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 萍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桐城派散文是清代重要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散文英译必然是中国典籍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戴名世是清初重要散文家之一，其文学主张直接影响了桐城派创始人方苞，被视为桐城派的奠基人。目前学界关于戴名世的研究多聚焦于他的散文成就，少有成果涉及其散文作品英译。考察典籍英译史发现，戴名世散文译作不多，目前毛如升是译介戴名世散文数量最多的译者。抗日战争时期，毛如升翻译了戴名世的九篇散文：《说梦》《穷鬼传》《一壶先生传》《邻女说》《讨夏二子檄》《纪老农夫说》《古樟记》《游浮山记》和《意园记》，并将译文结合评论以《戴名世》为题刊登在《天下月刊》。目前，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的活动还未能引起学界深入探讨，现有成果多为史料梳理(严慧[1](P131-132)；孙轶旻[2](P136-137))，少有专门深入的学理研究。毛如升的译介活动发生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其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必然受到社会环境及个人惯习的制约，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运用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理论，分析社会场域、译者惯习对毛如升英译戴名世散文的影响。

一、场域-惯习理论概述

翻译是一种涉及多种社会因素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翻译受制于社会现状与文化权威；另一方面，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影响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趋向。翻译又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个人活动，社会环境形成的外部诱因往往激发译者相应的内在动因，使译作选材、表达风格处处显示译者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