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辨析及其他

2018-03-07李春林

文化学刊 2018年12期
关键词:儒家文化国学儒家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当下,所谓“国学热”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连幼儿园也要开展国学教育,什么《弟子规》《三字经》之类都以“国学”经典的面目成为娃娃们的必修课。

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区。《弟子规》《三字经》以及《百家姓》等本是写给幼童看的启蒙读物,往高了说只不过是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浅显读本(姑且暂不谈其中的不良因子),与所谓“国学”是两码事。

何谓“国学”,何谓“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界也是有争议的。

我们先来看看辞书——一般来说,应是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才能写进辞书——怎么说。

对于“国学”,《现代汉语词典》是这么释义的:“①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②古代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子监。”[1]显而易见,我们现在兴起的“国学”热的“国学”应是第一义,而非指古代的学校。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学术文化”四个字:“国学”并非一般的文化,而是“学术文化”。难道启蒙读物也可以算是“学术文化”?也能算是博大、精深的“国学”?也有学术性?

我们再来看看王富仁先生对“国学”的释义:“‘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内部,‘国学’还具有一种潜在的情感色彩和价值评价,有着‘它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术’、‘是与我们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等微妙的含义。”“我把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2]此处所昭示的仍是“国学”的学术品格,它居于文化的高端,代表着民族的品格,关涉到民族的命运(当然,王富仁此处所说的“国学”是他眼中的包括五四新文化在内的“国学”整体,即他所要构建的“新国学”,而非传统“国学”)。启蒙读物、普及读物,是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和性质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汉语词典》无有此一词条。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三个部分看看都是何种含义,然后加以组合。“中国”的意义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懂,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也无此词条。“传统”则是这样释义的:①作为名词,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②作为形容词,是“世代相传或相沿已久并具有特点的”的含义;③作为形容词有“守旧;保守”的含义[3]。我理解,“传统”的要旨有三:世代相传;具有特点;保守。“文化”的含义则是,“①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②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③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4]我以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文化”一词所指既十分宽泛,如第一义,又十分狭窄,如第三义,亦几为俗语,如第二义。若是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复合词中,恐怕只能取其第一义。

如是,我们将上列诸词含义加以组合,那么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是:“中国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本国特点的世代相传的比较稳定(保守)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

查一下百度百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按:词条名系“中华传统文化”,我以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不大)的释义是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体,中国约5000年历史中延绵不断的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这与我在前面所作的“组合”的含义相近,区别主要是强调了儒家文化是其主体。当然要更具学理性。

那么,将“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一下比较思考,就会发现:一,“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国学”;二,“国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高端和支配地位;三,“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高端与低端并存,雅与俗共生。但那些低端的俗文化虽然是作为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属于“国学”。所以,将《弟子规》之类作为国学向儿童普及,是荒谬可笑的。

以上所说,是从文本属性来看将《弟子规》之类作为国学向儿童普及的谬误。下面再从文本的具体思想内容来分析如此为之的不妥。

《弟子规》是清代李毓秀所作的三言韵文。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撰而成。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是对儿童进行“蒙学训化习惯养成”的一个通俗读本。全篇分为七个科目: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从其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操,使得他们懂得孝敬父母,惟上是从,循规蹈矩,辨明厉害,谨小慎微。虽然其中不乏确实有益儿童日常良好习惯的养成的说教,如“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衣贵洁,不贵华”;“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之类。但这些完全可由父母师长乃至周边人众的日常教育而获得,并无必要如此郑重地编入书中令儿童背诵。若是将此居然视为“国学”,岂不是将“国学”降低到地摊文化,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书中还有许多内容,是根本无法践行的,如“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不独在现代绝无可能并且在古代也绝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更主要的是该书将孝道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扼杀儿童的主体精神和思维能力,势必导致儿童奴性的养成。并且,中国传统文化所张扬的“孝”乃是与“忠”紧密相连的,是通向“忠”——不是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而是对君王个人的“忠”。所以有学者认为是书“是在清朝扬州十日等事件后特有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并非国学经典,应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剔除。”此书自问世以来,广泛流行,长久绵延,恐怕正是由于官方的推动,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消停。如今,随着所谓大力普及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新儒学”的泛滥而沉渣泛起。

我们再来看看《三字经》。

《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居于主流的说法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王伯厚)为了更好地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这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所以它也是一本通俗的普及读物。

因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关于元、明、清三代以及民国的历史最后予以补足。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中心。依次讲述了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关于儿童要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说教;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列举了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包括了儒家典籍和部分先秦诸子的著作;从三皇至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朝代变革;学习要勤奋刻苦,长大才能有所作为,实现“上致君,下泽民”的目的的灌输——当然,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上致君”才是终极目的。

与《弟子规》相似,《三字经》也收罗了许多日常生活常识,甚至有关于四季运作、方位辨别等一些最为浅显的内容。关于中国历史沿革的介绍,在古代或有一定的价值,在当下,已经有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教科书的情况下,成为一种文字浪费。而关于数字的介绍更是如此。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恐怕是对于读书学习的意义与方法的介绍,但在学习目的的强调上明显是为培养封建专制社会的各级奴仆服务的。“首孝悌,次见闻”,忠孝乃是第一位的,增广知识是次要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变种;“君则敬,臣则忠。”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所谓“君则敬”几乎从不存在,而臣子则是必须绝对地忠于独裁君王;如何培养“忠心”亦即奴性呢?——“四书熟,孝经通。”我们有着丰富的典籍作为教科书;读书和修为自己的目的对于自身、自己家族而言,则是光宗耀祖:“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书中强调“讲道德,说仁义。”,历史已经证明,在专制制度下,所谓“仁义道德”从来就是上对下的一种桎梏,上尤其是帝王是没有此种意识的。一代圣君李世民为争夺皇位不独血淋淋地杀害了亲兄弟,而且当夜就强暴了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嫂。这就是明君的仁义道德,更不必说昏君了。可以说专制独裁的君王是从不讲仁义道德的。所以臣下们的仁义道德也多为虚与委蛇,正所谓“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要之,《三字经》的撰写的根本目的同《弟子规》异曲同工,绝不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而是要扼杀孩童的个性成长,养成自觉地奉行恪守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无限效忠君王的奴性的。章太炎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其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5]这样的文化,如此的“国学”,若是造就出有理想、有信仰、有担当、有道德、有韧性、诚实不欺的真正的大写的人,岂非咄咄怪事!《三字经》《弟子规》一类的“启蒙”读物的本质就在于:培养封建等级统治的各级奴才,并且这些人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下,大都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是非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一帮没有特操、蝇营狗苟、钻营势利之徒,这是“儒家必至之弊”!

《三字经》《弟子规》一类的“启蒙”读物从其根本性质和最终目的而言,并非“启蒙”,而是“蒙昧”,造就愚民和奴才。它并无学理性和学术性,因之亦不是什么“国学”经典,而是普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有害的通俗读物。

然而,它们又与所谓“国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学”典籍中的某些内容蕴含其中,事实上它们的撰写的指导思想即是普及“国学”——如前所述,“国学”本身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端与核心。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不是王富仁先生所说的“新国学”,也不是彭定安、王卫平先生所说的现代国学。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是包容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全体的“国学”;彭定安与王卫平先生所说的“现代国学”特指研究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尤其是五四后的文化内容的“国学”。我在此处所指的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它以经、史、子、集为核心,以‘儒学’为重点,涵盖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6]其实它不单“以‘儒学’为重点”,而且以儒学为身家性命之所在,极力捍卫儒学的统治地位,带有与以五四新文化为代表的新学相对立的质素。尽管其中不乏对于其他学说的认真的、严肃的学术研究,但并未涵盖和动摇儒学的支配地位,——本来儒学在“国学”内部对其他学说也存在着排他性: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压抑人性、扼杀个性、尊崇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等基本观念和主张,适应着、迎合了建立大一统、至高无上的皇权的需要。这导致“国学”,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为权力特别是皇权服务的,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7],不论其有多少优点和长处,都无法遮蔽和掩饰这一本质属性。

令人讶异的是,此种主要是属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竟然有着超民族性。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在他们入主中原后,无不祭起了儒家文化,以此作为控制被征服者的思想、统治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工具(值得深思的是,《弟子规》诞生于满族制造扬州屠城事件之后,《三字经》产生于北中国已经完全被异族统治的南宋。在这样的时空下,宣传谨小慎微、服从尊长的奴才道德和品性,究竟要为哪个主子效忠,这是个问题)。进入现代社会后,日本侵略者同样如此,它们在关东洲和满洲国,都将儒家经典列入学校教学内容。我们在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书写中,也每每看到日本人推行儒家文化的场景或桥段。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就有日本人大肆鼓吹中国传统文化,要人们做“忠臣”“孝子”“节妇”,宣传“真龙天子”和王道乐土,竭力毒化农民,借以维护他们建立满洲国的合法性的描写。舒群《沙漠中的火花》中写了日本人在招工布告上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顺天安民”一类词语,以图泯灭人们的反抗意绪。李辉英《松花江上》中的汉奸施大先生动辄以“圣人的书”“四书五经”来评判王中藩及其义勇军队伍,认为他们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完全与这些古代经典相悖,另一汉奸排长(他与施大先生均属乡村上层人物)亦如是。于是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超民族性,可以为异族侵略者、统治者所利用——利用其为统治本民族服务。而本民族的背叛者们亦可利用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背叛辩解,为他们攻击本民族的反抗者服务。鲁迅先生写道:“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8]日本人正是如鲁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为之的。王富仁先生也曾指出:

清王朝是在异族军事侵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依照汉族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观念和道德观念,是不能承认这样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但汉族知识分子向来的“修、齐、治、平”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使他们的多数人不能不到这个异族的政权之下求取仕进,而一旦进入到这个政治体系之中,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传统便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这个异族的政权之中,成为这个政权的附庸。[9]

看来,日本人是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以他们能够建立满洲国和汪伪政权。像罗振玉、郑孝胥这样的“国学”大师或诗书大家,居然成为满洲国的梁柱。并且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未能阻止人数空前庞大的伪军队伍的成立和发展——这个庞大的队伍(总数210万)在二战中为中国所独有,为国内外众多二战史专家所惊诧莫名。中国传统文化未能支撑住许多知识分子的对本民族的忠诚,也未能保证人数巨大的普通民众的民族大义,反而成为为异族效力的文化力量。本民族的软实力转化为异民族的软实力,这真是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其高端所谓“国学”的极大嘲弄。

最令人忧心的还是当下的新儒学热。我在《论雷峰塔的重建——从鲁迅关于雷峰塔倒掉的论述说开去》[10]中曾这样写道:“关于这些新儒家的本色,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柯卓恩教授作过这样的辨析:他们‘与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代新儒家,虽有联系,本质上却有较大差异:一是从背景上说,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思考的是中国从何处自救,是救亡之学;大陆新儒家思考的是中国具备一定硬实力之后如何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使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是崛起之学;二是从取向上看,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心存谦卑,主张返本开新,要开向世界现代文明,承认自由民主是现代价值。大陆新儒家则自信有加,主张复古更化,建立儒教国家,对于世界现代文明,他们内部看法不一,有的强烈排斥,有的主张吸纳,但差不多都以文化特殊论为基本取向,不承认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三是从着力点上说,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除了梁漱溟曾在政治上有回归孔制的理想外,绝大多数是在教化上努力,实际上主要在学术建构层面;大陆新儒家则毫不讳言自己是政治儒学,政治目标优先于教化目标。’[11]叶嘉莹先生的一位弟子则认为,‘“保存国故”的旗号下常常藏着专制王权的梦想’[12],一语道破了这些新儒家的本质:他们不仅要议政,而且要参政、执政,乃至绑架政权。其实,钱理群先生更早就指出了新儒家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危险性:

这些年“振兴国学”之风日盛,尽管所说的“国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但如果不是炒作,而是认真地研究、传播,这自是有意义的,但有人却进一步提出“重建儒教的构想”,以实现“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为“追求目标”,这又是重温“借助政权的力量将儒家文化重新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庙堂”的旧梦。[13]

此处钱先生所说的确实将“国学”作为一种学问研究者,恐怕正是柯卓恩先生所说的“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而并非当下的大陆新儒家;而那些极力向儿童们推行《弟子规》《三字经》一类儒家启蒙读物的正是当下的大陆新儒家。他们内心深知,要想实现“‘重建儒教的构想’,以实现‘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为‘追求目标’”,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培养孩子们的奴性抓起,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强迫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诵什么“首孝悌,次见闻”“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之类的奴性教条,一方面对于养育个性、人性的鲁迅著作从教材中来了个大撤退。他们“借助政权的力量将儒家文化重新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庙堂”的旧梦,正在实现。

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王富仁先生提出了构建“新国学”的设想。我以为,其初衷在于全面建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华民族真正地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中国真正地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然而,钱理群先生、郑心伶先生等都认为这是一个近期无法实现的理想。那原因就在于,所谓自认为是“国学”的承载者们的学者,虽然直面从五四文化革命至今已经100年的重大历史文化变迁后的当下,仍然认为惟五四前的旧文化研究才是真学问,对五四以来的学术文化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的态度,不接受的态度。即是说,王富仁先生所要构建的“新国学”主张包括原来的传统“国学”,但它们当下的继承者却未必能够接受我们。钱理群先生说有些年轻学者对于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的构想有误解,认为王先生是从他一直奋力坚持的五四新文化立场的后退。钱先生对此作了澄清。但我觉得,虽说王先生并未从五四新文化立场后退,并且一如既往地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按鲁迅的相关观点和论说,此种“新国学”提出的必要性委实值得斟酌。

鲁迅曾明确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4],这也就几乎彻底否定了所谓“国学”:书籍乃是“国学”的承载。当时有人认为这是鲁迅一时愤激之语,先生后来又特地解释道:“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词。”[15]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高端和核心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他这样写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16]此语的发出其实与《狂人日记》主人公所发出的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一个意思。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吃人文明和吃人文化。那些所谓“国学”大师们长期浸润其中,难道一点看不出?若是看出了还要赞美,就是自觉地要以此种文化效力于统治阶级,效力于专制皇权,帮助他们安排人肉筵宴,自己也分得几片人肉。清代学者戴震提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确为犀利之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国学”大师!可是如此者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鲁迅还指出:“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合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17]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好转,但在穷乡僻壤,仍有食不果腹的孩子;在大城小市不乏露宿街头、工地、垃圾车中、钢筋筒中、菜摊旁边、煤堆山上、沙堆下边、鸭群当中、铁轨之上的人们(微信中一组“街头熟睡的中国人”图片);在大专院校,有不得不节衣缩食的大学生,甚至有为了有口饭吃而故意犯罪以进拘留所的可怜的人。虽说这是极个别的,但张炜《古船》主人公隋抱朴却认为只要有一个人在挨饿国君就应寝食不安。什么《舌尖上的中国》介绍的中国特色的美食与他们何干?他们恐怕要躲避这样的艺术作品吧?以免引起饥肠辘辘的痛苦。再说,现在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哪一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与“国学”有关?鲁迅说:“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18]

有学者认为,“国学”相当于“国粹”。对于“国粹”,鲁迅也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和评判。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

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

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19]

鲁迅用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国粹”给予了彻底否定。鲁迅在同文中还将疮喻为“国粹”,足见所谓“国粹”在鲁迅那里(还有许多新文化领袖)已经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这与他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所谓“国学”的态度是一致的。

鲁迅又说:“以中国古训中叫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入侵,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20]再次对国粹(古训中的格言自是高端的了,可谓之“粹”的)给予了坚决的否定。鲁迅类似的论说还有很多。这些地方无不表现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高端部分可称为“国粹”的“国学”的决绝和立绝:“刻不容缓”。

其实不单鲁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大抵如是,诚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他们之所以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在中国社会的长期统治地位,压抑了中国人的人性发展,摧残了中国人的生存意志和个性追求,破坏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理应具有的人道主义感情以及在这种感情基础上的同情和了解。”[21]试问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国学”的捍卫者们,能有这样的认识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用传统“国学”复兴中国甚至要拯救世界吗?为达此目的,他们需要一个圣人充当全民的导师,所以他们大肆鼓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章太炎云:“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22]大陆新儒家既要“淆乱人之思想”,更要将其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定为一尊。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结束了孔子作为中国全体国民的导师、作为中国的‘圣人’的资格,假若连孔子也已经失去了成为我们全体国民的导师的资格,那么,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不再能够成为全体国民的导师或圣人。”[23]而这是现今的新儒家所绝不愿意见到的。因之,他们与研究五四新文化的学者,与鲁学家的对立难以调和。

“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已经不难感到,假若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根本无法质疑的思想,并且知识分子的作用仅仅被认为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论证这种人们根本不能进行质疑的思想的正确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力是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无法得到充分的肯定的。”[24]而这恰恰是大陆新儒学的倡导者们所乐见的局面,他们就是想将儒家文化打造成“一种根本无法质疑的思想”,骨子里深藏着奴性的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创造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很愿意通过论证“一种根本无法质疑的思想”的正确性,而获得“千钟粟”。

而这恰恰又是坚持五四新文化的学者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既如此,我以为我们似乎不必非要将五四以来的新学硬要同与新学相对立的传统“国学”联姻,打造为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学术大家庭。倘若说前辈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真正的“国学”大师我们尚能与之对话,那么大陆的新儒家们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我们要建构“新国学”主要的对话者只能是他们——前辈“国学”大师不可能与我们进行同一时空的对话,不能对我们作出回应。钱理群先生、郑心伶先生等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个近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觉得恐怕也是他们意识到了传统“国学”尤其是当下大陆新儒家对于新学乃至普世价值的对抗不会短期消弭,——甚至近来有更加嚣张之势,一波又一波的对鲁迅的贬损就是明证。虽然我们完全是从中国的学术文化的整体健全与发展出发,但传统“国学”的护卫者们(主要是当下大陆新儒家)看到这样的倡议时也许怡然一笑:他们胜利了。作为鲁迅思想与精神的传人的王富仁先生一直坚持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立场,一再宣称:“儒家文化主要成了束缚被统治者的思想枷锁”,“儒家文化在现实关系的这种倾斜性一直没有得到有效修正。事实上,只要它还是一种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倾斜性就是不可能的。”[25]所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高端部分的传统“国学”也是不可能接受王富仁先生的理论主张的,——其中顽固者恐怕连王富仁先生这个人都不见得接受。因之,我以为这种建立我国完整的学术文化体系,亦即王富仁先生所提出的“新国学”的设想,若是由传统“国学”的维护者来提出,或许能够实现得早些。那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时,认识到了新学更有益于民族前途之时,认识到“国学”只有吸取新学的养分才有自己的发达与提升之时。那将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大幸,更是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大幸。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某些“国学”学者,提出要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理论主张。王富仁在他的长篇论文《新国学论纲》中,对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正确的解说:“直至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问题。它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关怀,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乃至它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作为新的神圣来崇拜,但也不能作为新的思想恶魔来仇视。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将发挥长远的影响。”[26]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仅是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并且高度重视人的个性解放。我们现今都很熟悉《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于“人的类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更是作了充分的论说。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是高度重视人的自由本质,人的个性发展的,儒家文化与其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乃是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它们是要泯灭一切人的个性,只保留君王一个人的个性。它们所倡导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却绝不是人人个性都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社会,恐怕是一切人的个性都被“大同”了的社会,如同扎米亚京《我们》中的“统一国”——全体国民整齐划一,人们都被摘除了灵魂,如有个性的反抗,就进行暴力镇压。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者有着不同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马克思本人对于书报检查制度多次进行过批判。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及其所依附的封建专制制度则迥然不同,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狱,……处处是束缚与扼杀乃至屠戮人类所创造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消灭人的个性的“壮举”。新儒家们是企图用“公私合营”的手段,一步步蚕食马克思主义所占据的国家意识形态高地,最终取而代之。有的处所已经做到了:公开地在学校中推行儒家启蒙教育,从高考大纲中删除有关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进程的内容,等等。

所以,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并非与传统“国学”去合组,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进步文化立场上继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国学”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选择那些有益于中华民族融入全人类大家庭的文化(这只能是个别的)吸取之,对于那些有助于中国被从“世界人”中挤出的文化,无论其何等地“粹”,坚决批判之,剔除之,尤不能任其贻害我们的孩子!

猜你喜欢

儒家文化国学儒家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垂”改成“掉”,好不好?
儒家文化、信用治理与盈余管理
游览中华大地,体会儒家文化(二)
论现代新儒家的佛学进路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服形制研究
奋斗鸡—我的国学日常
中国儒家文化视角下的跆拳道运动
儒家视野中的改弦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