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许多研究表明，一名优秀的成年高水平足球运动员培养是一个长期、连续、完整的动态变化过程[1]。成长中要经历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需要实施与之相符的训练调控才能取得良好的训练效果[2-3]。青少年足球教练员是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的施控主体，既可以显性化的控制和训练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也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发展[4-6]。为了确保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接受有针对性的高效足球训练调控，需要深入探究不同竞技能力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训练需求[7-8]，并依据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实施训练调控[9-10]。有研究表明，虽然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认为训练调控应该随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但是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教练员们应用的训练调控却没有随着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变化而改变[11]。因此，在评估和发展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时需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来明确教练员在训练中是如何具体操作的[12]。

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是指教练员运用各种训练模式和执教方式对青少年运动员足球竞技能力进行的一种调节和控制，是保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竞技能力发的必要条件，是教练员的重要职能。有研究者[13]运用系统观察法对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进行了研究，但单一使用系统观察法却只能观察测量教练员的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14-15]，不能深入研究支配教练员显性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的隐性认知过程[16]，而且还要考虑不同教练员个体所处的特殊执教环境，以及如何根据情境变量调整和实施训练调控[17]。运用访谈法可以揭示引领教练员采用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的深层次的理论知识和训练理念，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影响教练员应用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的相关因素[13]。本研究拟通过定量系统观察记录教练员的训练调控过程，运用定性半结构式访谈去探究深层次的引领训练调控实际操作的训练理念和影响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的相关影响因素。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16名研究对象是来自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青少年校园足球教练员，他们都有平均超过5年的执教经历（SD=3年），教练员的年龄是28～55岁之间（M=37岁，SD=10.75岁）。全部教练员都接受过高等体育院系体育教育或运动训练专业足球专项本科以上教育。其中7名教练员具有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证书，4名具有C级证书；6名教练员参加过教育部校园足球教练员赴法国留学，5名教练员赴英国留学。执教对象分别为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年龄在10～12岁之间；初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年龄在13～15岁之间；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年龄在16～18岁之间。执教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教练员数量分别为5、6、5名。所有教练员执教的学校都是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获得过市级以上校园足球比赛冠军。教练员的训练目的是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为参加比赛取得好成绩，并为更高一级别的学校输送高水平足球运动员。

1.2 研究方法

1.2.1 系统观察法 拍摄本研究中所有教练员执教12周中的93节训练课，共计4 929 min（见表1），拍摄了每名教练员5~6节训练课录像（M=5.66，SD=1.37）。使用修订后的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观察表，修订过程中聘请4名相关专家进行符合性判断，确保观察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具体收集信息目录和概念见表2。6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符号记录经验的观察符号记录员对训练课录像进行分类编码统计。所有符号记录员观察记录数据的一致性信度大于86%。

表1 观察训练课情况一览表Table 1 list of training sessions observed

表2 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类别与概念Table 2 Youth football training regulation behavior and patterns category and concept

1.2.2 半结构访谈 在系统观察教练员训练调控后对教练员进行半结构访谈，可以从更广泛的视角深入了解支撑教练员采用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的认知过程。使用开放式问题和探索式问题，可以把访谈的问题引入更深层交流和探究，直到访谈者认为访谈已经足够深入并无法获得新的访谈信息为止。对所有教练员提出相同的引导性问题，这样可以让他们回答问题的答案在难度和深度上保持一致性。所有教练员都接受了题目相同或类似的访谈去描述他们的训练调控过程。每名教练员的访谈时间持续在30～60 min之间，然后给每一名接受访谈的教练员一份文字记录稿，教练员们阅读并经过简单的修改后同意本次访谈获取的资料准确无误。访谈流程见图1。

图1 教练员半结构访谈流程图Figure 1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flow chart for coaches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教练员的训练调控

2.1.1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方式实施的多元化差异本研究聘请6名相关专家对训练调控方式的内容范围适当程度进行判别，选取系统观察表内的训练指令、提问、技战术反馈、沉默和责罚等5个一级维度训练调控方式确定为因变量。5个一级维度中包含12个二级维度执教方式，训练指令——练习前、实时和练习后指令；提问——封闭式和开放式提问；技战术反馈——结果性、过程性和强化反馈；沉默——关注性沉默和忽视性沉默；责罚——处罚和训斥。训练调控方式具体分类和定义见表2。所有的执教对象划分为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10～12岁），初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13～15岁）和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16～18岁），这3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设定为本研究的自变量。每种训练调控方式的使用次数百分比和每分钟使用频率见表3。

应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能够最大程度地辨别不同竞技能力阶段之间5种类型训练调控方式之间的差异，同时能够规避多元方差分析中的扩大I型误差，并且能够充分考虑不同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首先，进行综合性多元方差分析，由每个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构成多因素方差分析。通过每个因变量的一系列单因素方差分析验证多因素方差分析的显著性。其次，如果单因素方差分析存在显著性差异，接下来将进行LSD多重比较来检验每个具体执教方式在三个年龄段之间的差异（差异显著水平设定为P＜0.05）。

表3 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方式描述性统计表Table 3 Descriptivestatisticaltableoftrainingregulationpatternsofyouthfootballcoachesindifferentdevelopmentstagesofcompetitiveability

多元方差比较显示执教方式中仅有责罚具有显著性差异，Pillai's Trace=0.875，F（4，18）=3.514，P＜0.05，技战术反馈接近具有显著性差异，Pillai's Trace=0.978，F（6，16）=2.566，P=0.06。责罚和技战术反馈的多重效应评估值分别是0.437和0.488，竞技能力作为自变量对责罚和反馈两种执教方式的影响程度的43.7%和48.8%。由于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竞技能力阶段的责罚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对责罚性训练调控方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多重比较。对于责罚的具体训练调控方式而言，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训斥存在显著差异，F（2）=9.995，P＜0.01，partialη2=0.687，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M=4.03）在训练中使用训斥明显高于小学（M=-3.12，P＜0.01）和初中（M=-2.92，P＜0.01）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见表3）。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战术反馈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M=9.973）教练员给运动员提供的技战术反馈却多于小学（M=-7.36）和初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5.36）。总体看，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利用实施的不同类别和维度的训练调控方式呈现多元化差异。

2.1.2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模式实施的选择性 训练观察结果显示，所有三个年龄段的教练员在选择应用训练调控模式中直接式（2 730 min，55.3%）多于情境式（2 199 min，44.7%）。小学和初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选择应用直接式多于情境式，这两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10名教练员中的9名教练员在训练中选择应用直接式多于情境式，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选择应用情境式多于直接式，6名高中教练员中的4名选择应用情境式多于直接式（见表4）。

表4 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时间描述性统计表T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able of training time of youth football coach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competitive ability

2.2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对实施训练调控的认知

对获得的不同类型的访谈资料进行反复的归纳和演绎，来反映教练员的经历和对训练调控方式和训练调控模式的认知。首先，依据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观察表的相关内容确定访谈提纲对教练员进行访谈；然后在访谈提纲基础上提出演绎题目，可以演绎提出访谈提纲以外的其他相关访谈题目，例如，教练员的个人经历，教练员接受学历教育和培训相关情况。把演绎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和文字转录。访谈内容要按照主要编码目录进行分类整理。在访谈提纲的基础上，对访谈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剖析：第一，认知原理，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使用不同训练调控方式和模式的认知原理；第二，个人经历和训练理念；第三，在训练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方面，对于训练调控方式和模式的理解与认识上的偏差与不足。

2.2.1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对实施训练调控方式的认知 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对训练调控方式的认知见图2。4名小学阶段教练员认为训练指令受到父母观看训练的期望值等情境因素影响，4名小学教练员认为训练指令可以快速给予信息告知他们如何去做。4名小学、5名初中和4名高中教练员认为训练指令可以控制球队和队员，4名初中和3名高中教练员认为训练指令可以培养运动员自主学习和自我探究。5名小学教练员认为提问受天气环境和情景因素影响，4名初中和4名高中教练员认为提问可以强化运动员已有的足球知识和技能，4名小学、4名初中和4名高中教练员认为提问可以引发运动员思考，培养他们的思维决策能力。5名小学教练员认为不宜过多使用技战术反馈，这样会干扰训练。6名初中教练员和4名高中教练员认为反馈可以纠正训练中出现的错误，提高技战术能力。3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16名教练员都对训练中的沉默没有认知。5名小学和5名初中教练员指出训练中不应使用责罚，4名高中教练员认为责罚有利于纠正训练中出现的错误并端正训练态度。

图2 训练调控方式认知图Figure 2 The cognition of training regulation behavior

2.2.2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对实施训练调控模式的认知 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对训练调控模式的认知见图3。小学、初中和高中各有5名教练员分别认为多采用、适宜采用和适度采用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这种训练调控模式有利于多次重复技能训练，提高技能水平。此外，4名小学教练员认为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对场地设施要求不高，便于训练的组织实施。5名初中教练员认为采用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的训练组织整齐、有序。5名小学、4名初中和4名高中教练员也指出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需要布置多种类型的场地，而目前没有足够的场地空间进行该模式的训练。5名小学教练员认为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竞技能力水平不高，不适宜采用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5名初中和5名高中教练员指出采用在等级教练员培训班中学到的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内容，并规定运动员在情境式训练中应该如何去做。

图3训练调控模式认知图Figure 3 The cognition of training regulation patterns

3 讨论

3.1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实施训练调控方式的实效性

3.1.1 训练调控方式的规定指令性 与之前相关研究成果相似[11，13-14]，训练指令是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应用最多的训练调控方式（M=44.34，SE=5.06），训练指令中实时指令是应用最多的指令式训练调控方式（M=25.83，SE=3.37）。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应用训练指令的数量虽然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使用的训练指令最多，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使用实时指令也多于初中和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这是由于运动员年龄较小、竞技能力水平低，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小学教练员4指出：“小学运动员对足球了解不深，在训练中需要被告知更多信息”。教练员们认为训练指令有利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提高和发展，训练指令可以快速获得训练成果，提高训练的时间效率。小学教练员5指出：“在进行教学比赛时提出实时指令可以快速告知他们如何提高，而不是叫停训练。”小学教练员2表示：“从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角度看，在训练调控中经常提出训练指令非常重要，训练指令可以纠正运动员在训练中出现的错误，并提高他们的竞技能力”。但是有研究指出，训练指令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运动员提高竞技能力，但这是被动的提高，这种提高遗忘的也很快，不利于长时记忆保持[18]。而执教初中和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教练员的观点则与之相反，这些教练员中多数接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也在近期出国接受过先进足球训练理念的培训。这些教练员认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应该在实践中学习”，“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要有机会自己学习”。两名高中教练员指出：“练习后指令可以让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参与反思过程。”初中教练员10提出：“运动员只有自己决策才能不断提高，要在错误中学习和提高，练习后指令可以让运动员更好的反思他们训练中的决策。”

其他环境因素也影响了教练员的训练调控方式。小学教练员5表示，运动员的家长在观看训练时会对自己的孩子有期望值，这时他们就会在训练中行动起来指令自己的孩子进行训练了。小学教练员1指出：“父母都期望教练员在训练中给运动员指令，而不是保持沉默。我努力不去考虑这些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确影响了训练调控方式。”然而，具备丰富执教经历或是接受过多种类型教练员培训经历的教练员就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例如，高中教练员13表示：“当我最初开始执教时我会考虑家长因素，但是随后就不在考虑了，我只按需要的训练调控方式去做，我明白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对此我信心十足，不需要受此影响而改变。”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对于教练员采用的执教方式是一个明确可测定变量，但是目前尚未发现证据显示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与教练员的执教相关[19]。本研究访谈资料表明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不是教练员选用训练调控方式的影响因素。而外界的期望值、个人的经历和家长观看训练的压力等对受教育程度不高和执教履历尚浅的教练员选用训练调控方式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青少年足球教练员的训练调控方式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程度比满足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需求和正确的训练理念的影响程度大。

3.1.2 训练调控方式的提问引导性 提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训练调控方式，恰当使用提问可以引导和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自主学习能力[20]，提问可以分为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本研究中教练员使用的训练调控方式中训练指令占44.19%，反馈占15.14%，提问占7.41%。而在提问中，封闭式提问占5.07%，开放式提问占2.34%，本研究中较高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认为应用提问的效果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引导运动员复习过去曾经学到的足球知识。高中教练员11认为：“训练中不应该不停的告诉运动员应该做什么，提问可以强化他们已经获取的足球知识。”与之相反，低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运动员由于掌握的足球知识较少，他们应该接收到更多的训练指令。小学教练员1表示：“我在训练中提问不多，因为孩子们在之前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训练。”

本研究中教练员应用封闭式提问（5.07%）多于开放式提问（2.34%），但是统计学检验显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然而，教练员们却不能明确这两种提问方式的差异，也不能清晰的表述两种提问方式各自的优点。教练员们提出他们喜欢“快速提问”和“易问易答的问题（封闭式提问）”，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实践练习。系统观察结果显示随着运动员竞技能力和年龄的增长，教练员的封闭式提问方式逐渐减少，开放式提问方式逐渐增多，封闭式提问数量百分比和开放方式提问数量百分比的差值由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5.42%下降到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0.01%。低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指出提问和回答所用时间与环境因素（如天气）等对采用开放式提问产生较大的影响。高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指出使用提问可以明确训练错误产生的原因。高中教练员9指出：“当运动员训练中出现错误时，我问他：“刚才发生了什么？”，有时他们的答案与我的想法不同，这时我不会直接纠正他的错误，而是提出相关的假设或相关的重点，并且不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这种训练理念是在以往执教经验中探索获得和无人指导的实验性训练调控中不断发展演进出来的。而足协教练员培训课程却没有详细介绍运用提问来引导运动员了解犯错的深层次原因。

高中教练员11指出：“在我参加教练员培训班过程中（亚足联C级和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培训的重点内容是各种具体的训练方法和与足球相关的各种理论知识。而没有讲授如何进行不同类型的提问、提问的时机、提问的对象等。我提出的问题来源于训练实践，或是我观看其他教练员如何在训练调控中进行提问，但是有一些问题提出后运动员没有反应，因此我做出一些改变让运动员明白问题并能够回答。”只有执教经验比较丰富的教练员才能说明如何使用提问来获取良好训练效果，而执教经验尚浅的教练员只能浅显的解释和说明，他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如何使用提问来引导运动员训练和学习足球。

3.1.3 训练调控方式的反馈性 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15.02%）教练员比初中（10.52%）和小学（4.69%）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进行了更多的反馈，高中教练员认为这是运动员提高竞技能力的关键阶段，在这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中青少年足球运动员都希望自己变成球队里最好的运动员，而在这一阶段中反馈则起到了关键作用。高中教练员13指出：“高水平的反馈在这一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非常重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这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希望变成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在这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运动员已经学习和掌握了很多足球知识，并且具备了较好的足球基础竞技能力，在训练调控中利用反馈可以让他们在错误中提高并且持续进步。”系统观察结果表明高中教练员更多使用具有启发性的过程性反馈。而初中教练员们在训练调控中更多使用的是一些规定性和指令性的结果性反馈和强化性反馈。

教练员不但可以在运动员练习出现错误后进行反馈，也可以在练习取得进步时进行反馈。高中教练员可能为了帮助运动员获得运动员等级证书而存在比赛成绩的压力。导致在训练中急于求成，形成“反馈越来越多”的局面，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反馈越多越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传统青少年足球训练理念。与之相反的是低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认为有充足的时间让运动员训练和学习足球，虽然反馈很重要，但是小学教练员们却表示不想过多使用它。小学教练员4表示：“运动员们掌握的技战术知识不多，给予反馈过多会经常打断训练，而帮助他们提高的作用很小”。

3.1.4 训练调控方式的自由探究性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对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应用沉默没有显著性影响，关注性沉默和忽视性沉默也没有显著性差异。有研究表明沉默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训练调控方式[21]，青少年足球教练员意识到用语言去干涉训练会剥夺运动员的自主学习和自我探究的机会。然而，15名教练员中没有1名教练员明确表示把沉默当做一种有意识的训练调控方式，教练员们没有深入领悟沉默的价值在于培养运动员自主学习和自我探究，对于教练员来说沉默可以更好的反思和分析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小学教练员5表示：“我在训练中沉默是因为运动员在训练中没有犯错，我没有什么可以教的”。高中教练员13指出：“我在训练中不会沉默，如果我在训练中保持沉默意味着训练没有进展”。

3.1.5 训练调控方式的责罚性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在训练中有3%的责罚性训练调控方式，将会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学习和心理产生消极影响[22]。”本研究中的教练员在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3.75%）使用责罚性训练调控方式明显多于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1.09%）。教练员们认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执教策略，能够有效纠正运动员经常出现的错误。高中教练员13指出：“如果运动员在训练中出现错误，作为教练员我会采用扬起手臂或其他表达方式让运动员看到和感觉到我的不满意，当运动员经常犯同样的错误时我常常故意这样做。这样做是因为在执教过程中掺杂了感情因素，运动员们处于这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时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可能是由于训练态度不认真，这让我感到很沮丧。”相反，小学阶段教练员很少使用处罚和训斥等训练调控方式，认为这样会损害运动员的自信心并对竞技表现带来消极影响。这与在较小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中应用积极性的训练调控方式的训练理念相符[23]。然而，小学教练员对“责罚”的解读是使用一种“有趣”的训练调控方式对他们进行责罚。教练员并没有清晰的表述出运动员对这种“有趣”的责罚训练调控方式的感知程度与带给运动员影响程度。

3.1.6“传统训练”对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方式的束缚性 与之前的研究不同[11]，本研究发现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教练员的训练调控方式存在差异，部分训练调控方式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运动员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造成的，而是受到训练理念、之前的经历和环境压力（父母期望和领导行政命令等）等多因素共同影响。这也支持了一种观点，即教练员的训练调控方式是教练员在非常特定情境下、受多变量交互作用影响而表现出的一种行为方式[24]。

本研究中的青少年足球教练员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足球执教和训练方法，称之为“传统训练”，其特征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使用规定性较强的指令式执教方式[25-26]。然而，这种基于师徒传承和教练员个人经验的“传统训练”束缚性很大，教练员们并没有意识和反思他们个人经历的影响，也没有领会训练理念引导训练实践的方式方法。有研究认为，训练调控方式不同与教练员的训练理念、教练员的经历和参加教练员培训班学到什么密切相关。然而，即使教练员等级较高、并且执教阅历较为丰富，上述“传统训练”中关于教练员训练调控方式的观点也依然没有改变或遇到挑战，这也证实了之前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教练员受教育程度对教练员的执教影响较小，教练员执教更多的依赖于执教经验和对执教经验的解读[27]。

训练调控方式的区别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差别无关，而与训练理念相关。通过讨论应用提问和反馈两种训练调控方式尤其可以表明教练员过去的经历和对“应该如何训练”的理解驱动着训练实践。训练时间是“有限资源”，因此教练员频繁快速的应用这两种训练调控方式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他在努力工作提高效率来培养运动员。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表述“传统训练”中的相关训练理念与教练员训练调控方式的认知相符，通常伴随着运动员被动接受信息[28]。这样的训练调控方式既应用于年龄较大的高竞技能力水平青年足球运动员，也应用于年龄较小的、竞技能力“零起点”的少年足球运动员。“告诉”运动员应该做什么给了经验较少的教练员一种控制运动员的概念和印象，并认为这么做可以有效的利用训练时间的观点是一种误导[28]。基于“传统训练”的教练员们认为沉默是“开小差”和浪费训练时间。这与欧洲青少年足球训练专家的观点相悖[29]，他们认为沉默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执教策略，并再次表明足球训练的特殊情境和训练理念驱动执教方式。通过沉默促进运动员学习提高是在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进行了角色变更，教练员是运动员训练和学习的伙伴而不是发号施令者。在本研究中，教练们似乎不清楚采取这一训练调控方式。

最后，青少年足球教练员都不能清晰的表述出提问和责罚的优点与不足，教练员如果采用责罚的训练调控方式会对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青少年足球训练造成消极影响，如果不允许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犯错误并在错误中学习提高，就会不断滋生他们害怕失败的恐惧心理而不敢冒险[30]。而冒险精神恰恰是优秀足球运动员必备的心理特质。提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训练调控方式，它允许运动员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转化为知识储备进入大脑思维层面，并引导运动员对训练进行反思[31]。开放式提问可以形成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对话讨论，并把它转化为知识储备进入大脑思维决策层面，为运动员提供了将知识内化的环境，这样运动员可以做到在大脑思维和知识支配下进行训练行动[31]。教练员接受访谈时表示这就是提问训练调控方式的基本原理。然而，系统观察训练数据显示，教练员们在训练中还是较多应用“传统训练”中的封闭式提问，并且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掌握了相关提问知识并且执教很专业。

3.2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模式的实施异化性

3.2.1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模式实施的年龄异化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执教运动员所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年龄越小，教练员使用的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越多，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越少。但是尚未发现有相应的原理来解释训练调控模式选择与竞技能力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而教练员们则认为一些情境变量——例如训练的场地空间等对训练调控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高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表示：“我在设计训练计划时应用情境式训练因为有足够的场地空间去这样训练”，而较低年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教练员则指出：“场地空间限制了我设计一些情境式训练”。但是，有研究表明训练调控模式不受场地空间的影响[13，28]。

以往人们在谈论我国青少年足球训练时常提出青少年足球训练“成人化”的观点，认为把复杂程度和水平较高的“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用在了年龄和竞技能力水平都较低的训练对象上。但是本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足球训练中的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对年龄和竞技水平的处于竞技能力提高阶段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较多采用“直接式”训练模式，而这个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运动员恰恰需要进行更多的与比赛相似程度更高的“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

3.2.2 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训练调控模式实施的内容异化性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应用训练调控模式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把“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异化成了“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教练员们在访谈中指出“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非常重要，训练中应该多应用“情境式”训练，多采用有利于启发运动员“球商”的执教方式[32]，但是在训练过程中却较多采用训练指令、封闭式提问等训练调控方式，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情境式训练中可以进行观察、选择、思维决策等方面的训练，但是教练员很少给运动员机会这样做，而是依据“传统训练”规定运动员必须按照他们事先设定好的技术动作、移动路线和处理球方式进行训练，运动员没有观察、选择、思维和判断的机会。把“情境式”训练内容异化成了“直接式”训练，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这种情况在教练员培训班中也存在，参加过亚足联C级和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的教练员们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培训内容是德国讲师团队制定的，培训内容以“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为主，与比赛相似度很高，教练员讲师本应依据此内容培养青少年足球教练员如何在训练中启发运动员的“球商”，起到“授人以渔”的作用。但是经过中国足球教练员培训讲师“中国化”后，多数采用“传统训练”的指令性训练调控方式，把“情境式”训练内容异化为了“直接式”训练内容，仅起到了“授人以鱼”的作用。

最后，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的变革，不是简单借鉴我国优势项目训练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青少年足球训练专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足球欠发达国家的再版，也不是国外足球高水平国家的翻版。而是要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适合不同竞技能力发展阶段阶段的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模式和方式。

4 结论

（1）执教运动员所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的年龄越小使用规定性指令训练调控方式越多；竞技能力发展阶段年龄越大使用引导启发性训练调控方式越多；高中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责罚性训练调控方式明显多于初中和小学竞技能力发展阶段（P＜0.05）。青少年足球教练员没有把沉默当作一种有意识的训练调控方式。青少年足球训练调控方式受到“传统训练”理念的束缚。

（2）执教竞技能力发展年龄较小阶段的教练员更多使用“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执教竞技能力发展年龄较大阶段的运动员更多使用“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教练员把“情境式”训练调控模式的训练内容异化为“直接式”训练调控模式是青少年训练面临的问题之一。

（3）教练员访谈结果显示，影响教练员训练调控认知过程的不是所执教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发展阶段，而是教练员的训练理念、以往的经历和所处情境的压力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训练调控模式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