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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合作与亚太区域秩序的构建

2018-03-13曹云华

当代世界 2018年12期
关键词:东盟美国中国

曹云华

【内容提要】当前,亚太地区出现了由中美日及东盟四大力量占主导的新的多极化格局。在影响亚太地区秩序构建的四种力量中,东盟这一极可能是最弱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东盟倒向哪一边,都会使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发生倾斜,并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构建亚太区域秩序的关键和重要保证。当前,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都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和机遇。

【关键词】东盟;亚太区域;中国;美国;日本;新秩序

【DOI】10.19422/j.cnki.ddsj.2018.12.003

当前的亚太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变化,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已经提前进入多极化格局,各个大国及国家间联盟跃跃欲试,准备重塑未来的地区新秩序。美国、中国、日本和东盟是重塑亚太区域秩序的主角,过去由单独某个国家主导局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重塑未来亚太秩序的四种力量

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促使亚太地区提前结束了冷战后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并迎来多极格局时代。新形势下,亚太地区各大国都在致力于打造由其主导的、更加符合其战略利益的区域新秩序。目前该地区最有实力并且具有主观意愿打造亚太新秩序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主要是美国、中国、日本及东盟。

一、美国

冷战后至21世纪初,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领导者,从推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到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到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印太战略”,都是美国试图打造亚太区域秩序,维护其在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各种尝试和努力。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试图把现有的亚太合作架构边缘化,如“亚太经合组织”、“10+3”(东盟加中日韩三国)、“10+6”(东盟加中日韩澳新印)和“10+8”(在“10+6”的基础上再加美国和俄罗斯)等。美国特朗普政府新近推出的“印太战略”,旨在构建一个单独由美国主导并对中国进行排斥的亚太新秩序。从特朗普及其政府主要官员的一系列言论来看,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周边打造一个遏制中国的“防火墙”,阻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亚太地区的顺利推进,以继续维护美国在印太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的亚太区域秩序观继续强调以美国为主导,充分发挥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盟国的作用;对东盟进行分化,许以各种利益,拉拢一些立场不太坚定的东盟成员国站到美国一边;持续弱化或边缘化那些中国在其中正在发挥或将要发挥积极影响的多边组织。

二、中国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向外拓展,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成为中国对外开展合作的重点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加快了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合作的步伐。新时期中国提出与邻国和周边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得到了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很明显,中国希望与亚太国家包括美国和印度在内,共同推进本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亚太区域秩序,强调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打造新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其基本内核是“亲、诚、惠、容”理念;在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推行新时期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以国际经济合作为动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推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日本

长期以来,在东亚及亚太合作方面,日本一直有自己的立场,一直坚定不移地追求由其主导的东亚及亚太区域秩序。虽然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直奉行美日同盟优先的战略,但不会完全随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在特朗普上台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之后,安倍政府发现,当前美国政府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太大,越来越难于跟随。各种迹象表明,新形势下日本将会推行更加独立自主的亚太政策,以趁机填补美国相对退出所留下的“真空”。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之后,日本取代美国率领11国在2018年3月8日签订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在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将日本塑造为地区经济协定的领导者,直到美国在贸易政策上找到自己的定位。CPTPP的其他成员也欢迎日本的领导。”[1]近期,日本一些学者也在反思日本的对美政策。例如,日本防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竹知彦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同盟仍将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与此同时,日本必须超越过去那种仅仅支持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模式,转而寻求在地区秩序建设中发挥更独立的作用。日本与具有同样想法的地区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它与中国的不断接触,可以成为这种新秩序建设战略的基础”。[2]

四、东盟

2015年底,东盟正式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及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共同体由10个成员国组成,总领土面积为44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6.42亿,国内生产总值达2.6万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从2005年至2017年,东盟整体经济年均增长5.2%,今后几年将继续保持5%—6%的增长率。东盟一贯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以协商为各国共同合作的基本原则,即“东盟方式”。东盟推动构建的亚太区域秩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继续强调和奉行“东盟方式”,即协商、包容与高度开放的地区主义,欢迎各大国的参与,为促进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共同作出贡献;二是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由东盟主导该地区的合作;三是继续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根据大国实力的变化进行调整。随着中国和日本在该地区力量的上升,东盟会更加强调与中国及日本的合作,以抵消特朗普推行的单边主义对东盟带来的消极影响。

总体而言,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中、美、日、东盟四种相互影响的重要力量(亚太四极),未来亚太新秩序的构建将主要由上述四大力量主导。当然影响亚太地区秩序构建的还存在其他力量,例如,近几年印度也不甘寂寞,不遗余力地推行“东进政策”,大力加强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合作,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最近又被美国看中,极力拉拢其入伙。此外,如果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以韩国的技术和资本与朝鲜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其发展势头將不可阻挡,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地区强国将会在亚太迅速崛起。俄罗斯也正在重振雄风,近几年以售卖军火为主要手段,重新加强在亚太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然而,与前述四大力量相比,后面这几股力量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单独成为一极,其影响力稍逊一筹。

东盟为何能够崛起

成为亚太重要的一极?

忧患意识,抱团意识,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正确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加上其自身拥有的天然的地缘战略位置,是东盟崛起的五大因素。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盟已经建设成为令全球瞩目的共同体。冷战结束迄今,东盟一直有一种危机感,那就是在全球化与区域化时代,东南亚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大国竞争。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生存之道就是抱团,加快区域一体化,把东盟建设成为更加紧密团结的共同体,方能与周边大国竞争并求得生存与发展。

最近几年,世界与亚太区域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盟又面临新的危机。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东盟必须采取对策以应对新的挑战,冷战结束后的短暂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理所当然。世界经济重心因中国、印度的发展而逐渐移向亚洲,导致大国博弈的现象在本区域俨然有越来越激烈之势。中美在南中国海的针锋相对,随时有可能失控升级。日本逐渐要摆脱二战后的和平主义,也为区域带来更多变数。……这些外部的张力,迫使东盟必须在团结一致或各自为政之间,做出重大的战略抉择”。[3]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东盟不断地加强合作,不断地提升区域一体化的水平,最终建成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共同体。

笔者认为,亚太地区多极格局的出现,将导致诸多大国的竞争。当前亚太地区最具有实力的大国和国家集团就是中美日三国和东盟,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双边与三边关系走势,以及这三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会决定该地区未来的命运。从实力对比来看,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东盟都无法与中美日三极抗衡。例如,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看,东盟的实力与中美日三国都相差悬殊,在2016年,亚太四大力量美、中、日和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4.7%,14.9%,6.6%,3.4%(见图1)。

然而,东盟在亚太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仅从经济总量来衡量,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东盟的地缘战略位置,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东盟的团结与区域化一体化,这些因素都使东盟在亚太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与不可或缺性。如果缺少了东盟,中美日三大国在亚太地区就很难合作与共存,尤其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使另外三大国极为看重,东盟推行的高度开放的地区主义,又使世界各大国在东南亚和亚太都能够获得存在与影响。可以说,东盟是一块黏合剂,有了东盟,才能使亚太其他大国坐到一起,如“10+1”“10+3”“10+6”“10+8”“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等等。

美国和日本倡导的亚太区域秩序观都具有排他性和不兼容性,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奉行的“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让许多大国都在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相当的兼容性与亲和力,但是面对中国迅速崛起及其与一些邻国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亚太相关国家依然保持戒心。相比之下,东盟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兼容性与谦虚心,可以在三极力量之间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在中美日三种力量之间调和、折中、沟通,而且这种作用也得到了中美日三个大国的认可和尊重。

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构建

亚太新秩序的重要保证

展望未来,东盟可能不是亚太地区最有实力的一支力量,但却是任何一支力量也不能够忽视的一极,中美日想要在未来的亚太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都必须依赖东盟这一极的支持。因此,东盟扮演着亚太新秩序构建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与东盟建立关系要晚于美国和日本,但经过最近2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越美日等国。新时期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已成为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的重要保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与东盟都是亚太地区处于上升阶段的新生力量,朝气蓬勃,双方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其次,特朗普推行的单边主义使东盟国家充分认识到,亚太地区的事务、前途与命运,更多地还是要靠本地区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最后,最近几十年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东盟而言,中国这个朋友是可以信赖的,如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都是中国挺身而出,成为本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东盟关系走到今天,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也面临一定的瓶颈。当前,为了突破瓶颈,中国与东盟都诉诸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创新是一国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之间深化合作的动力,但是除了科技创新,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双方政府及人民的相互信任及共同利益的维系。在这方面,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还有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在提高软实力方面,中国还需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积蓄力量。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相邻,双方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双方关系的发展也曾受到过严重干扰甚至中断。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曾两次被打断,一次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和占领东南亚之后,中国与东南亚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友好往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粗暴地中断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几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全部抹平;另一次是在冷战时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才逐步恢复和正常化。新加坡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正式建交。经历了两次中断交往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及其影响遭到严重削弱。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与东盟的正式交往,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同时在此后的20多年间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与日益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力却不是短期内能够建立起来的,它需要一个长期耕耘的过程。在软实力方面,日本在东南亚拥有更大的存在与影响力。日本虽然在战后初期曾经一度退出了东南亚,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借着战争赔偿等手段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重返东南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深耕,日本文化及其软实力已经在东南亚深深地扎根。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視与东盟开展文化和民间交流活动,但是若在民间社会层面进一步夯实软实力,需要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

当前,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东南亚经济依靠中国,安全依靠美国”。笔者认为,这一看法不准确,且非常有害。事实上,在东盟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都不能单纯依靠哪一个国家,“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就经济而言,东盟一直推行高度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联系都非常密切。的确,近年来,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相互依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地,中国投资在东盟吸引外资中的比重也在急剧上升。但是,这并不等于“东南亚经济依靠中国”。对大多数东盟国家而言,外资、市场、产业合作等都是非常多元化的,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欧盟及东盟内部各国,都是东南亚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一角度看,即便是经济联系,中国与东盟依然有很大的合作和提升空间。

新形势下,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发展援助以及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需要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二是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三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早期,一切以政府为主导是必需的,但是当国家间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持续发展时,则需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使更多企业和民众参与其中。只有如此,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以市场为导向。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与发展,都应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政府可以做一些宏观的布局,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适当做一些政治与战略考量,但不宜将自身变成投资的主体。遵循市场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基本经验,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以及海外地区的发展。

第二,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海外投资项目,包括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在坚持市场为导向原则的同时,也需尊重企业的自主权。“春江水暖鸭先知”,海外投资经营环境如何,能否实现盈利和长期发展,企业是最为敏感,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政府越俎代庖,最终受到损害的不仅是企业利益,还有国家利益。

第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中国的海外投资与援建项目,需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提高当地民众的“获得感”。例如,在一个偏僻的村庄,帮助当地民众挖一口水井,解决他们的饮水困难,这样的援助资金不多,却更加见效,当地人民群众更容易有“获得感”。中国也可以此提高在东南亚国家社会层面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结   语

中国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绝不是排他性的,而是高度开放的。中国与东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合作是构建亚太区域秩序的重要保证。中国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推动构建新的亚太区域秩序,不是要垄断该地区的事务和谋求区域霸权,而是要与亚太地区各国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区域秩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张凯)

[1]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October 2018 ,P5,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2] Tomohiko Satake, “Should Japan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East Asia Forum: Economic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2nd October,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0/02/should-japan-continue-to-support-the-us-led-international-order/.

[3] [新加坡]《东盟的未来与挑战》,载《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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