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军

大伯走时，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弟弟给我打电话说大伯走了，我脑子顿时短了路，大伯怎么走了？“十一”刚回去看了他，那时虽然生病还没有完全康复，但精神很好。我给大伯说：“过年我再回来看您！”这却成我见大伯的最后一面。

大伯出生于建国前，这个时期多灾多难，大都过着食不裹腹的日子。出生于这样一个物质匮乏、信仰缺失的年代，仿佛也预示着大伯的一生就如同那时的岁月一般，充满着艰辛与困苦。

大伯没有太多嗜好，不抽烟，偶尔喝点酒。大伯耿直，勤劳，善良，乐于助人，为人热情，人缘非常好。

我的父辈兄弟姐妹共五人，听父亲说起过大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是家中的老大，所以早早的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用他瘦小的肩膀庇护着下面的弟弟妹妹，一边下地劳作，一边照顾襁褓里的弟妹们，为了让他们能够吃上饱饭，只能拼命地干活，一天没有进过校门的大伯，把上学的機会全都留给了弟弟妹妹，贫穷的生活，使他比一般人更加坚强也更加明白何为担当。

如果青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我想我的大伯也有过属于他的青春，偶尔从过去的老照片里可以看出，青年的大伯也是英俊潇洒的。和大多数人一样，大伯也经历过属于他的婚姻，只是那段婚姻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也没有留下属于他的儿女，究竟是我那未曾谋面的大妈因为贫穷丢弃了我的大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后辈无法知晓，大人们也没有提起过，只是听父辈们星星点点的说过是那个大妈走了，具体去哪了就无从可知。

在我的记忆里，刚懂事那会儿，我一直在想，既然走了，为何大伯不再重新找一个呢？趁着还年轻。但是大人们却说，找不起。这件事情我一直不能明白，直到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才慢慢明白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能吃饱饭都是很大的问题，娶个媳妇不亚于天大的事，何况还是二婚呢，更重要的是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家，对于那个只能靠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地里刨食挣钱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这种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作为长子，大伯更是懂得自己肩上的责任与无奈。他的责任是要帮助爷爷撑起整个家。弟妹们要有饭吃、有学上、能成家；他的无奈是他生长在这样一个普通贫困的家庭，处于那样一个发展缓慢，思想落后的时代，有些事别无选择。我有时在想如果没有大伯当年的奉献与担当，抑或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不一定是现在的我们。

大伯从未离开故乡，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点瓜种豆、割稻收麦样样在行。在他四十多岁时，为了淮河两岸群众的出行方便，自购船只摆渡，交不交费，全凭个人自觉。在我七八岁懂事时，很不理解大伯的这种无私奉献行为。有一次大伯湿透了衣服回来，父亲问他怎么回事，他一直说“没事，没事”。后来父亲从邻居的口里得知那天风大，河的浪把船打翻，大伯落水了。得知事情真相，父亲和姑姑都劝说大伯不要再去摆渡。大伯说：“现在有了渡船大家方便多了，如果我不去也没有人愿意去，等有人去再说吧。”摆渡是个苦差事，而且风险也大。大伯的无私，方便了方圆数十里的群众，赢得了乡里乡亲的纷纷赞誉。

大伯很疼爱我，有时他像玩魔术似的一会从这个口袋里掏出糖果，一会又从那个口袋里掏出“手枪”，而当我把小手伸进去时却什么也没摸着，给了我无数的惊喜。在大伯不摆渡时，还教会我骑自行车，别人学骑自行车是摔的鼻青脸肿，而我学自行车却把大伯摔的鼻青脸肿，大伯为了保护我，一看自行车要倒，他先把我保护好。我的童年是在大伯的爱护下度过的。我学会骑自行车时，把小伙伴们一个个羡慕得不行，我骑着车子，小伙伴们在我身后跟着跑，一边跟他们说话，一边骑，一不留神，我连人带车骑进了沟里，小伙伴们七手八脚地去捞我，身上湿了，脸上糊的都是泥巴，但还是快乐的。

岁月毫不留情的在大伯身下留下了各种印记，大伯手上的老茧脱落了一层又一层，头发渐渐地白了，背渐渐地弯了，额头的皱纹也越来越深，真的慢慢地老了，在大伯60岁时，哮喘病重，不得不离开渡船。第二年，县里在实施乡村通公路政策，在大伯曾经摆渡的地方兴建一座大桥，方便了淮河两岸群众，大伯的心愿也了了。

后来因为参军入伍，我离开了故乡，很少回去，但是每次休假回去，都会给大伯捎带很多东西，我们爷俩好好唠唠嗑，假期成为了我们之间最为难得与珍贵的时光。

大伯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做过火车，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去过北京，最远的就是离家十多公里的县城，要说他的一生幸福指数不是很高。可正是大伯的平凡铸就了乡亲们的方便，他的幸福就是为乡亲们做过一些实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