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下新闻媒体泛娱乐化的危害性

2018-03-11刘沛林

神州·下旬刊 2018年2期

刘沛林

摘要：本文从互联网时代入手论述述中国互联网时代下新闻媒体的泛娱乐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和现实现象，结合社会实际问题，反思娱乐至死浪潮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继而提出解决方案，让社会氛围回归积极健康，让社会秩序回归平和安宁。

关键词：互联网；新闻媒体；泛娱乐化

泛娱乐化的新闻媒体

2017年9月16日，南仁东教授，一位在49岁临危受命，于患癌的情况下打造出世界最大单口径望远镜的中国“天眼之父”，因病悄然离世。他于1982年放弃日本国立天文台上百倍的薪水毅然回国，以一人之力支撑起中国无线电科学事业，为中国留下的世界级天眼“FAST”，举世瞩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功勋卓越的老人，在为中国科学事业奉献出一生的热情與心血之后，便被人们轻易遗忘了。他逝世的消息淹没在诸多八卦新闻、明星花边中，一则吊唁仅有二十几人悼念，对比同期榜首娱乐信息，96万之多的搜索，一则报道上万人点赞、转发、评论，显得冷落而悲凉。悲凉的不是逝世的先生，是泛娱乐化的国人。

什么是新闻媒体泛娱乐化，如何定义它，需要从泛娱乐化现象的产生说起。从报刊，到电视，再到网络，媒体技术的进步带来新闻传播载体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闻信息能够以快速传播的方式多渠道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种好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成本降低，能够及时了解世界所正在发生的变化，获取自由的舆论空间。但也随之而来的也有一定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泛娱乐化。①

娱乐这个词原本是褒义词，它所指称的是为人们带来愉悦，使人们身心放松、缓解焦虑。到技术改革不断推进，机器的产生带来人类劳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物质生活日益丰裕，人们的心灵世界却日渐空虚。由于技术的快速革新带给普通个人贡献价值的削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们需要得到自我存在的认可，他们诉诸于感官和外界对象，寻找感觉刺激和外部认同。这一现象催生出的就是消费主义心态，为了消费而消费，以金钱、奢侈品等方式获取精神世界满足。这样一种心态进入精神文化生活就演变成泛娱乐化，也就是在各个领域寻求刺激、新颖的符号，跟随大众审美的步伐，无领域不可娱乐，众声喧哗，娱乐至死。

这一泛娱乐化的现象体现于新闻领域，就是明星、网红多见报端，社会新闻、国家大事遍迹难寻，“情感、星座、恶搞”话题盘踞热点，虚假信息由于具有大众喧嚣的色彩而得到迅速传播。同时，新闻内容低龄化、幼稚化，缺乏理性逻辑，真实准确底限失守，媒体沉浸在哗众取宠的状态中，以博取眼球、流量为荣，以塑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商业利益为成功标准，枉顾对读者造成的错误事实判断、价值影响。②

从网红新闻说起

2008年，来自重庆村镇的女孩罗玉凤辞去教师职业来到上海成为一名基层销售员，2009年起，她开始为自己征婚，通过在地铁站发布传单和上电视台情感节目的方式发布自己的择偶需求，包括“必须是清华北大以上的硕士生，身高在176-183，性格阳光开朗，有国际视野”等。极高的择偶要求和个人在外界看来并不匹配的条件成功引发社会关注，新闻媒体纷纷的报道追踪和人们的持续评论，让这个原本平凡的女孩一夜之间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至此，“凤姐”成为了网络热词，“凤姐”本人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网红。③

成为网红为罗玉凤带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她辞去了原本的售货员工作，开始接拍代言广告、电视节目，她的文学作品也受到杂志社的追捧，在人们眼中，作为网红的凤姐再也不需要辛苦劳动，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热度轻易获取经济利益，而她背后的媒体推手，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炒作。这一切带给社会的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仿佛并未对原有秩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红文化日渐崛起，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博取眼球、关注就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完成金钱梦想，随之而来的是背后的媒体团队赚得盆满钵满，媒介平台上充斥着类似新闻。④

除了我们所称的“网红”，其实还有一类人是更早期的始祖。当人们提起明星，特别是娱乐明星，他们无一例外也是网络的宠儿，一举一动皆暴露在聚光灯下，为大众所知，有些是满足粉丝们对偶像的求知欲，有些则是人们的恶意消遣。明星大多拥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并非生来就是明星，而是由于自己的演艺事业、歌唱事业等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关注。明星与媒体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们需要媒体的流量带给他们关注度，从而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也需要媒体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留给他们个人空间。

对媒体而言，无论是明星，还是网红，或是对国家、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衡量自己报道重心的标志，是什么话题可以换来受众更好的反映，什么话题会引起受众持续的关注，什么内容会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媒体是一个行业，它要求道德和操守，同时也有最基础的目标就是以经济回馈供养从业者，在商业化的情形下，面对着大众对娱乐话题更为敏感的既有现象，媒体报道侧重明星、网红、恶搞、极端事件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同时也是一个媒介，是人们了解外界信息，弥补信息差的渠道，特别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媒体帮助人们逾越职业、地位、区域的边界，同时地、无差别地每时每刻获取着外界的最新消息。这一重要的媒介通道意味着，人们从中攫取信息作为自己了解世界的方式，媒体所报道的就是人们所看到的，媒体所铺天盖地的就是人们所关注的。于是这一切宛如一个困局，我们逐渐分不清究竟是泛娱乐化的媒体塑造了泛娱乐化的现在，还是泛娱乐化的读者导致了媒体泛娱乐化的行为。

泛娱乐化时代的危害

除了泛娱乐化形成的困局，其导致的危害性也逐渐在社会蔓延，如对青少年的影响。我们可以轻易在一家媒体平台上看到有关青少年网红早恋、早孕、打架斗殴、脏话辱骂等相关内容，读者为着他们出格离奇的行为点赞、打赏，转发传播。不难想象尚在校园的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念尚不健全的年龄里接触到上述信息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不难推知其中会有人以成为一名网红为目标，将此类闹剧延续下去。⑤

还有泛娱乐化导致的金钱至上、消费主义思想。在各家媒体平台上，大量“月入十万”的新闻涌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造成了信息误导，人们衡量一份工作的价值不再是个人对事业的热爱与否，而是纯靠收入总数，这样一种过功利化的择业理念让就业市场发生扭曲，也逐渐走进人们的各方面生活。如炫富、如诈捐，等等，此类新闻频发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些崇尚不劳而获的新闻信息引导作用。又比如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个人的尊严，甚至可以用生命去做冒险，此类挑战极限、传递极限、色情、暴力、侮辱信息的新闻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新闻媒体的平台之上，屡禁不止，背后不仅是媒体对金钱利益的追逐，更是塑造新闻的个人面对金钱的道德沉沦。⑥

然而危害性远不止于此，社会氛围也遭受影响，产生负面改变。人们对于严肃的历史现象开始恶搞，社会热点问题频撤热搜，明星八卦、网红新闻铺天盖地，各种综艺节目愈见探索明星们的隐私话题，人们所关注的内容也从明星的作品转向明星个人的生活，催生出“狗仔”、“追拍”等以此盈利的专业团队，对明星展开全方位的监探，整个社会陷入娱乐化的热潮。还有动辄出现的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以人肉搜索、语言暴力等形式对受害者产生极大的影响，也对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造成了改变。当人们发现诉诸媒体比诉诸司法更具有效力时，舆论在社会问题解决中的作用被放大，这件事具有利弊两面，有利的一面是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我们所探讨的有弊的一面，是舆论对司法的绑架。部分新闻媒体为获得关注，不惜歪曲案件事实塑造热点信息，导致不明真相的舆论声音干扰司法、攻击司法裁判，司法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受到破坏。

娱乐至死

1985年，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正式发行，该书聚焦美国新媒体出现后所带来的媒体文化的改变，书中，波兹曼描述道，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消亡，一种是把文化变成监狱，一种是让文化变成娱乐的舞台，一切领域成为娱乐的附庸。他清楚地看到新媒体出现带给儿童、成人世界文化界限的破坏，成人世界的暴力、色情以娱乐化的方式走进儿童的视野，儿童成为广告、节目等的新受众，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关注，媒体将自己内容的对应年龄降为10岁，于是儿童不再享有自己童年所应该被保护的童真，成人世界也被幼稚化侵犯。⑦

互联网时代让“娱乐至死”的泛娱乐化现象加剧发展，更多以商业利益导向的信息借互联网载体的低门槛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信息聚焦于最容易引发人们关注的“娱乐”话题，向人们传递着这场娱乐至上时代的狂欢，背后是逐渐扭曲的价值观念和崩坏的道德界限。

《论语·阳货》有言，“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讲述的是孔夫子对周朝制度崩坏，人们沉迷享受靡靡之音的心痛。如今社会，周礼与雅乐不再适应时代，但道德、价值、法治依旧是我们所需要坚守的礼乐，我们难以想象泛娱乐化对我们时代的礼乐造成的影响，但至孔夫子所述“礼崩乐坏”之时再去重建，必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新闻媒体的泛娱乐化带来了人们审美和价值观念的扭曲。从真实、情感、价值这三个维度上看，泛娱乐化的热潮让媒体丧失了对自己新闻媒体应有之义的正确定位，让读者丧失了自己对新闻信息的独立思考。在真实的维度上，新闻媒体原本是人们获取事实信息的渠道，在泛娱乐化的背景下，人们展示出了对虚假信息、包装过后的内容无限度的宽容，甚至明知为表演依旧煞有介事地代入现实生活。在情感维度上，新闻媒体本应秉持相对中肯、中立、客观的视角和态度，在泛娱乐化时代，为了迎合观众的感官刺激需求，媚俗化、低俗化、空虚化的信息成为主导，这些轻易博人眼球，让人产生情感波动的内容实则有害于正常情感交流。以及价值维度，受商业利益驱动和迎合全民狂欢时代集体性的诉求，新闻媒体的内容有着极高的同质化，粗制滥造的信息填塞进人们的无聊时光，集体化、平民化、大众化，同时也低龄化、幼稚化、浅薄化，人们逐渐丧失对信息真实性的辨别能力，在长期的被动接受中难以识别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⑧

思变

基于以上泛娱乐化的发展逻辑和其深渊的危害性，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个人或是政府，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浮躁的时代带来镇静、安抚。

这场“闹剧”中，媒体看似始作俑者，实际上是资本利益推动着人们的选择、角逐，新闻媒体所处的尴尬位置是没有找到在经济利益与使命价值之间自己应处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知，新闻媒体有很多种类，无论是设置的单位，还是内容的定位，或者是风格的定调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泛娱乐化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要求他们对泛娱乐化现象做出一刀切的改进，而是要针对不同媒体的社会角色功能定位，考量改变的方案。⑨如承担着传递社会公共政策信息、国家大政方针责任的新闻媒体，严肃、准确、真实的报道是它所必须坚守的社会定位，也是它所应当呈现的内容效果。而为着大众消遣娱乐而生的八卦新闻媒体，本身是無法与娱乐脱离关系的，但也正如我们上文所讲，娱乐是一个中性词，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娱乐至死的泛娱乐化，因此这类新闻媒体需要做到的就是在新闻报道中坚守价值底限，不做失真、夸大、扭曲价值观的报道。对于这个社会中更多的媒体，所应该意识到的是自己作为媒体必须承担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我们也许无法改变资本的挑选，但我们可以以优质的文化改善市场，从而共享一个更好的竞争环境。⑩

同时，个人意识也需要逐渐觉醒，要改变长期被动接受导致的浅薄化、幼稚化的思维方式，对文化的优劣进行辨别，对新闻的真实性与否进行识别，同时对新闻传递给自己的价值观念做出判断，去劣存优。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时代放大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孤单，在庞大的网络面前人们往往觉察到个人的渺小，想要从众，想要获得集体的归属、外界的认可，想要获得感官的刺激、个人的满足。但人类的进步与欲望的克制密切相关，一味追求欲望满足则被欲望奴役，无法成为一个具有正确的独立价值观念的人。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出台对应的监管政策、力行实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有关部门需要承担起监管责任，将法制落到实处，对个人和媒体严格引导，对社会进行教化，从而推动泛娱乐化时代逐渐褪去泛滥的色彩，以正当的、合理的娱乐化手段服务大众，以真实的、准确的新闻报道为媒体定位，以守法的、独立的、健康积极的个人审美为倡导，重塑社会娱乐。

注释：

① 《对我国当代新闻娱乐化的再思考——以“新闻”和“娱乐”的逻辑关系视角》金晏伊《视听》 2015年第12期第26页

② 《浅析社会新闻娱乐化现象》马海晨《新闻研究导刊》第8卷第15期第125页

③《我国电视新闻娱乐化的弊端和发展对策》姚澜《新媒体研究》 2017年第6期第154页

④ 《网红经济：新业态还是新误区？——“互联网+”背景下的娱乐新走向》周煜媛《北方传媒研究》 2017年第4期第44页

⑤ 《微博泛娱乐化倾向的影响及对策》汪侠静《今传媒》 2017年第8期第44页

⑥ 《警惕网络舆论生态泛娱乐化的负效应》高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年第8期第67页

⑦ 《关于媒介娱乐化的思考》葛雨婷《媒体观察》 2017年第3期第72页

⑧ 《大众传媒“泛娱乐化”的美学沉思》龚险峰《当代电视》 2012年第4期第45页

⑨ 《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林芝《中国电视》 2010年第5期第53页

⑩ 《大众文化泛娱乐化的价值危机和对策分析》杨秋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17年第5期第47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