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载元

摘要：外江戏在清末明初的潮汕地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剧种，深受当地士大夫阶层欢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外江戏让位于本剧戏剧潮剧慢慢退出在潮汕地区的舞台。但是外江戏及从外江戏中脱胎的外江音乐却深刻的影响并融合在潮州音乐之中，许多潮州音乐的代表曲目源自外江音乐。本文将从外江戏的源流、外江戏在潮州的活动状况、传播到潮州的路线及方式和外江戏进入潮州后的在地化几个方面进行梳理，探索外江戏在的源流与在传播过程中的嬗变。

关键词：潮州外江戏 广东汉剧 戏曲源流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號：1008-3359（2018）02-0156-04

“外江”是一个泛区域概念，是相对于内地、内河、内湖对应的地理方位词，当其与某个区域结合则有更狭小的地理方位含义，在广东它多指相对广东广西以外地区的人。在潮州光绪年间王定镐所著《鳄渚摭谭》这样评论到潮人对于外江区域的认知“外江二字最为不典，潮志谓俗称岭北人为外江，窃谓江必指三江而言，盖江浙游宦为多。然江左江右江外，古有明训，而外江则未之前闻。抑或内本境而外他域，故曰外江欤？”意即所谓“外江”者明确或固定的指涉，虽多指江浙，但也指内本境而外的他域，因为潮州人也将外省人为称“外江人”。就戏曲而言，“外江班”原来多指从外省来本地演出戏班的总称，不过“外江戏”在历史的传播过程产生不断融合，“外江戏”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称，所以目前我们看到保留在潮州境内的外江戏呈现统一的艺术特征——使用皮黄腔、戏文用官话演唱、曲调清妙高雅的一种戏曲种类。

一、潮州外江戏的源流

“外江戏”这一称谓，随着时间和在不同地域的传播出现不同称谓，不过在晚清、民国直到今天，逐渐演变并多称为广东汉剧（下文简称“汉剧”）。

大埔人士、汉乐研究家、演奏家，时任汕头日报副刊编辑的钱热储，[1]在1927年就提出“外江戏”源于湖北汉口之说，并倡议将外江戏改称为“汉剧”。1933年（民国22年）在其著《汉剧提纲》一书中讲：“何谓汉剧？即吾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外江戏何以称汉剧？因此种戏剧创于汉口故也。”就是说，外江戏即汉剧。汉剧又称“楚调”“汉调”，最初产生并流行于湖北汉水流域，民国时期改名为“汉剧”，汉剧音乐是西皮、二黄的调式混合。今日看来，广东外江戏与湖北汉乐虽然在形态上相去甚远，但从历史溯源上，广东外江戏实始于湖北汉剧。已故潮州文化研究专家萧遥天[2]在《潮州戏剧音乐志》中讲到：“西皮是甘肃腔，自湖北黄陂兴起，由北方传入武汉，又称北路；二黄创于黄陂与黄岗之间，是为南曲蜕变，为汉水流域的产物，亦称为南路，混合“西皮”“二黄”以成戏剧，取南腔北调一炉共治之，为汉剧特色”。

汉剧诞生于汉水流域，后流传至各地，传入安徽称为“徽剧”，徽班进京融合京、秦两腔，遂成京剧。传入广州，与戈阳腔、昆山腔等结合形成粤剧。唯传入江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按原初状貌保留了下来，只是易名为“外江戏”。萧遥天先生在《潮州戏剧音乐志》讲到：“皮黄曲调大同小异，旧传曲本十九雷同，此为外江戏。”钱热储在《汉剧提纲》进一步说：“自广州一带，又经粤人易以喧闹之音，称为粤剧，唯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其元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名曰外江”。[3]说明传到“赣之南，岭之东，闽之西”的汉剧是用“外江戏”来指称。乾隆年间嘉应州人、毗陵（今江苏常州）太守李宁圃作《程江竹枝词》云：“江上萧萧暮雨时，家家篷底理哀丝。怪他楚调兼潮调，半唱消魂绝妙词”。据此，一是说乾隆年间外江戏在程江[4]一带的活动状貌，二是说外江戏声腔是“楚调兼潮调”融合。外江戏其名亦并非潮客人肇创，早在清代乾隆末叶扬州的春台班就以使用。清乾隆末年戏曲作家李斗（1749-1817）所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盐商江鹤亭徵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立春台班于扬州，时号外江班”。此说明当时的扬州就有“外江班”之称谓。萧遥天曾在《外江戏叙原》载：“潮州人向来称外省人为外江人”。因沿称这外来的戏为外江戏。

实际上，广东汉剧（或称“外江戏”）与湖北汉剧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剧（湖北）乃广东汉剧之“鼻祖”，只是由于历史变迁和本土文化的影响，“外江戏”（广东汉剧）与“湖北汉剧”在其形态上已是相去远矣。20世纪50年代末，广东汉剧团与湖北汉剧团就两地汉剧的剧目形态、演唱风格和审美要求上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实乃异多同少。也正是这一原因，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羊城音乐花会”上，粤、鄂两地汉乐工作者为了将广东“汉调音乐”区别于“湖北汉乐”，用“广东汉乐”冠名所在广东的“外江音乐”和“汉调音乐”。

二、外江戏在粤东的传播路线

关于外江戏传入粤东路线的两种可能性。

第一，外江戏从广府地区向广东东部沿海潮州地区转移，进而再入兴宁、梅州客属地区外江戏的传播主要依靠商业流动和官员调动，从广府地区带到粤东地区。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广州建立外江梨园会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碑记记载广州外江班有十四班，“原来一直为官宴承值得外江班，随着官员的调动向东部沿海转移而到达潮州”[5]。据光绪年间钱塘人士王定镐在《鳄渚摭谈》中载：“外江创自晚近，或谓自杨分司”。杨分司名杨振麟，河北宛平人（现属北京）[6]，道光十年（1830）以惠潮嘉道兼署潮州盐运同知，有权兼理资财，曾带戏班入粤，所以很可能是随着像杨分司这样的一批官员在调动期间，把外江戏带到了潮州地区。“据老艺人回忆，外江戏最早在潮州府属的洪阳（今普宁）、潮阳一带活动，出身普宁洪阳的两广提督方耀家中蓄有外江班老喜天香班”。

1851年-1874年随着清朝开放海禁，随着商路转移和港口增多，外江班由于利益的驱动沿商路、港口转移而分散到其他城市。咸丰八年（1858）汕头开埠，昔日为韩江出海口的小渔村一跃成为粤东、赣南、闽西的主要港口和商贸集散地，致使大批的外江班蜂拥而至，至同光年间迎来了潮汕外江班的兴盛与繁荣。文化学者陈志勇先生通过资料考证得出，外江班进入“粤东潮汕的情形，与广州有着惊人的相似性。”[7]外江班进入潮汕首先在外地官员商贾及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一时间纷纷组建外江家乐或延聘外江班，成为佐宴助兴和彰显身份的娇宠。“官场觞咏必用外江，故其价高出白字、正音之上”[8]。endprint

但慢慢外江戏在潮州地区受到诸多原因影响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传播至梅州地区，并扎根生存下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岭东日报》载：“潮州梨园分外江、潮音，外江初四大班之外，继起者寥寥，潮音则日新月盛，几有二百余班”[9]。至清末民初，外江班有的继续存留于业余外江乐社（其中就有洪阳成立了“钧天儒乐社”），有的平时分散至乡间各地，节时汇聚潮州及属县城内演出，“每届春日神游，外江班纷纷由梅属客地莅潮待聘”[10]。20世纪初，外江戏的中心虽在潮汕城中，但外江班已全面分散于包括客家人聚居的粤东各地。然而，使外江戏退出潮汕舞台向客家地区转移的节点是1939年潮汕的沦陷。[11]“自遭八年战争，今日入潮州境内，几乎看不见外江班的影子了”[12]。即使是荣天彩、老三多、新天彩、老福顺“外江四大名班”也难逃劫难，都在抗日战争期间散班。有的散班返乡，有的在客家山区聚居地组班继续从事演出活动，其中就有大埔成立的同艺国乐社。[13]陈志勇先生这样评价：“在外江戏最艰难时，是客家人以宽广的怀抱接纳和延续了它的艺术生命”[14]。1950 年代初，在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倡导和扶持下在同艺国乐社的基础上组建了20-30个汉剧院团，客家地区成为“外江戏”新的家园。外江戏最后“落脚”客属地区。除了历史上外江戏与客家人的因缘际会外，还与舞台语言（北方官话）和审美趣向（古朴典雅）的认同与契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外江戏从江西福建，经梅州、兴宁地区传入潮州。

萧遥天先生在《潮州戏剧音乐志》中认为，外江戏传入潮州的直接路线，是经江西及福建西部再到潮州。经过的这些地方多为客属地区，是客家人先接受了外江戏，而后再传入潮州，这也是迄今为止，外江戏（汉剧）和外江音乐（汉乐）在梅州大埔、兴宁、梅县等客家地区依然兴盛的主要原因。从客家人的迁移路线看，中原人口和文化迁移的路径基本相同，外江戏诞生于汉水流域，成型与江浙地区，随着人口的迁移来到粤东地区，先进入梅州客家地区，再进入潮州地区。

历史上的梅州（嘉应）曾属于潮州管辖，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划潮州府的程乡县、平远县、镇平县，合惠州府兴宁县、长乐县，设立嘉应州，嘉应州治所驻程乡县。地理地貌上梅州为内陆山区地带，潮汕为临海平原地带。梅州乡民读书做生意多是通过韩江来到府城潮州。汕头开埠（1861年）、建市（1921年）及改革开放建立特区（1981年），经济文化的中心逐移至汕头，梅潮两地在地缘上，山水相依，唇齿一家。在文化上，由于历史区划使得这一地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文化体系。

当外江戏从客家传入潮州之时，其他外来的正音戏、西秦戏亦相继式微，而真正本土化的潮剧正当方兴未艾，尚未成熟。于是以外江戏为主打的外来戏剧，以其曲调高朗，戏文儒雅，滿足了潮州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潮剧的发展，潮剧在外江戏身上吸取很多有价值的艺术经验。

关于潮州外江戏的源流，以上根据资料梳理了几条路径，供学人参考。

三、潮州外江戏的活动状况

清朝中晚期，外江戏在粤东开始传播并盛行。

早在道光年间，河北宛城人杨振璘以惠潮嘉道兼署潮州盐运同知时，就组建外江家班。王定镐《鳄渚摭谭》曾谓：“外江创自晚近，或谓自杨分司，洪松湖‘潮州竹枝词已及之，知当在嘉庆前矣。其名角有王老三、杨老五等，皆外省人”，故谓“外江”。咸丰年间，两广水师提督方耀就在普宁县洪阳的家中豢养有外江班，而至同光两朝，蓄外江家乐几成风气。外籍官员及商人对外江戏的娱乐需求和喜爱，在粤东倡导了一个戏曲文化消费的社会氛围和导向，“吾邑所演戏剧向俱雇请潮州之外江班”。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海禁开放，潮州、汕头成为闽粤赣边区商品集散地，外江戏班随商旅的到来也大量涌集到潮州。起初以潮州府属的洪阳（今普宁县）、洪阳为基地扎下根来，嘉庆年间（1800年前后）普宁有外江戏班六班（新顺兴、宝正兴、一枝春、荣天彩等），广东水师提督方耀[15]之妻林夫人因其所好自己创办了两台“外江戏” 。

清人龚志清在《潮州澄海四时竹枝词》有载：“正月花灯二月戏，乡风喜唱外江班”（缪莲仙《梦笔生花》三编卷三），是说当时外江戏在潮地的活动状况。《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载：“光绪年间，外江戏有上四班、下四班、童子班、咸水班等称谓，正式班社多达30余个，活动于粤东、闽西等地。潮阳的老三多、澄海的老福顺、普宁的荣天彩和潮州的新天彩，统称外江四大班。”[16]

光绪年间，潮州上水门重修“外江梨园公所”（今潮州市区上水门街5号），是当时潮州地区外江戏班和潮音艺人聚集活动的场所。今尚有6块石碑记录当时重修公所，各外江戏班出资情况，其中就有老三多（朝阳）、老福顺（澄海）、荣天彩（普宁）、新天彩（潮州）等外江戏班。

清光绪年间外江戏班在潮州的活动状况。其中“荣天彩”声誉最大，由光绪年间普宁人士李爱家创办，名列四大名班之首。“荣天彩”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名角，如乌净-姚显达、红净-陈隆玉、婆角-郑耀龙、老生-盖宏元、丑角-唐冠贤、小生-张全锦、青衣-钟熙懿、花旦-丘赛花等先后入班。当时最具影响的剧目有《六郎罪子》《五台山》《钓金龟》《打洞结拜》《四进士》《明公案》等。涌现出了一批著名艺人的拿手戏，如老生客仔的《分家》、老旦郑耀龙的《钓鱼龟》、红净陈隆玉的《送京娘》、青衣吕毛的《孝义流芳》、乌衣张富镇的《贵妃醉酒》、小生林美添的《罗成写书》、丑生笠四的《蓝继子哭街》等。光绪初年，“荣天彩”戏班到泰国演出，光绪末年以“荣天彩”为主力，集中潮州外江戏名角赴上海演出，轰动一时，誉满上海。宣统二年（1910年），“老三多”班亦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流动演出达三年之久。

四、外江戏的在土化

外江戏在潮州的鼎盛时期被当做国戏、儒戏、雅戏，演唱使用戏棚官话，与本地潮音戏的“乡间土音”相比较艺术水平较高，“外江班皆外来秒选，声色技艺并皆佳妙，宾筵顾曲，倾耳赏心”。[17]endprint

而深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和推赏。凡本土的民间乐社也都以能演奏外江乐为荣。在平民百姓的意识中，认为外江乐具有震慑避邪的作用，所以在入祠、进宅、开档、净土等民间民俗仪式活动中，往往要先演外江戏后演本土戏，似乎才符合潮人的心理祈愿。在驱邪赶鬼，祛病攘灾的民俗活动中，认为“外江锣鼓”这种文武兼具的音乐形式能够有效的提高“震慑力”和“杀伤力”。就这样，外江戏在潮州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后随潮人越洋过海，带到了港澳及东南亚诸地。

外江戏在潮州逐渐走向凋零，据萧遥天的描述，“没有严格的科班教育，后起人才缺乏培训。还有则是咸水班影响了声誉，那些杂滥的脚色，未得外江真传，随意效仿，便成了咸水班，这很影响外江戏的身价。”这是导致外江戏衰落的一方面原因。而其重要的原因，可能应该归之于语言的不适性和潮音戏（即“潮剧”）的崛起，以及当时抗日战争的战乱，戏班躲避战乱进而逃往山区。当外江戏在潮汕地区日渐衰落的同时，活动中心便逐渐转移到客家话通行的梅县地区，客家地区没有形成自己本土语言的剧种，外江戏在此处安营扎寨迅速的发展起来，在梅县、惠阳以及闽西、台湾等地流行开来。

外江戏虽然在潮州经过盛行和繁荣之后，最终退出了潮州戏剧的舞台，但在与本地人文环境的交往互动中，对本土剧种（潮剧）唱腔、表演及剧目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钱热储（1881-1938），梅州大埔人，晚清秀才。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宣传反清共和的主张。1910年创办《瀛洲日报》，任社长，鼓吹革命，后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1933年编写《汉剧提纲》一书，对戏剧源流、剧本、艺人、唱腔、舞台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34年因糖尿病返乡，与温廷敬等人编纂《民国新修大埔县志》，1938年病逝。

[2]萧遥天（1913-1990），又名萧公畏，号姜园，汕头潮阳人。1930年曾到上海美专学习。30年代参加岭东新文化运动，1950年去香港，1953年定居马来西亚槟城，从事教学和文艺创作，尤潜心研究潮州文化。70年代在东南亚各地举行书画展20多次。主要著作有《潮州文化丛书》《中国人名的研究》和《萧遥天全集》等。

[3]“岭之东”，即指广东潮汕、兴梅及福建西部。

[4]程江是韩江的上游江段，横贯梅县平远，流至大埔三河坝以下才称为韩江。韩江经潮州、澄海区注入南海。

[5]吴国钦，林淳均：《潮剧史》，广州：花城出板社，2015年版，第216页。

[6]吴国钦，林淳均：《潮剧史》，第217页。

[7]陈志勇：《近代“外江戏”的进入与岭南戏曲生态的变貌》，《文化遗产》，2016年版第3期，第19页。

[8]王定镐：《鳄渚摭谭》，转引自《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第84页。

[9]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第13页，出版信息及年份不详。

[10]谢雪影：《潮梅现象》，第196页，出版信息及年份不详。

[11]据资料显示，潮汕沦陷使得人口剧减，以前，潮州府城常住人口约10万人左右，至1945年9月15日潮州光复，全城仅有居民1 万多人口。

[12]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第105页。

[13]大埔同藝国乐社，汇聚了当时外江戏各个行当艺术成就最高的老艺人和琴师60余人。当地名流罗梅波筹集资金到上海、潮州购置了汉剧演出的全套衣箱及道具，组织艺人巡回演出。

[14]陈志勇：《“近代‘外江戏的进入与岭南戏曲生态的变貌”》，《文化遗产》，第23页。

[15]方耀（1834-1891年），又名方辉、方照轩，普宁洪阳西村（今揭阳普宁洪阳镇）人，出身行伍，以剿太平军发迹，官至广东水师提督。

[16]余亦文：《潮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7]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