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更名与危机
2018-03-07周思明
文学自由谈 2018年6期
周思明
近期,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文学版图上为我们所熟悉的“打工文学”这个命名,被冠冕堂皇的“劳动者文学”所取代,称其为“打工文学”在新时代的延伸;而且,有学者还有意将其范畴扩大至城市白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在为打工文学更名者,乃至有的打工文学作者看来,“打工文学”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很不雅观的名字,就像过去穷人家的孩子叫个阿猫阿狗一样;而“劳动者文学”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官名”。其实,在我看来,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对那些急于想给“打工文学”更名的人,我倒很想问一嘴:打工者卑贱吗?打工文学下作吗?既然打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新生事物的一种,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打工文学”这一名称继续沿用下去?退一万步说,命名光鲜了,文学就高雅了吗?
其实,叫“打工文学”比叫“劳动者文学”更有本真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这是因为,“打工文学”是诞生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数以亿计的进城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 “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的残酷与文化饥渴激发了打工者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早期被学者命名的“打工文学”即由此而生。“打工文学”乃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学已然形成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文学的画廊里,已经有了“打工者”的艺术形象,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也已经有了专为“打工文学”设立的展示专柜,成为我们这个变迁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而且,当代生活中打工者形象特殊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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