试，《墙上的斑点》虽有理性思维痕迹过于明显、整体结构略显粗糙、意识流技巧相对单一等不足之处，但又在题材、思想和艺术方面预示着作家中后期创作的艺术特质和最终转向，因而是一篇具有独特价值的拓荒之作，值得我们给予更多重视。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编.高中语文：外国小说欣赏[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3-7.

[2]汪介之，杨莉馨主编.欧美文学评论选（20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8-93.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