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光伟，王凯莉，郭宏明，梁永林

(1.酒泉市中医院，甘肃 酒泉 735000； 2.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敦煌《五脏论》是包括《张仲景五脏论》和《明堂五脏论》在内的中医脏象学说经典著作，是敦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学传承的经典内容。现存《张仲景五脏论》卷子包括5种抄本：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的S.5614，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P.2115、P.2755、P.2378，以及后来由李应存教授为其定名的Дx.01325V[1-3]。《明堂五脏论》卷子原件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即编号为P.3655的卷子[4]。历代以“五脏论”命名的书目尚有《耆婆五脏论》《黄帝五脏论》等，但其多遗失。其中《耆婆五脏论》现存仅6行73个字，主要为对五脏劳伤的论述。对《耆婆五脏论》的记述仅有宋代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卷十佚文1条，曰：“《五脏论》有称耆婆者，论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发生；七月游其魂，儿能动左手；八月游其魄，儿能动右手；九月三转身；十月受气足。”[5]近年来，对于敦煌《五脏论》的考辨、录校、注释、拾遗及相关研究在业界饶有突破，特别是对《张仲景五脏论》的研究更是颇有成果。基于此，笔者尝试对敦煌卷子《张仲景五脏论》的研究概况进行总结，并对其相关内容进行探析。

1 《张仲景五脏论》定名刍议

《张仲景五脏论》除上述5种残卷原件外，尚闻名于世的还有3种传抄本：《江苏中医》1963年第5期由原辽宁中医学院赵有臣医师校补的“敦煌本”、日本《东方学报》1964年第35期由宫下三郎氏对朝鲜《高丽史》卷八附刻《张仲卿五脏论》作校勘的“日朝刻本”和浙北名医张艺成(1879—1954)手抄且卷首附有张元素序文的“传抄本”[6]。然而，该书是否真是由医圣张仲景著写?目前多持“该书为隋唐人所作而托先生之名以自重”的观点[7]，当然业界也有对“其书确为仲景手笔”的坚持[8]。

1.1 一说《张仲景五脏论》实为托名仲景

持“《张仲景五脏论》实为托名仲景”这一观点的大致手持以下几条证据：

其一，“四大”“耆婆”一类词在书中的出现，如“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又如“一千余卷，耆婆童子，妙闲药性，况某等凡夫，何能备矣”。“四大”同“三病素”“七组织”一样是印度传统医学的医理内容。“耆婆”原是印度传说中的名医，在长久流传中逐渐被神化，如同我国扁鹊、华佗，后世印度医学的理论、方药也常托名耆婆，以示珍贵。另外，这类词在中医古籍中的引用也相对常见，陈明先生将印度医理“四大”(即“五大”除去“空”：地、火、水、风)在敦煌汉文医学资料的影响做了详细的论述，列举出了“四大学说”在《张仲景五脏论》(P.2125)《明堂五脏论》(P.3655)《新集备急灸经》(P.2675)中的引用，以及在其他中医古籍如《人身四百四病经》《补阙百一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医方类聚》中的引用，并推测“四大”理论对敦煌医学的影响最少也有三百多年[9]。

其二，书中一些药物在隋唐期其他医学著作最早可见，而所引一些医家又为仲景先生之后的人。有学者[7]指出该书论及陶弘景《名医别录》药物9种，如玉屑、蒜、木瓜、槟榔、牵牛、昆布、人粪、地浆等；还指出蓖麻、密陀僧、荜拨等最早见于唐代医学名著。另外，如“陶景注经，说酸咸而陈冷热；雷公妙典，咸述炮制之宜……刘涓子描述，学在鬼边；徐百一之丹方，偏疗小儿之效；淮南葛氏之法，秘要不传”的条文中提及医家陶弘景(齐梁间，公元456—536年)、雷敩(南北朝刘宋时人)、刘涓子(南北朝，约公元370—450年)、徐之才(南北朝，约公元492—572年)、葛洪(东晋，约公元284—364年)等都是仲景(东汉，约公元150—219年)之后的人。

其三，《张仲景五脏论》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其文句与《东医宝鉴》卷一、孙思邈《千金方》序基本相同。《五脏论》相关条文曰：“天地之内，人最为贵；头圆法天，足方法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七星，人有七孔；天有八风，人有八节；天有十二时，人有十二经脉；天有廿四气，人有廿四俞；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骨节；天有昼夜，人有睡眠；天有雷电，人有瞋怒；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地有泉水，人有血脉；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地有山石，人有骨齿；地有草木，人有毛发。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东医宝鉴》相关内容曰：“孙真人曰：天地之内，以人为贵。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六极，人有六腑；天有八风，人有八节；天有九星，人有九窍；天有十二时，人有十二经脉；天有二十四气，人有二十四俞；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骨节；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天有昼夜，人有寤寐；天有雷电，人有喜怒；天有雨露，人有涕泣；天有阴阳，人有寒热；地有泉水，人有血脉；地有草木，人有毛发；地有金石，人有牙齿。皆禀四大五常，假合成形。”《千金方》序中相关内容曰：“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人者，禀受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脑髓生。头圆法天，足方象地，眼目应日月，五脏法五星，六腑法六律，以心为中极。大肠长一丈二尺，以应十二时；小肠长二丈四尺，以应二十四气；身有三百六十五络，以应一岁；人有九窍，以应九州岛；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刑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不论著书前后，相互多少有所参照和雷同。

综上认为：《张仲景五脏论》迟于仲景而生。

1.2 一说《张仲景五脏论》实为仲景所作

关于“《张仲景五脏论》实为仲景所作”的观点，杜雨茂先生在其论文《敦煌张仲景<五脏论>残卷刍议》中的论述最为全面且经典[8]。现将其论据大致摘录如下，并于其间掺入笔者刍议：

其一，《张仲景五脏论》可能就是已遗失的张仲景著作《张仲景评病要方》。对张仲景的著作进行考证发现：据《养生论》和《甲乙经》记述，其所著由王叔和整理流传共36卷，但数目在历代有所变化，在梁记载为《黄素药方》25卷、《张仲景辨伤寒》10卷和《张仲景评病要方》1卷，在唐则只有《王叔和张仲景药方》15卷、《伤寒卒病论》10卷(但不见了“评病要方”类的1卷)，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又多出了不题撰人名的《五脏论》1卷，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脏论》又题名为张仲景所撰(《宋史·艺文志》中可考)。由此推断：《张仲景评病要方》1卷可能在流传中被更名为《张仲景五脏论》。此外，整体看《张仲景五脏论》，其大致由引言、正文、结尾3部分组成，而正文又大致分前、后2阙，前阙是临床医学的理论部分，后阙是药物学的草药单方部分(正文整体上也可以被分为讲述人体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和总体治疗原则的3部分)，其内容用“评病要方”概括为题也是非常贴切的。

其二，《张仲景五脏论》基本观点与《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保持一致。在发病学上，都重视人的正气，重视经络的重要性，如：《五脏论》之“天地之内，人最为贵……一大不调，百病俱起”与《金匮要略》中“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一致，《五脏论》之“病邪致病必假经络，外有六淫，内而积虚劳”与《金匮要略》中“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一致。在诊治上，《五脏论》之“察其颜色，使知寒温，听之声音，使知损益”与《金匮要略》之辨色听音来辨病情相一致，其用药又都有相似习惯；《五脏论》之“甘草安和诸药，故得国老之名；大黄宣引众公，乃得将军之号”与《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惯用2味及对2味的重视程度相一致。除此以外，文中尚有好多用药方法都是仲景惯用手段。

其三，“四大”多被认为是印度传统医学的医理内容，然而其所指也可以是“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先贤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认识事物与考究事物最朴素的方法。那么，无疑“王、地、天、道”就是在特定自然与社会背景下、在“中医象思维”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大”，加上“自然”就是“五大”。换而言之，中国特色“四大理论”(上述“四大理论”加“自然大”则为“五大理论”)就是《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学理论中的延展发挥与巧妙运用。无独有偶，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有“更能无犯王法”之论(“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这里的“王法”不能被浅析译作“国家法律”，其同样是在强调“人当法天象地以制节生活，不可太过不及”。

综上分析，《张仲景五脏论》符合仲景的学术思想。

1.3 《五脏论》“四大”之发挥

对于《张仲景五脏论》是否真是张仲景所作不必过于纠结，因为中医学思想一脉相承，先后发展顺接连贯。而仲景学术思想无疑是中医学传承的里程碑：先仲景而贤者，为仲景指路；后仲景而生者，觅仲景之足。然而，对于《五脏论》之“四大”，笔者尚有以下观点。

1.3.1 王大，王何以为大

王大，王何以为大？“古云：医分上中下工，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鬼神。世之误传，皆以疆土政治为国，然以此谓之，则一国之大医只明君良相二三人矣，何其少乎？其实不然，谓之‘国’者，‘一玉口中国’，重在‘玉’而后以‘口’传之。或曰：何为治玉？殊不知古之造字，王玉同字，三横而一竖；三横者谓之天地人，一竖者谓之参通天地人也。恍然而悟，‘治玉’者实为‘知玉’，乃谓之大医！”毫无疑问，王就是“参通天地人而可以法天象地”者，此足可以为“大”。而法于阴阳而取象天地，这是国人应该学会的最基本立学准则。

1.3.2 一大不调，何以百病俱起

如果“四大”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总结和升华，那么《五脏论》的“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又当作何解？

首先，“王、地、天、道”之“四大”符合先哲思想，顺应传统哲学，具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

其次，“王、地、天、道”可以被理解为4种决定机体生命规律的因素：王，即人，包括适宜于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情志思维活动(内因)，也包括其他适度、科学而健康的行为模式；地，外因的一部分，和“天”共同构成影响人体健康的外因；道，即对所有决定人体生命规律因素的总结。这样的“四大”足可以“假合成身”，若“一大不调”，自然“百病俱起”。

再次，《五脏论》中关于“四大”的内容可以被分为“象天”和“象地”两部分，见表1。

表1 《张仲景五脏论》中的“天象”与“地象”

如表1所示：机体可由“天”“地”二大“假合而成”，进而由“四大”共同决定其生命规律。

最后，“天有五星，地有五岳，运有五行，人有五脏”论及“五脏系统”，即“五荫”；而该段分为“天象”和“地象”两部分，蕴含“四大”(王、地、天、道)的真谛。因此，用“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作为总结再合适不过。

2 《张仲景五脏论》与《明堂五脏论》对比

《张仲景五脏论》(S.5614、P.2115、P.2755、P.2378和Дx.01325V)与《明堂五脏论》(P.3655)同是敦煌医学卷子的组成部分。朱定华在《敦煌医学卷子〈明堂五脏论〉初探》中对“明堂”一词进行了探析与诠释[4]，根据文中“只如明堂二字，其义不轻，明者命也，堂者躯也”“立形躯于世间，看明堂而医疗”等内容将“明堂”解释为“形躯”与“人体”。如此，以往“明堂”的诠释得到了补充，“明堂五脏论”可以直译为“人体五脏论”，这就同《张仲景五脏论》之名更亲近了一步。二者同以“五脏论”命名，其对比研究颇具意义。

2.1 两种“五脏论”研究概况

2.1.1 《张仲景五脏论》研究概况

对《张仲景五脏论》的研究在业界颇有成果，大多从成书和抄写年代、作者和托名考证、文字和内容校释、版本和书志记述、本草和医理价值等方面进行探析。从成书年代方面看，马继兴将P.2378、P.2755考证为唐初；谭宗达则将P.2378考证为晚唐至五代初曹议金的归义军时期写本，而将P.2755考证为吐蕃占领末期、归义军早期写本[11]；另外，李应存将Дx.01325V考证为隋唐至五代时期写本[2]。从文字考释方面看，有姚美玲的《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考辨》，王亚丽的《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用字考》，以及彭馨和袁仁智的《敦煌医药文献〈张仲景五脏论〉校读拾遗》等。从校勘译注方面看，有日本宫下三郎的《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译注》(谭真译)，谭宗达的《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辑考》和《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勘》，马继兴的《敦煌古医籍考释·张仲景五脏论·甲本》，以及李应存、史正刚的《敦煌儒释道相关医书释要·张仲景五脏论》等。从内容价值方面看，有赵健雄的《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简析》，李应存的《敦煌卷子〈张仲景五脏论〉中“四色神丹”考》，以及李金田的《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本草学内容特色简述》等。

2.1.2 《明堂五脏论》研究概况

《明堂五脏论》与《张仲景五脏论》一样，同是“敦煌五脏论”类卷子的经典组成部分，然而因其出土版本单一，且文字残脱严重，故业界对其研究的成果较少，相对系统完整的探析有朱定华的《敦煌医学卷子〈明堂五脏论〉初探》和王淑民、庞莎莎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古本五脏论的考察》等。朱定华言：“《明堂五脏论》一卷不著撰人……其文字除残脱第一、第四篇目外，余基本完整。”又曰：“《明堂五脏论》一书，历代史志目录及专门医学数目均未著录，其内容除《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见有散在佚文外，其它古今医著均未见引述。”并给出“此书历来鲜为人知，实可谓海内之孤本”的论断[4]。王淑民等将其与《张仲景五脏论》《耆婆五脏论》进行内容及价值方面的对比，充分展现了其在“天人合一”“脏腑解剖”“脏腑学说”“经穴理论”及“本草学药物”等方面的经典内容与学术价值[5]。

2.2 两种“五脏论”内容对比

2.2.1 《张仲景五脏论》概述

《张仲景五脏论》近一千四百字，先论医道之根渊，次论“五荫”“四大”之丰富内涵，接着又简述历代“从药性”用药的名家，之后又以仲景名方“肾气丸”和“四色神丹”为例论及“五脏用药”的奥妙，最后分论诸药及其功效主治。该书整体上既可以分为“中医理论”和“本草理论”两部分(谭宗达在《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勘》一文中正是这样将其分为上、下两阙[1])，又可以看成是由“医理根渊”“五脏理论(四大五荫)”“本草名家”和“各药主治”4部分组成。通读全文，可发现其有以下5个特点：①在论述中医学及本草学基本理论的同时不遗漏对中医历代先贤的追忆和歌颂；②在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论述中坚持以“五脏为中心”为原则，巧妙运用“中医象思维”进行归纳总结；③引用“四大”“五荫”的专业称谓，分析“四大五荫”对机体生命规律的决定性作用；④在方剂方面，除了对“上、中、下”品类和“君、臣、佐”行用的注重，更加强调“皆由药性”；⑤在对各药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更注重对“单方单药”的描述，使其临床运用更加方便。

2.2.2 《明堂五脏论》概述

《明堂五脏论》全文千余字，主要阐述了人体五脏六腑表里之间生理、病理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人体经脉的四时循行次数要顺应季节的变化而有所增减，藉以说明脏腑的功能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外在规律相适应。本卷子对“明堂”之释义、“三焦”之别名及人体腧穴之数目、背俞穴之定位均作了新的阐释，如三焦的相关记载为“人心以上至头为上焦，心以下到脐为中焦，脐以下到足为下焦。上焦名三管(脘)，中焦名霍乱，下焦名走甫。三焦者有名无形，内有五脏，以像五行；合于六腑，以应六律”。此外，本卷子对各脏腑形象及量度尚有记述，如“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肝与胆合……胆重三两三株，长三寸三分，横二寸五分，停精汁三合”“心重十二两，中有三毛七孔，状如鸡子形”“心与小肠合……长二丈四尺”“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二耳”“肺与大肠合，名为行道传送之腑，长一丈二尺，象十二月”“胃者，长二尺四寸，受谷二一斗五升，当留二斗四升为满，以应二十四气”“肾与膀肤合，名为命门之府……肾重一斤二两，左右各一枚”等。通读全文，发现其有以下4个特点：①本卷子提出了对“明堂”新的诠释，更注重“整体思维”，此主要体现在四时四季对机体脏腑经络整体的影响上；②本卷子对五脏系统的论述更注重经络腧穴在当中扮演的角色与特殊作用；③本卷子不仅对“五脏系统”功能有所论述，而且简单记载了其大致形体与实际量度；④本卷子所载“五脏论”可看成是以经络为“作用中介”组成的“五脏-经络-自然”整体系统。

对比二者，不难得出其在详细论述“五脏系统”的表里配属、生理病理及诊治规律的共同之处外各有所偏重的结论。同时也可以看出：《张仲景五脏论》在立论上更注重“取象天地”，在诊治上更注重“皆由药性”而擅长用单方单药治疗；《明堂五脏论》在立论上更侧重完善“五脏—经络—自然”的整体系统，在诊治上更侧重经络腧穴的合理运用。一言以蔽之：前者注重取象思维，后者注重整体思维；前者注重组方用药，后者注重经络腧穴。

3 《张仲景五脏论》与《黄帝内经》相关内容对比

《黄帝内经》是诸医籍之冠。通过《张仲景五脏论》与《黄帝内经》相关内容的对比学习，不但可以帮助医者对《五脏论》学术思想的来源有所认识，还可以帮助医者对其继承创新点做出评价。谭宗达等在《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辑考》一文中对《张仲景五脏论》与《黄帝内经》五脏理论相关内容的对比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论述[10]，具体见表2～5。

表2 五脏“官署”

表3 脏腑对应关系

表4 五脏与五窍

表5 五脏与五体

由表2～5可以看出：二者在对五脏“官署”、脏腑表里配属及五脏、五窍、五体对应联系等“五脏系统”项下多方面的记载大致相同，都是以肝-胆-目-筋、心-小肠-舌-脉、脾-胃-口-肉、肺-大肠-鼻-皮、肾-膀胱-耳-骨为其对应联署关系的。然而，相对而言：《黄帝内经》记录更为全面，而《五脏论》有所缺失；《五脏论》文体断句更为简洁，而《黄帝内经》相对繁琐。由于二者相应内容大致相同，故笔者不做过多注解，唯独对《张仲景五脏论》中“心为帝王、肝为丞相、脾为大夫、肺为将军、肾为烈女”的称谓比喻做一刍议。帝王即君主，与经义相同。丞相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这与经义中“出其谋略，辅助神明”的“将军”有一定的相像之处，且“丞相”似乎少了“将军”的武断和好战，多了几分文静，这更能体现肝“体阴而用阳”中阴的静的一面。“大夫”一词代指脾，笔者推想可能与脾的河图数有关，脾河图数为“生数五，成数十”，即五就是脾，而“五大夫”便是从商鞅至曹操时期特有的爵位，既可以谏议国事，又可以指挥征战(《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五年，令“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正可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与脾主运化而“知周、谏言”的经义相差不多。至于经义“肺主治节”，而该文“肺为将军”，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大将军战国置，汉因之，金印紫绶，地位因人而异，与三公相上下。汉武帝时起领录尚书事，外主征战，内秉国政，权势过于丞相。东汉多以贵戚任之，位在三公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在和平年代“相辅”主治节，而动荡年代则多由“将军”主治节。至于“烈女”一词，当从两个方面说明：其一，烈女多指刚正有节操的女子，节欲而不淫，正好能体现肾主收摄的品质；其二，烈女以女子(阴)为其体质，以刚烈(火)为其内涵，这正好是肾之坎卦“二阴夹一阳”“阴中有真阳”的写照。由此可知：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五脏论》，其“官署”对应所引用的称谓均有着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职能，故同一称谓所指不一，而不同比喻又可以有相同内涵，而不论如何称谓作喻，都必须符合五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职能”，都必须对应“五脏系统”所能满足的特定功能。

《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五脏论》相关内容的对比也是对中医学和敦煌医学所作的简单对比：①中医学与敦煌医学都是相互不容复制与替代的独立学科，各有特色；②敦煌医学收录了汉至隋唐时期多已失佚的中医学古籍，可以为中医学医史文献作以补充；③敦煌医学与中医学同样是中华民族的知识宝库与文明结晶；④中医学与敦煌医学都将以其独特的学术内容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卫生医疗事业服务。

4 《张仲景五脏论》的学术价值

第一，在语言文体上，以其独特的“四言”句式简化了其他医籍繁琐的论述，且富有韵律感，颇具“建安四言诗风”(建安四言诗风如曹操《短歌行》、《龟虽寿》一类)的风味；第二，在对“五脏系统”的论述上，引用“四大五荫”，按“天象”“地象”分说，顾全生理、病理，是一次较为全面而简洁的整理；第三，在处方用药上，首重药性配伍，擅长单药单方，其医理浅而易懂，药方易采价廉，相对于其他医药书籍繁琐复方的记载更实用于临床和日常生活；第四，其除了对中医学基础理论有所贡献外，对本草学亦有很大的贡献，既记述了许多药材道地产区，又录入了部分急病首选药材，还掺入了许多简单的药材炮制方法，同样是本草学的经典；第五，该书佚散历史许久，5种《张仲景五脏论》的出土、定名和校勘填补了其在书志学上《张仲景五脏论》名存实亡的空白，为后学者追慕先贤的脚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研究材料。

[1]谭宗达.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勘[J].敦煌研究,1986,4(2):82-92.

[2]李应存.新发现·Дx.01325V为敦煌《张仲景五脏论》又一写本[J].敦煌研究,2006,24(1):89-90.

[3]李应存,李金田,史正刚.俄藏敦煌文献中新发现Дx.01325v《张仲景五脏论》录校[J].甘肃中医,2006,19(3):16-17.

[4]朱定华.敦煌医学卷子《明堂五脏论》初探[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33(7):38-39.

[5]王淑民,庞莎莎.敦煌吐鲁番出土古本五脏论的考察[J].中华医史杂志,1995,25(1):46-51.

[6]陈永治.传抄本《张仲景五脏论》及其与国外藏本的比较[J].江苏医药,1979,5(2):44-47.

[7]赵健雄.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简析[J].敦煌研究,1987,5(4):100-101,99.

[8]杜雨茂,张喜奎.敦煌张仲景《五脏论》残卷刍议[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0,7(4):18-20.

[9]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谭宗达,王君.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辑考[J].自然杂志,1986,9(12):937-954.

[11]王亚丽.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用字考[J].中医研究,2011,24(6):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