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鑫　郭智超

一、 格里菲斯及好莱坞在中国的影响

早在1921年，上海影戏公司以其制作的《海誓》就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爱情长片的先河。影片讲述了富家女与贫穷画师之间的爱情悲欢，这种超脱门第观念的创作角度，反映出中国爱情故事片已经基本脱离了传统爱情作品的才子佳人模式，由于受到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影响，《海誓》已经颇具“西方影戏”[1]的风味。但真正对中国早期爱情片的叙事模式带来深刻影响的，是大卫·格里菲斯在1915年至1922年间先后拍摄、导演的几部重要作品。例如，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党同伐异》（1916）、《孝女沉舟》（1920）、《乱世孤雏》（1922）等。1922年以后特别是1924年春，格里菲斯导演的爱情片《赖婚》传入中国，放映后引起轰动。借此轰动效应，格里菲斯早年的影片也重新被搬上荧幕，在中国电影人和电影杂志的共同推动下，一场“格里菲斯热”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迅速升温，例如，“1924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电影杂志》连续刊登了程步高撰写的文章《格雷菲氏成功史》”[2]，从编剧、导演和表演角度分析总结了《赖婚》的成就，除了爱情电影，格里菲斯的其他电影也影响深刻。

周瘦鹃在1919年末看过格里菲斯的《世界之心》和《党同伐异》之后欣喜不已，在他的文章《影戏话》中表达了对格里菲斯的崇敬赞扬之情，从内容层面赞扬了格里菲斯在电影中所表现的政治和文化主题，并借此有力地重申了自己提出的以电影“开通民智”[3]的主张。由此可见，周瘦娟所看重的格里菲斯在电影中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自己的电影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格里菲斯的电影创作满足了他对电影的期待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