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德继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以来,每逢春节假期,返乡题材文章和乡村话题就引起公众热议,间或有对返乡文章的质疑。针对返乡文章的批评集中于叙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展开。这类作品常“痛心”地呈现乡土文化的沦落、市场经济的侵蚀和自然环境的恶化,慨叹乡村道德生活的沦丧,曾经和谐的田园生活濒临消亡。总之,乡村于此成为“问题”。这些文章论文采不算优美,对现实呈现的准确和细腻远不如职业作家,理论深度比不上学者,仅在时效性上接近新闻作品。

著名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55年即发表了一本近乎为游记的民族志著作《忧郁的热带》①,在人类学、文学以及哲学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社会科学家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扬弃了“法则与例证”的理念,转向了“个案与阐释”的模式,诸如哲学研究像文学评论,科学讨论像文学小品,像游记的理论性文章,像政治短评的认识论研究等,格尔茨在《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s)》中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文类混淆”,②试图通过对这种“对社会思维进行重新揣摩”的总结,把社会科学从“低度发展的自然科学”这一角色中解放出来。与格尔茨总结的 “文类混淆”现象相似，流行于新媒体上的返乡主题作品在体裁上虽难以归类,客观上却丰富了人们对资讯的需求,参与着相关领域话题的讨论,带动了公众对乡村话题的热议。

同时,这些作者还积极于表达对故乡的关切之情。城市精英关切乡村的思潮,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方世界中都不少。人类学家奥维·洛夫格伦在《崇尚自然的人》③一文中,特别观察了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瑞典中产阶级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作者通过散落各处的文字作品解构了中产阶级向往的浪漫的农村生活,分析了记者和漫画家们对附庸风雅的底层民众极尽嘲讽的原因,指出中产阶级对农民的非议反映的是中产阶级自身的世界观,而非农民实情。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对农村的问题化叙事也是一个“老问题”。民国时期,教育家晏阳初博士曾将农村人定性为四个特点“愚、穷、弱、私”,并试图加以改造。在将农村看做病理学对象这一点上,如今的返乡精英与晏阳初非常相似。面对此思潮,费孝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发现问题,从30年代到40年代都有过针对性地批判,这种批判既有方法论上的,更有价值观上的。在方法论上,费孝通反对没有农民主位的声音；价值观上,费孝通反对预设了农民的“不是”和知识分子的 “是”。单就此两点上,“返乡体”显然重复了前人的问题。④

对比瑞典案例看“返乡体”,不再难理解“返乡体”唱衰乡村,因为乡村形象被某些群体制造出来。同时,又特别值得探讨的是,瑞典中产阶级来自城市,误会乡村和误解农民与空间和阶层上的疏离有关；而“返乡体”的作者们则几乎完全是从乡村走出来的,理应更理解自己的家乡,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于是这种极端负面的叙事与作者立场的错位成为了一个本文要解释的社会学问题。“返乡体”文章因此屡遭读者质疑,批评集中于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写作动机等方面。即便如此,“返乡体”却仍经历了爆红,创造了传播上的奇迹。而“返乡体”作为传播现象还不止奇迹,在“返乡体”开始流行的第三年,返乡文章以对“返乡体”反转的形式出现,返乡文章的高关注度也于此终止。从“爆转”到“反转”,也是本文总体要解释的传播现象。上述种种问题的赫然出现,甚至成为一种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奇观,亟待深思。

二、“返乡体”的概念界定与叙事结构

(一)概念界定

本文将并用“返乡文章”和“返乡体”两个概念。“返乡文章”泛指所有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以乡村为主题的通俗作品。“返乡体”一词不是返乡作者们对作品的自称,也没有形成概念共识,为了论述的有效展开,作者姑且做一个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本文所称的“返乡体”,特指春节期间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以一定的知识和道德优越感书写村庄,在描述家乡人的物质主义、教育等问题时,以比较极端的结论、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传播并引发了社会广泛议论的中短篇纪实文章。“返乡体”与其说是一个文类,不如说更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具备上述所有特点的文章或许并不存在,“返乡体”可以是具备以上部分特点的文章。在这里,“返乡文章”包括“返乡体”。与“返乡体”调性相反,甚至对“返乡体”提出批评,或者并没有表现出作者立场的同主题文章,不属于本文特指的“返乡体”,但属于“返乡文章”。

(二)叙事对象：被污名的老乡

在文章内容上,得到广泛传播的返乡文章基本都是呈现乡村问题的,也可以说,“返乡体”恰是本文要研究的那部分获得了爆转的文章。大部分 “返乡体”文章罗列了多方面问题的,话题涵盖教育、秩序、伦理、养老、人气等方面。其中,教育问题堪忧,良风美俗不再和拜金主义是 “返乡体”文章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总之,这些文章内容多以指责老乡和罗列问题为主(见表1),下文以婚姻话题和教育问题为例试做阐述。

表1 返乡文章和其“问题呈现”示例

1.极端的修辞方式

“返乡体”特点之一是论述极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词通常不宜出现在学术文章中,但本文中用其形容“返乡体”却非常恰当。前《财经》记者高胜科除了虚构⑤了村里的嗜赌、虐老、集体约炮、攀比和贪图享乐的极端故事并最终被揭发以外,用词包括“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男盗女娼”“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未有节制的娱乐”“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礼崩乐坏的村风”“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勤善礼孝的祖训宗规已然荡然无存”等。类似风格在其他文章中也屡有体现。

2.婚姻与性话题

在东方文明中,婚姻和性话题通常为人所避讳。一旦在这方面被人评论,则近乎指责,相当于比较严重的攻击和伤害。一些“返乡体”作者们并没因此而有所顾及。时任《财经》记者的高胜科这样写家乡的妇人：“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但已被‘有X套房子、有X辆车、有大把花不完的钞票’的条件所吸引,她们也刻意地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几岁甚至十几岁,并时刻准备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见面’——如果对方条件好,她们便不计划回村。”高胜科的文风在“返乡体”中不是孤例,前无界新闻记者张小马发表了《情欲勃发的乡村》⑥一文,内容也与标题相称。通过文章的叙事可以发现,对这位记者来讲,采访和观察已不重要,凭借经验和猜想即可将报道进行下去。江南大学副教授王君柏的身份与两位记者虽有出入,但问题意识和写作风格与两位记者则颇为相仿,同样的话题在文中也有对应的“两性关系混乱”和“婚姻不牢”两段。即便刨除已经被揭露为杜撰的一篇,另外二文内容也非二位作者通过访谈获取,因为基本没有反映作者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而行文风格上,更难以让人感觉到作者的善意与严谨。

3.教育问题与“拜金主义”

几乎所有“返乡体”文章都谈到了教育问题。高胜科将自己描述为“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靠一己之力在北京安家,一度扭转了村里“读书无用论”。“返乡体”指出的教育问题,固然反映了部分现实,如可能存在的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教育督促问题。但指责家长轻视教育、因教育回报低而劝孩子辍学,则明显不符合常理。只要不参照“返乡体”,通过对照同一历史时期的文献,不难纠正此说。梁鸿在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中,写过三轮车夫万立夫妇二人外出西安谋生、供孩子读书的故事。在三轮车业务的淡季,两口子还远赴新疆的哈密和克拉玛依务工。2008年圣诞节前,万立回复儿子的问候短信时这样写道：“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⑦梁鸿的写作聚焦于具体人物的个案故事,故事呈现的亲子关系和家长的教育观也更接近公众的一般经验。“返乡体”作者们指责的“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显然是不现实的。“返乡体”往往存在评论多、描述少的特征。以教育类话题为例,没有教学环境的描写、班级规模的描写、学生性别比例的描写,也没有学生、辍学者和孩子家长的声音。在“返乡体”当中,从村庄到人都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社会问题,而且多数描述并不符合大众的普遍经验。

(三)叙事者：作者处境与文章的生成

在以往的乡土或底层题材作品中,作者以职业作家居多,在身份上与写作对象交叉少,虽常常遭遇“作家与知识分子能否代表底层发言”的责问,但作家与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赢得了同行尊重。⑧吊诡并值得讨论的是,与大多数职业作家群体不同,“返乡体”作者从“山沟沟里飞出来”,理应是“地方性知识”的解说人,却表现了对自己家乡的陌生感,甚至对自己家乡的“鞭挞”。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返乡知识分子将“故土问题化”,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返乡体”文本的风格之生成,恐怕与转型期的离乡知识人的处境密切相关。

1.知识分子的当前处境

按传统的阶层划分习惯,知识分子在职业上接近中产阶级,但从城市到乡村,如今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日益边缘化。吴晓刚⑨研究了1990年至2000年的教育扩张过程中家庭背景与子女入学机会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背景对入学的影响作用增加了；吴愈晓⑩的研究跨度更长,研究发现1978至2008年间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大学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总之,农村家庭作为社会家庭背景层面的弱势者,自然是逐渐向下流动并被固化为底层的群体。2009年的廉思的著作用“蚁族”形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指出毕业初期的大学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3年后,廉思发现大学青年教师们和“蚁族”是同代人,他们才出“蚁穴”,又入“蜂巢”。社会地位本应挺高的青年大学教师近年来被戏称为“青椒”。“屌丝”也是大学毕业生们自嘲时的常用称呼。

这种不利的处境在“返乡体”文章中也有体现。困扰回乡知识分子们的首先是经济问题。王磊光在群里面聊天时发现初中就出去打工的同学混得比自己好,听到同学们对物质生活的交流时,他理解为“炫耀”。博士生们对这种“炫耀”的生活常态是敏感和在意的：“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返乡体”的内容证明了物质、金钱的话题给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们造成了直接的困扰,直观证明了对乡村教育现状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与返乡知识分子的经济处境之间的关联性,社会结构与“返乡体”内容的逻辑关系也逐渐清晰。阶层固化的背景让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倍感尴尬,他们不便融入城市但难以回避与父老乡亲的交往,正是返乡作者们在真实社会中的弱势身份,决定了“返乡体”通过批评乡村以维持自尊的书写路径。指责乡村的拜金主义、道德败坏的“返乡体”进而成为了返乡的知识分子们宣泄郁闷的出口和面对老乡时维持自尊的手段。

这是一种物质尴尬与“伪精英”交融的矛盾处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返乡作者们急需一个精英身份来确认他们指点家乡问题与发展的资格,文章内容也不断确认了作者们的尴尬处境。像杨仁旺一样,黄灯和高胜科等通过传达他们在大城市买房的喜讯从而确认了精英的角色。房主是新城市人的标志、阶段性成就。杨仁旺还表示来年恐怕不能再回乡了(过年回家的经济成本要节省下来),这又再次确认了新城市人地位的边缘性。

知识分子的伪精英处境并不仅限于经济问题,在对社会的影响力上,返乡知识分子们远远低于父老乡亲们的期待。社会阶层的固化让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不能轻易把文化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即便是在自己的老家,自己的村子,也难以改善其家庭的弱势地位。很多作者的家庭都遭遇强权的侵犯,这些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却无能为力。“返乡体”文章很多形式上都承担了“举报”恶势力的功能,如黄灯“举报”了外人来到村子以度假村的名义圈地,杨仁旺“举报”了别人将亲弟弟打骨折,王磊光“举报”了“墨镜”在外边拿斧头砍人替人讨债,王君柏“举报”了“村委”借修路损公肥私。

2.道义性表达与批评的正当性

问题化的叙事结构意味着作者们在批评和指责家乡,而对家乡的批评无疑是有道德风险的。因此，在行文中表达的对家乡的情感则能起到一定的“减压”作用。前无界新闻记者张小马在讲完“约炮”故事后回到对孩子的关怀：“家乡的留守儿童早已俯拾皆是……关于这些孩子的未来,我无法预见,唯有衷心祝福。”虚构了家乡妇女组团“约炮”的记者高胜科这样写自己：“尽管家人早已搬迁……(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在众多“返乡体”文章中,作者都积极表达“为了家乡好”的创作动机。

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人,读者们更能包容返乡体作者对家乡的批评。因为返乡作者从乡村走进城市,与乡土家乡保持关系,天然具备关怀和评议家乡的资格。但由于很多返乡文章内容的负面呈现方式,作者更积极于明示这种关怀和道义。这种对故乡的情怀的强调,是文章批评正当化的手段。正是基于这种“正当性”需求,作者们关怀家乡、道德感很强的自我人物设置显得比较生硬。

3.“返乡体”的逆向书写与生成路径

格尔茨在指责社会科学结论失真的时候,开出了“地方性知识”的药方。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精英,“返乡体”作者们理应具备内部视角,提供可靠的“地方性知识”。可惜他们不仅没有做到,而且鲜有被指责的家乡人的声音出现。“返乡体”不仅没能提供地方性知识,反而制造了很多不符合常识的乡村“奇葩”故事。细读几篇典型的“返乡体”就会发现,很多作品是作者在家中“闭门造车”完成的,这与“返乡体”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直面农村问题文本印象大相径庭。

“返乡体”作者对故乡的描述是比较想当然的,既缺乏有素养的社会科学手段,更鲜有深入的人文反思。似乎生长于斯就天然地知道这里的一切,无需深入调查就可以批评。可实际上,他们对家乡的“吐槽”,似乎与作者们不愉快的心情关系更加密切,与造成他们不愉快的心情的社会处境关系更加密切。正是不利的社会处境、不愉快的心情和“闭门造车”的方法,使大量“返乡体”文章略了去细致观察和冷静分析,而直接将乡村问题化、将问题极端化。

在“返乡体”的文章中,对乡村问题的呈现,原因多指向人的因素,不重视教育的人、拜金主义的人、非法致富的人、不孝顺的人、徇私枉法的人、违反礼俗的人。这些人要么是不经意间用世俗问题冒犯了返乡作者的人,要么是能让持有知识资本得以借题发挥的人,总之都是对维持返乡知识分子的自尊有用的人。所以,返乡手记的生成和风格的定型,很大程度上与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和心态失衡有关。没有被夹道欢迎的返乡知识分子需要“返乡手记”这一维持自尊的手段。于是我们就不再难理解,为什么除了指责乡亲,“返乡体”作者们鲜有深度的制度分析。

三、“返乡体”传播轨迹之探讨

既然前文总结了“返乡体”文章的质量不高的特点,那首先要解释的问题就是质量不高的文本何以创造了传播上的奇迹；另外需要解释的是,一年之后的2017年春,再没有一篇返乡题材文章获得爆转的“过山车”现象。

(一)乡村话题受众的广泛性

常有一些人用“真实”来形容“返乡体”。这种真实感之存在,或可理解为乡村话题对公众来讲比较熟悉、不隔膜,而非“返乡体”作品对现实呈现的还原程度。农村和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一样,存在很多问题,不仅农村人和农村出身的学生是这些问题亲历者、利益相关人,农村问题同样也是部分定居城市的人的“乡愁”。正由于此,以农村——尤其以农村遭遇问题为中心的作品,历来受到较大关注。

农村题材在文化传播中占据优势的先例不胜枚举,赵本山影视作品的流行、世界末日“三农专家”的兴起和乡村题材出版物的广受欢迎,莫不如此。农村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现象,但不意味着这只是农村的问题。就像百余年前乡村经济已经不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样。如今乡村和城市、乡村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乡村呈现出来的问题,很可能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在农村的表现。

(二)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平权化

自微软公司发布Windows操作系统以来,电脑和互联网应用迅速在中国的家庭中普及。近几年伴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价格的下降,移动网民数量也呈爆发趋势,截至2017年6月,中国的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24亿。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加剧了传统媒体的衰落和媒介形态的融合。对媒介融合时代里的新媒体崛起的社会意义,已有研究指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新媒体时代为传统媒介时代中几乎不具话语权的接受者进行了普遍性的“赋权”。这种赋权或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赋权,使接受者拥有发声与传播的技术,一夜之间使弱势接受者成为强势传播者；二是社会赋权,使原本不具话语权的接受者可以就社会生活的多元问题发声发言、参与协商,一夜之间使原本人微言轻的接受者的观点成为问题的强势主宰舆论。总之,技术赋权事关“能发声”,社会赋权事关“有影响”。

多数爆红的“返乡体”文章,其火爆依赖的既不是平台权威,也不是内容质量高、更不是公众对内容的认可,而是每个人对话题的参与和经验分享。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平台与传统媒体一起发布信息,海量用户凭借手机即可与信息发布平台互动,几亿用户的朋友圈成为消息发布的中转站。

笔者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也体验到了媒体产品的平权化趋势。作为思想类栏目的编辑和策划人,笔者的本职业务为约请“有影响力”的学者讨论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话题。按照媒体行业的习惯,“有影响力”的学者通常被操作化为公众知晓度高和行政职位高。但点击率和收视率数据显示,权威学者和知名学者媒体发声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同时,越来越多的草根知识分子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介平台上,并时常取得可观的关注度。如2014年中期,肖清和博士的《一个放牛娃的博士论文后记》,即屡屡创造“10000+”的传播佳绩。当然,本文研究的“博士返乡手记”系列文章在传播上的突出表现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返乡文章之所以成为互联网空间的爆点、爆款,正是移动互联时代对公众“数字赋权”的结果。

(三)公众的力量：不认同但参与

受众广、参与门槛低是返乡话题的优势,使公众的广泛参与成为可能。同时,前文回顾证明“返乡体”在文采和可信度两方面质量都不高,又何以聚起超高人气的呢？与传统媒体时代由权威人士和权威媒体平台单向传播内容给大众不同,自媒体时代的权威媒体和权威人士的影响力在下降,草根与精英趋于平权。不仅自媒体平台和权威媒体的影响力差距在缩小,用户与发布内容平台的权力也趋于平衡,比如自媒体内容要更加注重标题以吸引读者,读者的情绪和认同对内容传播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早在PC互联网时代,网易每篇文章下边的评论就是网友们乐于参与和阅读的内容,不断叠加的评论被称为“盖楼”,人们对评论的欣赏俗称“高手在民间”。在自媒体时代,这一点得到强化,平台上的每一条内容同时也是普通用户思想表达和传播的载体,用户可以转发一条信息到朋友圈附上自己的评论,同时也可以在文章下边直接留言,如果被审核通过,显示出来的评论即可成为网友们共同阅读的内容。自媒体平台文章的功能除了传播知识,还包括用户意见的表达,以及公众“吐槽”和刷存在感的载体。草根知识分子们的“返乡体”文章自然也成为了公众讨论农村话题的载体。正是这些文下评论和不可追踪的朋友圈、微信群的转发附言一起,构成了“返乡体”完整的传播过程。不仅“返乡体”文章质量对传播性的影响不大,文章还很可能因成为审丑对象而获得高关注。

因此,自媒体时代的内容的社会关注度明显与认同度没有正相关关系,甚至可能有反向相关的效果,这一点在教授言论的流行的问题上特别显著。如果一个教授的言论说得有道理,应和则一般；如果一个教授的言论公众认为离谱,则很容易成为公众审丑的话题而引起热议。大众对专家言论不认同的同时,公众能从话题的“不认同式参与”中获得正义感和愉悦感。

“返乡体”爆红的部分原因与此类似。这一点可以通过更多文章的评论和一些“返乡体”作者微博信息下的留言进行验证,如前《财经》记者高胜科的微博最新一条更新停留在2016年2月15日,内容是“理性分析,愿解答,并祝新年快乐；如是暴民谩骂,春节请自行留口德”。从内容上看对这条信息的评论截止到2017年终为2986条,多数评论是对其杜撰新闻、抹黑老家的质问。

(四)作为媒体“产品”的“返乡体”供给

这个移动互联网饱和时代，传统媒体加强各形态产品融合,门户网站加强原创部门的建设以强化对产品的策划。新闻生产方式迅速改变,传统媒体习惯和公众一样在微博上找新闻。由于新闻功能更多地被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平台所替代,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等更加注重与传统新闻形态所区别的原创内容。各种新的内容形态常被称为“产品”。由于生存和经营日益艰难,各媒体对支撑转型的新产品的饥渴也相当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春“返乡体”在传播上的意外表现被媒体所关注。于是在2016年春节之前,多家媒体特别部署了返乡题材的内容。《财经》杂志、《中国青年报》、无界新闻、新华网思客、凤凰网评论频道等都进行了“返乡”主题的策划。互联网媒体原本靠对海量信息的聚合获取流量和商业回报,而今付出了更多成本用于原创内容,作为独家内容的“返乡类”产品自然会得到自家媒体的力推。正是得益于2016年的有组织写作和大规模集中推荐,才形成了2016年“返乡体”爆红的盛况。也可以说,“返乡体”的传播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媒体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个耦合事件。

点击量和关注度作为目标,话题性作为手段,2016年多篇以乡村负面叙事为主的爆转文章正是在这样的绩效期待下生成的。由于商业性和职业性的因素的加入,以表达乡情作为写作初衷的作品越来越少。为了竞争点击量,在内容呈现上更加极端,甚至不乏以虚构的方式冒充非虚构作品。于是,媒体行业在内容上的集中生产决定了2016年市面上“返乡”题材文章的成分、气质和产量。“返乡体”有朴素的一面,也有媒体生态转型的推波助澜,要想准确把握文章中的情感、责任和理性,更需要将内容置于行业生态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2016年初,凤凰网评论频道曾刊发了其“公民返乡”的系列评论,其中第一篇为频道主编作品《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文中慷慨陈述了“提着笔杆子还乡”要面临的三对关系：“零情感”与“深情感”“熟悉感”与“陌生感”“现场感”与 “距离感”。 “我们希望能把‘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春节期间的固定节目。”遗憾的是,在日常中我们尚没有看到更多媒体“提着笔杆子”还乡的成果。

(五)对2017年返乡题材遇冷的解释

2017年返乡题材遇冷主要指和2016年对比而成的落差。所以,“返乡体”爆红的成因大概与同类文章影响力衰落的原因相似。前文提到,同一时间媒体对返乡题材的大量供给形成了话题热度高峰,2017年的“冷却”则明显与2016年“返乡体”广受诟病有关。除了公众的广泛质疑,2016年4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开通报了15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处情况。第一个通报的即是《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虚假的新闻《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一案,高胜科被吊销新闻记者证。由于光明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等新闻网站未经核实进行转载,也因此被分别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于是,2017年很多媒体并没有持续往年一样的返乡内容策划。

除了文章供给和平台支持减少的因素,“火”与“不火”与文章风格也密切相关。相比2016年对农村“礼崩乐坏”的一边倒写作,2017年春的返乡文章从风格、题材到作者身份都呈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

首当其冲的是对乡村审丑进行纠偏文章的大量出现。与一些知识分子就具体问题和“返乡体”作者展开讨论不同,笔者曾将“返乡体”文章及其作者作为讨论对象,指出“返乡体”的生成与作者们的社会地位下降有关,“返乡体”是这些知识分子们回乡的自尊维持方式。同样表达了对“返乡体”质疑的文章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清泰径直喊出《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除了说理和直白的批评,还有在内容上着力的“纠偏”。如央视前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在读博士刘楠的长文《告别悲情叙事,中国村庄正经历觉醒与重构》,福建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教授的《跳出农门的‘城里人’除了抒发乡愁还能为家乡做些什么》,都贡献了更多的正能量。

总体来讲,2017年的乡村故事无论是正面叙事还是负面叙事,内容都更加充实和可靠。正因为不极端和更客观,文章也就不太具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话题性。这一规律对比2016年的文章也可以验证,与同一时段很多文章得到了爆转不同,张舟逸的《上海姑娘在东北婆家的第一个年》和张弘的《一个“留守父亲”的不断送别》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原因兴许正是因为文章文风朴实,文章内容的信度比较高,但由于传递出的信息不具备争议性,注定难以获得作为互联网话题的高关注度。

四、余论

话题受众广泛和媒介形态变迁或许能解释参与者众多的现象,但要解释“返乡体”爆红时的爆发力之强还不够充分。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积弊甚多,为此党中央不断提出深化改革的愿景。“返乡体”固然不是好作品,但能让公众参与的好作品稀少。受制于既有宣传和出版管理体系,知识分子和媒体越来越难有效承担正常的社会批评的功能,于是公众的各种不满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太在意“返乡体”的论述方式,严谨性与动机对他们来讲显得微不足道。对公众来讲,重要的是有人能指出问题,公众能参与讨论。

“返乡体”爆红的现象促进了返乡题材作品的出版。文化出版界对乡村话题的友好一方面印证了他们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同时也预示着乡村话题的热度会回归常态,因为公众这几年对乡村话题的过度消费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同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更多,新闻的时效性更短。话题围观的速度和传播的速度快,一个热点话题遇冷与集结的速度可能一样快速。关注度上的“过山车”现象恐是常态。

本文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研究,基于本案例可以发现,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宜凭借身份和作者的言语表达对其进行定性。“返乡体”爆红证明了新媒体时代的产品(内容)质量与所获得的关注度之间的关联性有限,尤其不必以社会关注度衡量思想内容的价值。

注释：

① 本书的中文版可参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志明译)。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9页。

③ [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赵丙祥、罗杨 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0页。

④ 笔者另有拙作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孔德继：《“知识精英”的处境与“返乡体”的爆红》,《教育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⑤ 李铮、彭卓、马剑：《哪来“礼崩乐坏”的东北村庄？——一则虚构报道的背后》,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5/c_1118161698.htm,2016年2月25日。

⑥ 材料来源：http://mini.eastday.com/a/160217141147171-2.html,2016年2月17日。

⑦ 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0页。

⑧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11期。

⑨ Wu,X. 2010.EconomicTransition,SchoolExpansionandEducationalInequalityinChina,1990-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8(1)，91-108. 吴晓刚：《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社会》,2016年第3期。

⑩ 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作者系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主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