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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前后移民与土地关系研究

2018-03-13郭宇哲

新西部下半月 2018年12期
关键词:关系移民土地

【摘 要】 本文以甘肃天祝县德吉新村为案例,分析了生态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与土地间的不同关系,并由此探讨了移民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通过对比发现,由于土地质量问题移民在迁入初期相对于迁出地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焦虑,也产生了与土地割裂的情感倾向。该文有针对性地指出,重视移民搬迁初期的土地数量与质量保障,是确保生态移民工程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移民;土地;关系;迁出地;迁入地

土地是传统农民生活的中心。围绕着土地,人们既生产出了基本的物质资料,也生成了一套与“土地生活”相对应的观念体系和共处模式。可以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及其生活与土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性关系便反映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1]同时,这种特殊关系也折射了某一地域空间中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因为农业产出是农民主要生活来源,也决定了其生活水准的高低,所以土地越是有高效的产出,就越能为农民带来较好的生活以及某種稳定性,进而更容易形成一种依赖性和亲密性关系,反之这种关系就不易形成或者说保持一种微弱的状态,这对于生计选择有限的农民来说,便无疑增加了生活的困难,带来了一种低水平或者不稳定的生活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虽然农民与土地间的关系总体上呈弱化趋势,且有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施加影响,使我们不能完全按传统农业社会的情景依据两者的关系去判定特定地域空间中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但毫无疑问,农民与土地之间呈现的关系现状为我们透视某一地方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

一、德吉新村介绍

德吉新村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松山镇,是天祝县进行以扶贫为目的的生态移民工程而产生的移民村。2014年,为响应武威市委、市政府全力实施高深山区贫困农牧民“下山入川”移民工程的战略部署,天祝县举全县之力建成多个易地扶贫搬迁和新农村建设移民安置点,而德吉新村就是松山镇南阳山片的2、3号移民安置点,该村于2014年开工建设,经过政府动员、移民们前期实地考察,当年就开始陆续迁入,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实现完全入住。现有家庭894户,共3907人居住,包含汉族、藏族以及土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达1372人,以藏族居多。这些移民多来自于天祝县各个乡镇中发展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的贫困山区,迁移之前以打工、种地为主要生计,迁入德吉新村后虽然政府鼓励扶持舍饲养殖和食用菌种植,并为每家按照成员数量分配了相应的土地,但从目前来看,移民们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打工作为主要生计手段。

文中的访谈部分是2018年2月份笔者在德吉新村田野调查所得。

二、依附:黏在土地上的人

德吉新村移民的迁出地分布在天祝县天堂、赛什斯、东坪、大红沟、安远以及松山等8个乡镇,迁出地多位于高山深谷之中,其自然地理环境客观上制约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发展,但这种制约也有着区域和程度性的差异,于是在迁出地的时候,人们和土地的关系呈现出两种特点。

1、生活保障对土地的依赖

在一些山区,虽然层叠的大山限制了人们的发展,在土地耕作上也面临着面积较小且耕作成本较大的问题,但较高的植被覆盖率以及较为充足的降水使农民在付出一定的劳作后能获得预期的土地收益。由于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山区之中以及有限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来源,使一定的土地产出成为人们生活资料的重要补充部分,这便催生了他们对生活持有的一种特殊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土地对目前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同时,这种自信中也包含着他们对所拥有土地的信任感与自豪感,而在他们所表达的话语中我们便可看出这份自信:

我们老家(迁出地)风景秀丽,土地各家都有分,我们家有15亩6分,种的小麦、豌豆等,我们啥都种。老家是雨水充沛,土地质量好着呢,长的相当好。一年我不去打工去,种上些地我把生活全保障了。(XYS,汉族,赛什斯乡)

在以前老家(迁出地)有18多亩地,主要种豌豆和小麦,在老家的话口粮是没有问题的。(WFT,汉族,安远镇)

可以说,在气候条件和土地质量相对较好的山区中,人们和土地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性和依赖性关系。虽然这种关系保障的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生活,或者说是保障了温饱问题,而对于发展问题,这种亲密性和依赖性的关系并无多大助益, 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这种发展受限的山区环境中,长久以来人们更加注重的还是基本生活的维持,只要土地产出能保障一家人的生活,那么人们对土地也就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情感。

近年来,虽然打工成为潮流,也成为家庭增收的首选手段,但在土地产出较为满意的山区,人们依然保持着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即使在外打工,每逢播种和秋收的季节,这里的人们必然会返乡完成农事任务,无论务工的收入是多少,土地里的产出依旧是他们心中最可靠的保障。况且随着劳动力市场饱满化以及各个行业对务工人员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使人们外出打工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相应的工作并获得预期的薪酬,这反而加强了这里人们与土地的亲密性和依赖性联系。

2、心理情感对土地的依恋

在客观环境对从事土地经营制约较大的山区中,每年的土地产出具有不确定性,加上人们对经济收益的追逐,导致当地人对土地的需求和依赖没有像上述情况那样强烈,甚至像一些核心家庭,年轻夫妇将孩子送去爷爷奶奶家,两口便外出务工而彻底放弃了土地经营。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地方人们对土地的表述:

老家那边(迁出地)我们凭天吃饭,反正地里种了,一年基本上天降雨多的话就好着里,降雨少的话就不太好,我们就是种点地,还要出去打点工。(LMM,汉族,东坪乡)

在我们老家(迁出地)住的时候其实也不种地了,都到外面打工去了。种地收入不行呗,我们是山地,靠天吃饭,像夏天天气旱的话,下来不如打工。像条件好一点的,家里有老人把孩子带住,两口子就出去打工。可以说两口子出去打一个月的工就把一年的庄稼钱挣回来了,像我们那边一年庄稼好卖下来也就是3000、4000块钱,但是人家出去有些在外面打工,3000、4000块钱一个人干一月活那个钱就出来了,所以两口子出去就比种地强,所以就不种了。(ZYY,藏族,大红沟乡)

在这些地方,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首先,若人们将生存手段局限在单一的土地劳作上必然带来生活的风险,这促使他们将打工收入作为生活的可靠保障,即使当年的土地产出不好,他们依然可以通过打工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甚至过上条件更好的日子。长此以往,外出务工便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土地由于产出的不稳定性以及收益有限,其在人们生活中的份量便越来越轻,并且经过代际交替,年轻人更看重家庭经济的发展,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土地的价值更是一落千丈,似乎渐渐被置于人们的生活之外。其次,虽然一直以来土地并不被人们看好,但那是站在完全保障生活和追求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其自身的属性来看,无论产量高低,土地一般总能带来生活资料的补充,也是最稳定的、无法随意被剥夺的、维持人们生活的最后依靠,所以即使像上文中访谈对象所说年轻人放弃种地而外出打工,但他们也多是将家中土地暂时交给了村里的亲戚耕种、照看,并未完全割断与土地的联系,也有相当多的人播种季节也是照常种了庄稼,虽然并不在乎收成,但却是一种习惯或者说特殊的心理情感使然,这正像美国人类学家R.雷德弗尔德所说:“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特有的态度”,[2]虽然这种情感和价值在不断弱化,但也不会轻易消失。因此,土地在这些人的生活中虽不是那么重要而居于边缘位置,但却又不能失去它,和它完全地割裂开来,体现了一种情感上的依恋。

可以看出,迁出地人与土地关系的两种特点,其差异性表现在程度上,而同一性则体现在和土地的联结上。所以,在迁出地人们基本上是和土地黏在一起的。

三、割裂:向土地之外讨生活的人

德吉新村所在地以前是个羊场,规划搬迁时政府将这里的荒滩草场整理开垦成土地,移民需要将户口从原来的乡镇迁到这里便可获得人均1.5亩的土地,这样户均拥有的土地大概在7亩左右。因为是2014年才开始搬迁入住,土地也是新开垦不久,所以在搬过来的前两三年中,以养地为主,并无实质性的收成。但经历了养地阶段后,当人们正式播种劳作时,土地的产出却甚至弥补不了人们投入的成本。

2018年初,笔者在新村调查时,只要谈到土地收成问题,移民们多是不满中带着无奈,与之前迁出地的土地态度相比,德吉新村的移民对新定居点的土地可以说是心灰意冷。无论是在老家与土地间的亲密性、依赖性关系还是那份心理使然的依恋情感在移民新村都已转变成一种失望的态度,进而呈现出新的人与土地关系特点。

1、情感转变:由依恋到失望

搬迁到德吉新村后,每户都依据各自的人口数量获得了相应的土地面积。按照正常的发展,移民们的生活和土地应该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在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中,在一切都并未明朗之前,土地既是移民们的心理依托,也是稳定的物质保障。同时,在迁出地培育出的那份最低限度的心理情感,也使移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或者说那么快就失去对土地的温情。但事实是,移民们对土地的态度急转直下,就像小孩子满心欢喜买了遥控飞机后却发现它飞不起来的那种气愤、失望的神情,和移民们谈到各自的土地时也总是能感觉到他们的无奈与埋怨:

唉,地现在我们这儿直接靠不住,儿子出去打工,再就是跟前我们干上一点点。(XYS,汉族,赛什斯鄉)

这边没有土,土层就这么一点,下面全是暖石片,也就是山上冲击下来,堆积下来的石块,直接不长。这边我们有个十多亩地,种的是青草,种后就不长,天不下雨不长,他们就说要浇水,上面修了个大水库,水费还贵,好像浇一次80元,水费太贵不划算。现在就种草,长就长,不长就拉倒吧,直接地里没收入。(LYZ,汉族,东坪乡)

在德吉新村,移民们对土地的付出并未得到相应的收获,这种情形在部分移民的迁出地也会发生,但移民们并未像在迁出地那样留存对土地的那份心理情感,在这里有的只是不满和失望。

迁入地的土地质量没有迁出地的好是移民们的共识,虽然是在平川之上,但这一带土壤碱性较大,且土层薄,不利于作物生长。但仅凭这一点就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移民不顾那份长久以来与土地形成的情感,表现出对土地的冷漠与埋怨,似乎有些牵强,毕竟在艰苦环境中耕作求生的人和经验是不计其数的。在德吉新村,更深层的原因是移民们将目前生活的部分不满和压力以及内心的焦虑等一些消极的情绪部分地施加到土地不能产出这件事上,从而使这些消极的情绪压制了对以往土地的情感,从而表现出目前的态度。可以说,在移民们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增大,急需要土地发挥自身的价值来帮他们缓解此刻的压力时,他们迎来的只是这种需要和期望的落空。于是,人们在迁入地与土地间的粘性关系(此处指由情感原因产生的粘性)便在迁入地这一新的时空情境中失去了粘力,处于失位状态。

2、生计转变:没有土地的生活

搬迁过来后,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没有土地的生活,他们有的是将土地承包出去,有的是过来后没有将原乡镇的户口迁过来而未分得土地。像第一种情况,他们认为既然土地里的付出不会有什么收入,甚至会带来亏损,那不如将其低价承包出去,让村里养羊的人去种草。而第二种情况是,少部分刚搬迁过来的人持观望态度,看看生活怎么样,实在不行可以再搬回去,所以就没迁户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移民谈到土地时的说法:

我们的地给人承包出去了,种的草,一年就包着三四百块钱,再高了没人要,因为我们这地方本来就不好好长草呗。(QSX,汉族,松山镇)

我的地还没分呢,我的户口还在天堂没有转过来。这边过来什么都得花钱,那边的话吃的菜就不掏钱么,基本上就自己种么。随便那个地里面种一点,它吃的就来了,这里面就种不上。今年有些人种的青草什么的就这么高点么,有的就扔掉了,有的养羊的人去割,没办法收么,不长,这地方碱太大了......我现在户口不敢移,移过来那面就入不进去了。我现在这样,要是万一不行的话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人卖了就走了对吧。(WJQ,汉族,天堂镇)

像这些人目前以打工作为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除了每年几百块钱的承包费,土地则是彻底走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从一位移民对土地投入-产出的估算可以看出,这是他们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这个地根据经验,种的直接没收成呗,我们的账没算过,我知道像我们村上一个人他是4个人六亩地么,最后这个化肥、种子(费)白搭。种的时候我也去了,他喊我帮他撒些种,最后这个地(的产物)卖了200块钱。原来这里老户不是养的牲口多吗,就把种下的卖了。四个人是六亩地吧,四六是240块钱,这个机耕费240块钱人家机子师傅就收了呗,那么这个化肥,一袋子三合肥是一百四嘛一百七,再一袋尿素,这个下来就两百多,种子还不算,你说这赔着没有。这么赔的人多了,就多少卖着让人收了去。(WFT,汉族,安远镇)

在做出放弃土地的选择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必须完全“向外”讨生活了。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们得长年在外打工,然后在年底拿着辛辛苦苦赚的钱回家过年。似乎这种周期性的返乡-外出进入了死循环,让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没有线的风筝,一直浮在空中而缺乏那种落地的踏实感。于是,这种与新居的微弱联系使他们觉得自己回家也不像主人,而更像是一名客人,住几天便又离开了。

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空间环境的变化使部分移民的生活与土地割裂开来,完全进入非农产业谋求生计,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移民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或者说符合孟德拉斯提出的“小农的终结”,是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必然。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强调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忽略了具体时空坐标中的个体生活,况且放弃土地并非正常发展中的自然状态,而是无奈之举。在目前的情况下,移民们经受着较大的生活压力,对土地是有较为强烈的需求的,但却放弃了土地,所以这种离开土地的生活则是折射了移民搬迁初期生活的压力和困难。

可以看出,经过搬迁之后,移民们大多数选择了一种与土地割裂的生活。这种割裂不仅仅是土地与人们实际生活的分离,也是心理上的疏远。至此,人们将生活的重心和关注点放置于其它生计中了。

四、结语

人与土地关系的改变折射着人们生活的变迁。对德吉新村移民来说,从迁出地到迁入地,旧生活的一切框架都被打破重建,而面临新的生存环境则有了与之相应的一套新的生活逻辑。就土地来说,在迁出地时,土地对移民来说呈现出物质性和情感性的一面,并且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在迁入地,这种温情的色彩迅速褪去,换之以失望、气愤的消极情绪。在移民的心中,土地似乎失去了以往那种慈爱、珍贵和近人的光环而变为目前过期、失去价值的废品。在未搬迁之时,虽然移民的生活不一定完全靠土地的保障,但人与土地的关系的状况反映出在当时生活水平下的稳定性状态,至少人们是没有多大的压力与焦虑的。搬迁之后,移民与土地急转直下的关系则是体现了移民的经济诉求急剧扩大,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挥之不去。这一转变必然有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但笔者更强调的是这一转变的本身事实,它其中夹杂着诸多的无奈与压力,反映着一种有缺陷的移民生活。

目前,我们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了移民的发展致富上,进而更关注移民地的产业发展与移民的职业化,我们一心期待着移民的生活水准在产业培育和职业转化的背景下不断攀升,并走向現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点没有错,但应该看到移民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在搬迁初期,移民们处于风笑天所说的生活“嫁接期”,这个时候经济“复苏”面临很大挑战,也是最易出现经济贫困的风险时期,所以他在研究三峡移民的适应性问题时指出三峡移民“落地要生根,经济是首要的前提和基础”,[3]笔者认为这里的经济就意味着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移民对迁入地最低生活成本的承担能力,即强调迁入初期经济的保障性而非发展性,使移民不至于因经济问题回迁或者对迁入地失去信心。所以,移民的发展致富则应定位在中后期,即这种“嫁接期”稳定度过之后。在移民刚刚经历搬迁、各项开支增大、生活的不稳定性增强以及自身就业技能缺乏的初始时期,土地是他们此时最可靠的依赖,也是确保其生活稳定,减轻生活成本压力的最好手段。所以,对搬迁移民,尤其是以扶贫为特点的或多或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保障其基本面积的土地占有以及土地质量是移民工程“稳得住”的重点所在。

【注 释】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2]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3] 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4(05)19-27.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4] 赵擎寰. 义村移民:土地意味着什么[D].北京:北京大学,2008.

[5] 芮一清. 乡土变迁中的农民土地观念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

[6] 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4(05)19-27.

[7] 路文彬.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土地意义之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2)30-38.

[8] 卞莹莹.生态移民区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土地利用变化与效率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4,53(08)1950-1954.

【作者简介】

郭宇哲(1993—)男,汉族,甘肃灵台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社会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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