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青 龚雪薇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1916—2000)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她一生共发表了9部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书信集。她虽然年届六十才开始文学作品的创作，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她与生俱来的作家的魅力和气质。她大器晚成，她的作品被称为是英国文坛文风最为简洁隽永的典范，也给世人留下了难得的、珍贵的文学财富。1979年，她因《离岸》(Offshore)获得第二十一届布克奖，她的小说《早春》(TheEarlySpring)和《天使之门》(TheGateofAngels)分别获得第二十届、第二十二届布克奖提名，她最受欢迎的小说《蓝花》(TheBlueFlower)曾经19次被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一、研究背景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虽然六十岁才开始创作，但是她给世人留下了难得的、珍贵的文学财富。她与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1919—2013)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她们都经历了女性在权利的牢笼中挣扎的过程，想要在有限的空间里提出诉求，描写了女性在微观权利规训下的生存状态。对莱辛的研究国内外都很丰富，但是对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研究却很少，这些少量的研究一般都集中在其《书店》和《天使之城》等少数作品上，并且评论的主题比较单一。她的作品被多次提名布克奖后，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她，有一部关于她的专著在2014年出版，即皮特·沃夫(Peter Wolfe)的《理解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UnderstandingPenelopeFitzgerald)。在国内，卢丽安在2005年出版的英文专著BeyondtheText:DirectionofLiteraryStudyfromStudyingtheFictionandLiteraryCareerofPenelopeFitzgerald(《文本之外：由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及文学生涯看文学研究》)应该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她的著作。张菊在2014年的《英美文学论丛》和2015年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对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两部小说进行了研究。这两篇文章从空间和叙事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她作品中的叙事技巧和作品中关注的人性。《书店》和《天使之门》这两部作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很多学者也从权利规训、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解读，比如李道全的《〈书店〉：女性的抗争》，蒋媛媛、郭剑晶的《从〈天使之门〉看微观权力下的生存困境》。

纵观国内外对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以及作品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虽然有学者对她的作品进行了研究，但是深度不够，广度也不够，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此外，对她的其他形式的作品关注度还不够，比如书信集、自传作品及短篇小说等。对此，本文着重考察她的小说《书店》，借助新历史主义理论，力图从展现的人文关怀入手，细细品味作者在主题、创作手法等方面以“重复”的方式“重现”历史的艺术手段，通过文本把文学与历史联系起来，着重研究文本中的历史性，从而使读者更加接近文学文本与历史。

二、新历史主义的内涵

新历史主义理论家巴瑞(Peter Barry)提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基于对同一历史时期文学及非文学文本的平行解读方式。”[1]据此，文学文本不再具有特殊地位，而是与非文学文本处于平行地位。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论建构，并不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建构，它将重点放在书写文献表达或记录的历史，或作为文本的历史，它的关注点在于文本的历史性。为了重现历史，要将文本的历史特质植入对文本的研究。为了对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作品进行美学建构，我们必须把作品中所嵌入的历史图像和社会图景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产生出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语境。

三、基于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书店》

《书店》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这是作者赋予书中女主人公佛罗伦斯·格林最单纯的理想。她想在哈堡这个小镇开一家唯一的书店，可是镇上的人们非常不理解她的做法，大家都非常怀疑她的决定。在和雷文先生交谈之后，她说：“为什么你认为开一家书店是天方夜谭？”正是诸如此类的对她想要开书店的反应让她不知所措，她迎着风喊道：“难道哈堡的人不想买书吗？”“他们对任何稀奇的东西都丧失欲望了。”[2]

居民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因为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文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历史化、历史的权力化和权利的解构化，是一种新的逻辑怪圈。他们强调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政治隐喻，是历时态和共时态统一的存在体。”[3]

镇上居民对她的书店持冷漠和旁观的态度，大家关心的不是书店如何盈利的问题，而是在观望这间书店在什么时候会关门，会支撑不下去。在文末，律师告诉佛罗伦斯，她的书店地皮将被收回，并建议她尝试另外的生意，她问道：“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书都卖掉？”“是的，还清贷款——卖掉书和你的车子。我恐怕这是绝对必须的。”因此，佛罗伦斯被遗弃了，没有书店，没有书[4]。菲茨杰拉德向我们描绘的小镇图景就这样铺展在读者面前，女主人公在小镇开书店的理想就这样被迫停止了。作者也给我们展示了英国当时的社会图景，她的作品是传统的延续，是历史的文本化。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种话语，与政治、经济、宗教和历史领域都有对话关系。文本是文学和历史联系的纽带，并赋予文学参与历史对话的功能与意义。并且，它“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5]。比如，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写道：“因此，在一九六零年的冬天，佛罗伦斯预先送走沉甸甸的行李，搭乘汽车经由萨克斯德福泰伊和国王墓地前往火石集市……当火车开出车站时，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6]读者通过这些文字能够共时经历人物实现纯真理想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历史的痕迹，有人物的社会成长，有周围情境的变化，有作者可以弱化或者强化的社会图像。所以，我们要把看似“缺失”的社会图像和人文图景与文本进行对话，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通过阅读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通过她塑造的单纯的主人公形象，在比较完整的历史图景下去解读人物和历史的某些冲突，读者可以体会书中的人物有时是在规避某种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规则也可能是理想；读者也能感受到人物的顿悟，这种顿悟是在现实中碰壁之后对人性反复思索之后的豁然开朗，就如同新历史主义一直强调的，文本与历史是在不断交织、逆转或者重合的。作者给我们留下对顿悟的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人性与世界现实的触碰。

四、结语

作为英国最优雅、最独特的声音之一，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通过她塑造的人物传达出她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但是她不会直白地描写出书中人物自身的心理成熟和成长的过程，她远离这些人物，又布控人物所处的情境，她与人物可近可远，忽近忽远。她通过冷静观察，谨慎描写书中人物的起伏经历，让读者自己感受人物的悲凉。这些人物不仅是书中的人物，作者想通过这些人物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对世界有误读。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理解佛罗伦斯，同情她，明白了她与这个世界一直有距离。而这种距离的意义，也许就是在现实中经过碰撞之后顿悟的应该坚持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