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贵霞，舒宗礼

1 研究问题与文献梳理

党的十八大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作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核心目标。“服务型政府”作为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主题[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论断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以人民的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衡量服务型政府建设成效的基础指标。在“健康中国”背景下，青少年体育之于“健康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青少年体育发展中的动力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却比较突出。在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如何在科学客观评判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基础上，坚持以青少年体育需求为导向、以青少年满意为中心便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均须认真思考的核心问题。

从已有文献成果看，公民满意度的测评来源于企业的顾客满意度测评指数，后来被开发运用于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评价领域。国外研究成果一般从公众生活满意度、民主决策、政府信息透明度等方面来测量公共服务满意度[3]，如瑞典建立的SCSB、美国的AC-SI、德国的DK、欧洲的ECSI、韩国的KCSI等评价模型等[4]。与欧美等国家已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数并被作为政府改善公共服务和绩效的主要参考不同，我国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主要集中于开展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公共服务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5]、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6]等三个领域。

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满意度相关研究成果为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视角转换。近年来，我国针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7-10]、政府财政投入和将两者结合[11]等3种视角展开。该类研究表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从理论基础来看，该类研究多基于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但由于受模型进入条件的限制，导致顾客满意度模型核心指标诸如公众感知质量、公众期望、公众满意度、顾客抱怨和公众信任等变量未能得以广泛运用；二是从研究路径上看，多数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采集公共体育服务公众感知状况，运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求解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及其权重系数；三是从研究结论上看，虽然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构成指标不尽一致，但在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活动、体育组织、体育信息、体育指导服务等维度上达成广泛共识。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体育服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关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总地来看，现有研究成果侧重于对城市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进行研究，很少有针对特定人群——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开展的研究。与普通城镇居民相比，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1）青少年是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点实施对象，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有优先保障权；（2）作为未成年人的青少年，在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表达上存在不够理性的情况，可能导致表达失真；（3）生活空间的特殊性，注定学校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体质测试等服务是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4）青少年对体育资讯、智能体育有着更为广泛的需求，等等。因此，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测量既带有公共体育服务测量的一般方法论特征，也会在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鉴于此，本研究是以青少年对当前政府提供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足青少年体育需求和期望的程度的主观评价为依据，建立科学和客观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量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来描述当前我国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总体状况及不平衡性结构特征，旨在为推进服务型体育政府建设和提升青少年体育治理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专家访谈法

采取面谈、电话访谈、邮件、微信等多种方式对相关专家37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其中省市教育局体育局负责人4人、高校专家8人、中小学分管体育副校长10人、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负责人15人，从专业角度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以及提升路径进行了判断，对研究框架进行了调整。保留的依据是专家认可度在0.6以上的条目，对专家认同度不高的条目进行了调整与修改。

2.2 问卷调查法

2.2.1 问卷设计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根据青少年完整性教育的三重场域——家庭、学校和社区[12]所呈现出的体育特征，本研究自行设计了《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及其满意度调查问卷》，主体部分包括基本信息、体育生活方式、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评价等三个项目。其中，“基本信息”项目测查的是青少年学生的性别、就读学校类型、就读学校所在地、家庭居住所在地，共计1个题项；“体育生活方式”测查的是青少年学生的闲暇时间活动方式、体育认知、体育锻炼态度、体育参与状况、影响因素、体育服务需求等，共计37个题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查的是青少年学生对当前政府和社会力量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内容、质量和水平，涵盖对家庭体育、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体育信息、体育组织等的满意度评价，共计39个题项。其中，该问卷满意度评分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制对各指标进行赋值，其中“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平均分数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

2.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问卷效度检验采用专家评定法分别对问卷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检验。分三轮次征求了高校公共管理学、体育社会学和学校体育学学科方向的8位专家意见。第一轮调查主要请专家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指标给予“同意”“不同意”和“建议指标”的筛选；第二轮调查是对根据前一轮调查结果进行修订后的指标做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重要”“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评价；第三轮调查是对根据第二轮调查结果进行修订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内容与结构效度的评价。

专家组的权威程度直接关系到咨询结果的可靠性，按照社会调查基本原理，专家权威程度（Cr）主要由专家判断依据及其影响程度（Ca）和对指标体系内容的熟悉程度（Cs）共同决定。权威程度的计算公式为Cr=（Ca+Cs）/2。Cr≥0.7即认为专家咨询结果可靠，且Cr越大，权威程度越高。结果表明（见表1，表2），本研究咨询的专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表1 第一轮专家咨询判断系数、熟悉程度系数和权威系数一览表Table 1 List of first round of expert consultation judgmentcoefficient，familiarity degree coefficient and authority coefficient

表2 第二轮专家咨询判断系数、熟悉程度系数和权威系数一览表Table 2 List of second round of expert consultation judgment coefficient，familiarity degree coefficient and authority coefficient

根据前两轮专家咨询结果，确定由39个指标组成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请8位专家学者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进行内容和结构效度评价，结果表明，该问卷具有很好的内容与结构效度（见表3）。

表3 本研究问卷的内容与结构效度调查结果一览表Table 3 Content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urvey Results

与此同时，运用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方法分析问卷调查项目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计算结果显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的满意度量表KMO=0.972，Bartlett球形卡方值=71353.225，P=0.000（＜0.05），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满足因子分析的基本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卷调查项目之间的一致性、测量的有效性和研究结论的说服力。2.2.3 问卷发放与回收 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9至12月分别向我国北京、深圳、上海、长沙、武汉、杭州等6个城市青少年进行基本情况、体育生活方式、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等方面的调查，共发放问卷2 480份，回收有效问卷2 261份，有效回收率91.17%（见表4）。

表4 本研究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一览表Table 4 Summary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recovery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青少年占48.7%，女性青少年占51.3%；从青少年学生就读学校看，在公办学校读书的青少年占82%，在民办学校读书的青少年占8.4%，在混合制学校读书的青少年占9.6%；从青少年家庭居住所在地看，住在市区的占55.3%，住在城郊的占6.6%，住在县城的占12.8%，住在乡镇的占16.7%，住在村落的占8.6%；从就读学校所在地看，建在市区的学校占57.5%，建在城郊的学校占8%，建在县城的学校占13.7%，建在乡镇的学校占19.6%，建在村落的学校占1.2%。以上数据显示，本次调查对象的性别、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居住所在地和就读学校所在地等均有一定的比例，比较符合当前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分布情况（见表5）。

表5 本研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n=2 261）Table 5 Summary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3 研究结果与分析讨论

3.1 指标体系构建与设计

为了获取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维度，在通过KMO和Bartlett's检验满足因子分析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39个描述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统计，并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公因子，其得到的总方差分解见表6。

表6 总方差分解表Table 6 Total variance decomposition

计算结果显示，共有5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1，5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333%，能够反映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较大部分信息，因此，本文选取前5个因子作为分析依据。同时，经过最大方差旋转分析可以得出5个因子的载荷矩阵及其决定变量，结果反复计算测试，逐步删减题项，最终得到一个包含5个构面27个因素的负荷矩阵，并根据各因子载荷量对各因子进行命名（见表7）。

表7 因子的决定变量和因子负荷量一览表Table 7 Summary of determinants and factor loads for factors

第1种因素载荷主要集中于F8、F9、F11、F13、F15、F17和F18，方差贡献率为47.735%。该因子主要表现为青少年对于学校体育课堂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场地设施配备及其开放情况、学校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和学校体育管理制度的满意度，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学校体育满意度因子”。第2种因素载荷主要集中于F26、F27、F28、F29、F30和F31，方差贡献率为7.075%。该因子主要表现为青少年对社区青少年体育锻炼设施及其开放情况、社区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开展情况、社区青少年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社区科学健身宣传、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指导的满意度，可将该因子命名为“社区体育满意度因子”。第3种因素载荷主要集中于F32、F33、F34、F35和F36，方差贡献率为4.748%。该因子主要表现为青少年对互联网体育资讯、电视体育节目、报纸体育报道、手机体育信息、体育类APP软件的使用的满意度，可将该因子命名为“体育信息满意度因子”。第4种因素载荷主要集中于F1、F2、F3和F4，方差贡献率为3.6%。该因子主要表现为青少年对自身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身体健康状况和课余时间支配方式的满意度，可将该因子命名为“日常生活满意度因子”。第4种因素载荷主要集中于F20、F21、F22、F23和F24，方差贡献率为3.176%。该因子主要表现为青少年对父母支持子女参加体育锻炼和训练情况、家庭体育锻炼氛围和条件、周边体育社会组织人力资源、场地设施和组织管理的满意度，可将该因子命名为“体育组织满意度因子”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结果认为，我国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体系是由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体育信息、日常生活和体育组织等5个构面27个指标构成的，5个构面的各指标分布合理，而且每个指标的载荷量都在0.5以上，5个构面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333%。因此，本研究建构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的结构和内容是可接受的。

3.2 指标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检验

对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保留下来的构面和指标通过SPSS计算内部一致性系数进行信度检验。计算结果显示，总量表Cronbach's Alpha值为0.960，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之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体育信息、日常生活和体育组织等5个构面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923、0.946、0.919、0.831和0.871，全部高于0.8，处于“非常好”这一区段，表明该问卷内部一致性非常好，本研究所建构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稳定、可靠（见表8）。

表8 本研究信度统计量一览表Table 8 Summary of reliability statistics

3.3 指标体系的结构模型建构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构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能克服德尔菲法中专家打分的主观性，使之将主观法与客观法相结合[7]。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将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的5个构面作为满意度模型中的潜在变量，27个指标作为满意度模型中的观察变量，运用AMOS 20.0软件构建并得到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标准化估值的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1）。

图1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结构方程模型图Fig.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of satisfaction index

为确保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结构方程模型的合理性，需要对其进行拟合程度的检验。文献研究表明，虽然判定拟合程度的拟合指数有很多，不同的拟合指数具有不同特点，但是，模型的卡方值（χ2）、增量拟合指数（I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拟合优度指数（GFI）、校正拟合优度指数（AGFI）、正态拟合优度指数（NFI）、非正态拟合优度指数（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和残差均方根指数（RMR）是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的常用指数[7]（见表9）。

表9 本研究模型拟合指数比较一览表Table 9 Comparative list of fitting indices

从拟合度指数检验结果数据来看，IFI、GFI、AGFI、NFI、NNFI和CFI值均在0.90以上，χ2=367.308，P=0.206＞0.05，RMSEA和RMR都小于0.05，所有参数都在标准范围内，说明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模型拟合较好。然后，利用模型路径图上现实的路径系数进行归一化后即可计算相关变量的权重系数[7]（见表10）。

表10 指标权重系数一览表Table 10 Summary of indicator weight coefficients

结果表明，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的5个维度中，学校体育和体育组织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较大，权重系数分别为0.23和021。其中，“学校体育”中的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以及“体育组织”中的家长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支持和家庭体育氛围等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应该不断改善这些方面的因素来提高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

3.4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3.4.1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总体状况 从青少年对当前政府提供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足青少年体育需求和期望的程度的主观评价来看，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的5个维度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体育信息、日常生活和体育组织平均得分分别为3.6、3.385、3.594、3.4675和3.6525，处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见图2）。由此可见，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加强。

图2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得分雷达图Figure 2 The score radar map

根据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得分及其权重系数可以计算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指数及在各维度上的满意程度。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指数

(Y)=x1*f1+x2f2+......xnfn，(n=1，2，3......)

其中，X表示各维度平均得分，f表示各维度的权重系数，Y表示满意度指数。

据此可以计算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指数为3.54；按照同样的原理来计算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体育信息、日常生活和体育组织满意度指数，分别为3.64、3.39、3.59、3.46和3.71，表明青少年对学校体育和体育组织满意程度相对高于其他方面，但从总体上看，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水平不高，并且在不同性别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居住地和就读学校所在地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3.4.2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比较分析 结果显示，青少年的性别、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居住地和就读学校所在地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差异（见表11）。

其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满意度和体育组织满意度要显著高于女性青少年，而女性青少年的学校体育满意度要显著高于男性青少年。这说明了男性青少年追求体育知识技能与展示运动才能的动机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但学校体育较为模式化、程序化和低运动量的教学组织形式却严重束缚了男性青少年的运动个性和生命活力，造成对学校体育满意度不高；相反，中国家长受中国传统女性形象渲染以及出于安全因素而剥夺女性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运动机会，于是，女性青少年在学校较为有限的运动时空内，其生命活力得到挖掘，生命安全得到保护，生命个性得到张扬，因此，女性青少年对学校体育满意度更高。

表11 性别、学校类型、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与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关系Table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school type，family residence，school location and adolescent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ports services

青少年就读学校类型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差异，总体上看，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青少年在公共体育服务各个维度上的满意度都要高于民办学校。不同类型的学校由于办学资金来源渠道不一样会造成学校体育硬件和软件建设存在差别，导致学校体育公共服务提供的差距。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的总和，是全部生活活动的总和，青少年校内学习是属于生活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的，亦是一种生活方式，青少年的学校学习生活与日常生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民办学校整体走弱”的现实下，在民办学校就读的青少年的文化学习、体育生活和日常生活都深受影响，严重影响其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同时，家庭居住地、就读学校所在地都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差异，总体上看，城市青少年在公共体育服务各个维度上的满意度都要高于县域青少年。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镇化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学校体育、社区体育发展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带来了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结构的不同，而且严重影响到县域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水平，也说明了青少年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与效益与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0]。

4 政策建议

4.1 注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体现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性”特征

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政府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权、受教育权和体育权而面向青少年体育需求提供服务的过程。政府提供服务过程中要对青少年学生及其家长对政府的责任感、合乎道德原则和公共利益的期望和感知质量做出积极回应，否则，会造成公共体育资源的浪费、寻租腐败问题的发生和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和提高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一定要在全面了解青少年体育需求的基础上推进。这就需要提高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诉求表达机制和政府回应机制，掌握青少年体育需求的动态调整及演进趋势，关注和保护特殊地区、特殊学校和特殊青少年的公共体育需求和利益，切实将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反映到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中去，真正体现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性”特征，从而为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奠定基础。

4.2 以学校体育为主阵地，提升县域学校和民办学校体育服务的“硬件”和“软件”实力

学校体育是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青少年是全民健身计划的主要实施对象。作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模型中最为重要的维度，学校体育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进程中发挥着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构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就要“促使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有效联动，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13]”首先，提高青少年及其家长对青少年体育政策的知晓度，强化政策执行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落实开齐开好体育课和“校内每天锻炼一小时”制度，尊重青少年体育需求偏好的性别差异；推广运动项目进校园，打造“一校一品”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改革与完善学校体育管理制度，提高青少年及其家长对学校体育管理制度的知晓度和支持力度，增强学校体育“软件”建设。其次，继续重视和加强县域（包括县城、乡镇和村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条件的改善工作，将其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结合起来，纳入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学生和社会开放，提高县域青少年对学校体育、社区体育和体育组织的满意度。第三，改进政府资助方式，提高民办学校体育教育质量。研究结果表明，就读于民办学校的青少年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各个维度上的满意度水平都很低，尤其是在学校体育、日常生活和社区体育维度上要显著低于就读于公办学校和混合制学校的青少年。为此，在“民办学校整体走弱”的事实下，要想提高就读于民办学校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有赖于在学校体育政策、师资、管理、资金和理念等5个方面加以改善和发展[14]。建议政府以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形式奖励在培育学校品牌赛事和品牌活动卓有成效的民办学校；建立民办学校体育教师与优质公办学校对口交流、支援和有序流动制度，提高民办学校体育教师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和职业地位；调动和保持社会力量支持民办学校体育发展的积极性，构建民办学校体育治理型管理框架，从总体上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

4.3 增加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创新服务提供方式，改进服务管理制度

当前，我国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青少年对社区体育和日常生活的满意度更低，并且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面对如此现实，政府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应当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的学校体育、社区体育和体育信息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投入的效率和效益；创新服务提供方式，探索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学校体育服务、社区体育服务和体育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同时应注重提高青少年及其家长参与政府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增强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改进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管理制度，建立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体系，实施标准化管理，提升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管理效能和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