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凤，苏 睿，任利娜

（黑龙江大学 研究生学院，哈尔滨 150080）

“饥饿”，自古以来就是文学叙述的对象，是文学史上永恒的话题。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饥饿……通常与苦难、革命等文学主题紧密相关”[1]。对饥饿的书写，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天灾肆虐或战乱频繁时期百姓食不果腹、饿殍遍野的惨象，更透视出惨象背后的社会悲剧以及人性善恶。历史的长河流淌至20世纪中期，饥饿风潮再次席卷中国大地。一般来说，这样不堪回首的饥饿场景，文学必然有所呈现。但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有关这段历史的“饥饿叙述”却在文学书写中“逃遁”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思想上的禁锢解除，人性回归，中国文坛空前活跃。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为题材的文学书写纷纷涌现出来，历史的亲历者们纷纷拿起笔去描述、再现生活的真相，书写饥饿的主题也因此重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一、20世纪80年代饥饿的叙述

20世纪80年代叙述饥饿的作品大多把对象锁定在农民身上，也有部分作品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

（一）农民的饥饿书写

在当时，大量叙述饥饿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关于农民的，如老一代作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及《“漏斗户”主》、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也有年轻一代作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其中刘恒《狗日的粮食》对农民饥饿的书写尤其令人震惊。

这部作品有很多关于吃和吃相的描写，比如原文中提到的“队里的食堂塌台，正逢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都能逗下来口水”。这些再现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近乎绝望饥饿感的描述，令人惊诧、震撼。这样的书写也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真相及人性善恶的严肃思考。在瘿袋死后，乡亲助丧的餐桌上，“天宽的一家自然也扎进人堆抢吃，吃得猛而香甜”，填饱肚子的喜悦甚至让他们暂时忘却了失去亲人的哀痛。“自然”一词更体现出身边人的死亡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件常见的事。面对着眼前的能够缓解饥饿的食物，孩子们想的是“娘死也对得起他们了”。除去孩子们天真直率的性格因素，也从某种意义上表达出在极端饥饿的环境里，人心也变得冷漠了。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吃相上看出他们的饥饿。长年食不果腹让天宽一家人练就了一项“技能”。“几个孩子的舌头都很好，长而且灵活。每天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碗里留下了渣子就逃不了骂和揍……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摩擦声、吧嗒声能把人吓一跳。”饥饿感就像融到了骨子里，“一点儿也不浪费”的标准，贯穿在每个大人和孩子的心里。这种吃相可谓触目惊心。

面对食物的紧缺，如何获取粮食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文中通过叙述瘿袋获取粮食的方法和手段，向人们展示了饥饿的深重以及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瘿袋本来还算是守规矩的人，食物的匮乏却让她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特别是 “有了孩子，她的手便也坏了”。在肚子都无法填饱的时期，生存成了贫困的人能够遵循的最基本道德。若想获得更多的粮食延续生命，就只有各凭本事。只要能维持生计的东西，无论公私，瘿袋都能明偷暗抢决不手软。她的“爪子四处撒野”，邻居家种的葫芦、天德家地里的南瓜……甚至劳作时公家地里一切能“顺走”的东西，都遭过她的“毒手”。人在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会用极端的办法获取粮食，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所呈现。“队里食堂塌台，地里闹灾”的时候，瘿袋抱着刚满月的红豆跟在演习兵的队伍后面，在“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骡粪被天宽失手倒进猪圈，她便想尽办法淘回来，挑出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文中把 “沾了猪圈的脏味”淘洗干净的骡粪，描绘得尤其诱人——“草棍子和渣子顺水漂去，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两把能攥住，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射的粮食星星。”在这段“极端的叙述”中骡粪都被当成“美味”，令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心灵震撼之余，更能体会到当时粮食的极度匮乏。灾荒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瘿袋却用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获取保命的粮食，使家里“没填新坟”。

如果说当时人们获取粮食不择手段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那么“以人换粮”的做法则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瘿袋是被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来的，在此之前，她被人卖了六次，她长得丑，固然也是被卖的原因之一，但粮食的紧缺才是最主要的因素。瘿袋为了生存，已经看淡了这些，几乎把“变卖”当作双赢的事——变卖她的男人获得了粮食，她也会得到一个新的“依靠”，从此有粮食果腹。极端的饥饿把人逼到生存绝境，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违背道德的事，而“以人换粮”在当时竟然被当作稀松平常的事，足以表现那个时代粮食的奇缺。粮食重要到让瘿袋最终为此丢了性命——在吃返销粮的年头，瘿袋却将维系着全家生存根本的购粮证弄丢了，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之下，她吞食苦杏仁，寻了短见。“她再不想惦记吃，所以她吃了这个，一辈子不饥，天宽也有吃的意思了。”饥荒的横行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与生理上的压抑。作为农民，他们只能靠着简单的食物果腹。面对生命的考验，或忍气吞声，或不择手段，苟延残喘。在命运面前仿若一粒尘埃，甚至已经顾及不到尊严。他们在无尽的饥饿中谋求活法，默默忍受着大自然以及社会对人性的考验。

（二）知识分子的饥饿书写

相对于对农民的观照，对知识分子饥饿的叙述并不泛滥。阿城的《棋王》、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对此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其中尤以《绿化树》较为典型。张贤亮在对那段特殊时期进行重现时，不仅叙述了知识分子所遭遇的饥饿考验，也着重描绘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时内心的挣扎图景。

主人公章永璘作为“右派”分子，一切的经历都让他体验到精神的孤独、物质的贫乏，生活条件的奇缺，令他始终无法摆脱饥饿。对此，小说中有一段非常形象的描写：“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面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噗！我一颗清亮的泪水滴在手中的馍馍上了。”他才二十五岁，却已经有四年没吃到过白面馍馍，可见它的来之不易。他是那么珍惜它，仔细地观察了那么久，还不忍下口，甚至把这个现在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食物想象成了难得的珍馐。于是，为了缓解饥饿，章永璘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获取食物的机会。他宁愿选择刮笼屉布上吃起来有股蒸馏水味儿的馍馍渣，而放弃稗子面馍馍。只因“分量”更多，他“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可谓“机关算尽”，相信他为了获得“额外”的粮食，或许已经反复琢磨了许多次笼屉布了。然而解决了身体的饥饿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挣扎。“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撞；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在小说文本中，章永璘只能一边自我背叛式地去获得食物，另一边不停地自我谴责和懊悔。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难以忍受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是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2]通过后来在马缨花家蹭吃蹭喝，从“有一点屈辱感”到“心安理得”，便可以看出饥饿摧毁的已经不只是他的志向，还有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通过章永璘反复忏悔，一次次地违背“原则”寻找食物，再陷入自责之中的状态，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他肉体与灵魂的撕裂，陷入灵与肉的挣扎之中，无法自拔。

除此之外，为了满足吃的欲望，他的灵魂也开始堕落。在劳改的过程中，一直把不学无术的营业部主任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会仔细地观察营业部主任的吃相——“他舔起盆子来，有种很特殊的姿势。他不是把脸埋在盆子里一下一下地舔，而是捧着盆子盖在脸上，伸出舌头，两手非常灵巧地转动着盆子。”与营业部主任竞争的时候，就相当于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这样的做法本该令他感到厌恶，但是在饥饿的年代里却促使他不由自主地攀比，并且乐此不疲。

更严重的是，由于长期的饥饿，他开始用欺骗来获取食物。他“经常和做买卖的老乡打交道”，深知老乡们在思维上存在弱点，在集市上耍小聪明“戏耍”他们，用花言巧语把卖黄萝卜的老农绕晕，以欺骗的手段与老农进行“不等价”交换，成功后还得意扬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已经逐渐沦丧，此时令他引以为傲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身份已经出现了扭曲。为了得到食物，他把最基本的道德弃之不顾，将“获取”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无疑是自私的。与是否失去尊严相比，这种挑战道德底线的做法更令人感到荒谬。于是他又一次陷入了自我谴责之中，将自己曾犯下的愚弄老乡的事情逐个忏悔了一遍。每一次的“堕落”都令他倍感不安，在感受到对马缨花产生了生理上的欲望时，他内心的挣扎也达到了“沸点”，甚至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原文将这段心灵的挣扎描写得淋漓尽致：“我真的像死了一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太阳穴与太阳穴之间的那一片狭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似乎是满怀着憎恨地要撕裂自己的躯壳……我想忏悔，我想祈祷，但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忏悔和祈祷都找不到对象……只有死才是最后的解脱了。”[3]曾经为了获取食物所留下的“不堪”的回忆令他压抑不已，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在此时达到一个临界点，知识分子的尊严令他感到无地自容。但是总体上看，由于饥饿的处境得到改善，他的内心冲突已经逐渐倾向于精神层面的胜利了，他也渐渐意识到与马缨花在观念上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这是他“重拾”知识分子身份之后，性格与思想上存在的矛盾。

“由于大饥荒所造成的食物匮乏使人们面临难以化解的生存危机，已经使这个曾经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只剩下了动物一般的求生欲望。”[4]而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使他的内心感到强烈的纠结。饥饿，是造成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想通过再现“饥饿叙述”的背景，反映出知识分子面对饥饿时灵与肉的撕裂，以引起人们的反思。

二、“饥饿叙述”的价值

不同作家通过不同角度叙述饥饿，创作出大量的作品，将个体的记忆逐渐上升为整个民族的饥饿历史的记叙。这些作品，既是对非正常饥饿真相的记录反思，也是对这段岁月之中被扭曲的灵魂的观照。

（一）社会意义

“饥饿作为身体问题中最为敏感和最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权力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成为人类思考社会及社会制度、人及人性、自我及自我生命价值的有效途径。饥饿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理现象，也是影响中国人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1]对于饥饿的叙述往往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当时饥饿背景的重构，既是对特殊时代与社会的反思，也是对人性的探勘和生命的关怀，更是对当下社会的警示。

首先，是对饥饿年代社会历史的再现。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艺术手段完成了对1959年至1961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以及其他不同时期出现的饥饿现象的描写。对于那段历史的相关记录与档案等，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一些地方数据，但是这些数据都很抽象，而且这种记述未必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历史事实。从抽象的数据中总结已被时光掩埋的历史，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所以就需要一些“叙述”来填补部分的匮缺。这些小说中涉及的饥饿历史，作家用文学的语言，相对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这段被“岁月”遮蔽的“记忆”。“现实人生的苦难，是滋生文学艺术的天堂，没有苦难的天堂里，是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的。作家书写饥饿，不仅带给人们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也为个人、民族及整个国家如何面对饥饿提供了思考的平台与空间。”[1]

其次，饥饿的书写是对当时社会的评判与反思。《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再现了“大跃进”时期人们的生存图景，深刻揭示了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历史成因。批判了“左倾”路线和在“大跃进”中搞“化妆活动”的虚假行为。由于“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决策，导致当时的浮夸风盛行，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令工农业生产违背了客观规律，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作者以直面人生的胆识，对饥馑年代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表现了谎祸造成大饥荒的真实惨象。凭借题材与主题的尖锐性，反思历史的力度与深度，触及社会问题的大胆与超前，使这篇冲破禁区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坛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5]又如《棋王》中有一段详细的吃相描写，令怀着道家思想的王一生的形象更加真实而丰满。尽管作品中没有正面叙述王一生所经历的饥饿画面，但是从他那令人惊诧的吃相可以看出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他，令他对吃格外专注，如同想占尽所有的食物。这样的描写在“寻根文学”中并不多见，阿城从某种意义上利用了“饥饿叙述”，在对当时的政治性错误做出委婉批判的同时，也揭示出“饥饿叙述”的文学价值。

再者，“饥饿叙述”对当今的生活起到警示作用。“饥饿叙述预示了社会断裂状态下贫富分化严重必然要引发的某些社会危机。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现实生存处境艰难而触发的人对既有饥饿经验的记忆以及对当下和未来的饥饿恐惧，与生理饥饿并不完全一致，更多表现为心理、情感意义上的饥饿感。在当前社会的种种困境中，文学书写重提社会公平，正是构建历史对话，整合中国经验，以进行现代化反思的重要路径。这也是当前文学以及文学研究进行自我承担和社会承担的重要途径。”[6]历史需要被铭记，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不能重蹈覆辙。

（二）生命的关怀与人性的书写

作家们通过对饥饿的书写，在探究人类的社会属性的同时，也着眼于探勘人类的生命本能。人性是复杂的，在温饱的年代中，人们可以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而在极其困厄的环境之中，饥饿，很可能成为人性的试金石。这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饥饿叙述”中也有所体现。人性的本质是善还是恶？这一直是学者们争相辩论的问题。

《狗日的粮食》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善良。村民们良心都不坏，还会偶尔接济一下来借粮的天宽。瘿袋勤奋能干，总能想着法子找到食物。同乡的人明知道她手脚不干净，却因为她家“嘴多”，纵容着她，几乎不去计较。在人人都吃不饱的那几年里，乡亲们能够相互扶持、谅解，这也体现了人性的善，也是在这篇小说中难得的令人看着很轻松的地方。只是，也有些例外，“洪水峪奸人少，但没借给过天宽粮的人不多，天德要算一个。”天德与天宽是叔伯兄弟，却因粮食结了梁子。粮食的紧缺造成了血缘关系的破裂，由于瘿袋不义在先，天德的做法也情有可原，不过毕竟血浓于水，后来他对瘿袋她们偷南瓜的事也没去追究。而对于瘿袋这一角色，作者给予了情感上的认同和理智上的警惕[7]。不难看出瘿袋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她的这些缺点，放到饥饿横行的年代中，却是令人同情的，她绞尽脑汁地寻找食物、养活家人的做法，又有点儿可敬。总体来看，在《狗日的粮食》这部小说中，人性的本质还是善良的，人们面对饥饿表现出顽强的求生意志，也值得赞颂。

同样的，人性的善在《绿化树》中也有所体现。在劳改农场里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作品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少数人的善良，在极端饥饿的年代里显得弥足珍贵。正如章永璘感叹的那样：“‘劳动人民’绝不是抽象的，他们就是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这样的人！”马缨花对章永璘的接济与鼓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都令他倍感温暖。马缨花对他的仰慕和“点到为止”的接触，都体现出她坚强而单纯的性格特点，然而她还有世故的一面，对“能给她食物”的男人们曲意逢迎，不过这也是为了生存不得已做的事。海喜喜性格耿直，坚持原则，工作任劳任怨。他是真心喜欢马缨花，后来在面对“情敌”时自知没有机会后便主动退出，好意“成全”马缨花。为了她的幸福，更是以朋友的身份劝章永璘和她结婚。还有为人宽厚的谢队长对劳改中的章永璘给予无私的关照。在营业部主任逃跑后，他看到章永璘被胡乱顶替再次成了劳改犯时挺身而出，极力为章永璘辩解，表现出正直与果敢，都体现了饥饿时代里难能可贵的善良。这些都是人性的闪光点。而处处挤兑章永璘，不放过任何一个贪小便宜的机会，在农场中倒卖东西，趁火打劫，临逃跑也要陷害章永璘的营业部主任则体现出人性中自私、贪婪、丑恶的一面。

农村向来被描写成淳朴善良的地方，但是极端的饥饿间接造成价值体系的崩溃，甚至有人会把其他人的生命当成自己求生的筹码，例如妇女、儿童作为社会之中的弱势群体，常常会成为被变卖或奴役的对象。如瘿袋，又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儿。在这里，莫言没有将善与恶表现得泾渭分明，而是勾画出一张交织纵横的“人性之网”。黑孩儿由于身体的饥饿，小小年纪就要出来做小工，看到地里长出地瓜，一眼就知道是新品种。显然在此前，他或许已经因为饥饿用眼睛“研究”过瓜田很多次了。由此渲染出饥饿的阴影在那个年代似乎无处不在。黑孩儿、菊子姑娘和虐待他的继母、欺负黑孩儿的人们，形成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对比。通过结尾黑孩儿看到的“金光闪闪的萝卜”来映衬他心灵的纯净，这在充满冷漠的环境里，显得非同寻常。在《“漏斗户”主》中，善与恶的界限同样是模糊的，高晓声只是将陈奂生所面对的逐渐加重的生存困境展示出来，而对人际关系的刻画相对薄弱。陈奂生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但是勤奋耕种和对政策上的顺从并没有让他摆脱饥饿，他几乎无时无刻不被乡亲们谈论。这里的人们就比较冷漠，平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会在背后说长道短，明显带有人类的“劣根性”。

相较于上述作品中对人性善或恶的直接赞颂或批判，张一弓的小说则带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与批判性。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显得更为强烈和复杂。李铜钟面对政治坚守与人道主义的抉择，经历了一场痛苦而又深刻的内心冲突。“下层的人民对于社会政策的实施缺乏判断能力，丧失了对于物质的控制权，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得到保证，那些坚守和追求也不幸沦为纸上谈兵。”[8]

三、结语

在社会普遍“饥饿”的大背景下，小说所塑造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们面对的是自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吃”或“不吃”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理需求范畴，而成为社会伦理道德与原始生存欲望的选择。可以说，这种选择构成了“饥饿叙述”的张力，也体现了小说之中人物的个体价值取向[8]。”作家们在叙述饥饿的同时，也塑造了这些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参考文献：

[1]李小红，彭岚嘉.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饥饿”叙事：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参照[J].贵州社会科学，2015（12）：3-4.

[2]范建刚.《绿化树》中的理性色彩和忏悔意识[J].甘肃高师学报，2001（6）：28-32.

[3]张贤亮.张贤亮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42.

[4]陈东.浅析《绿化树》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J].青年文学家，2015（6z）：16.

[5]吴淑贞.论新时期文学中“共产党员形象”塑造及其演变[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6]赖晓英.饥饿叙事的意识形态建构[D].上海：上海大学，2009：7.

[7]樊素敏.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中的身体叙事[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8]李海珉.1980年代饥饿叙事研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3：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