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倩 兮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渐深入，在跨文化交际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在实际交流中却时常令外国友人陷入尴尬或不悦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了解对方的禁忌，在交流过程中提及了对方反感的词汇或话题。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禁忌语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沿革、宗教信仰、礼仪风俗、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普遍心理特征[1]。中西方深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汉英禁忌语的大相径庭，因此，想要掌握汉英禁忌语的异同就必须从其文化内涵出发。

一、禁忌语的含义与起源

(一)禁忌语的含义

加拿大语言学家罗纳德·沃德华曾对禁忌语下过定义：“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等的工具或手段，但是，人们经常会试图避免提到一些令人反感的话题或词语，这些会令人反感的话题或词语就被称为语言禁忌。”[2]我国学者庄和诚也对禁忌语做了定义：“人们在交际中，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不敢或不愿说出某些词语。这些词语有的被认为是危险的、神圣的，有的被认为是令人难堪的，还有的被认为是不堪入耳的。因此，这些词语往往只限于某些人使用或只限于某些场合下使用。”[3]

综上所述，禁忌语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不敢或不愿说的，一旦使用，会引发对方不好的联想而出现尴尬、不悦等情绪的一类词语。

(二)禁忌语的起源

在英语中“taboo”(塔布)一词源自于波利尼西亚语。18世纪，英国著名航海家库克船长来到南太平洋的汤加群岛，发现岛上有各式各样奇特的禁忌习俗，当地土著居民将此类禁忌称为“tabu”，在汤加语中表示“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之意。库克和其他探险家将“tabu”一词带回到英国，其意义逐渐引申为“禁止的、危险的”，而后该词陆续进入到其他语言之中，成为一个国际性词汇。

在中国，“禁忌”一词的历史更为悠久，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中国古代历来讲究封建礼教、尊卑等级，人们说话行事都要严格遵照礼数、不得逾矩，由此可见，禁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在汉朝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此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关于“禁忌”的记载见于史料典籍之中。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语讳学著作问世，禁忌语在不断地传承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二、汉英禁忌语的共同点

禁忌语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中西方文化环境有较大差异，但汉英禁忌语在某些方面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一)宗教神灵禁忌

亵渎宗教神灵是禁忌语的一个重要类别。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人们都因神灵具有主宰万物的超自然能力而对其产生敬畏心理，相应地，人们在汉语和英语中都避免直接提及神灵的名字。

中国是一个原始崇拜较多的国家，人们所信仰的神灵五花八门。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思想愚昧落后，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无法进行科学地解释，进而迷信地认为大自然被各路神仙所掌控，如若有人直呼自然之神的名字，灾难就会降临。因此，人们忌讳直呼各路神灵的名讳，并为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以示尊敬，例如，称太阳神为“羲和”、水神为“河伯”、风神为“飞廉”、火神为“祝融”等。除了自然之神，人们同样敬奉各种各样的家庭保护神，如门神、财神、灶神等。人们会将其买来供于厅堂或贴于门户，但说“买”有亵渎神灵之嫌，通常会说“请”神，而“卖”则说“送”神。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对神灵的禁忌就比较单一。大部分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与之相关的词语一并成为禁忌。这一典故出自《圣经》：上帝耶和华通过以色列的先知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戒律，其中一条便是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因此，人们对“God”(上帝)、“Christ”(基督)、“Jesus”(耶稣)、“hell”(地狱)、“devil”(魔鬼)等词语讳莫如深，否则会被视作对上帝的亵渎。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宗教神灵的迷信程度也逐渐减弱，但禁用神灵亵渎语这一传统却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向神灵寻求精神寄托的心理。

(二)猥亵性词语禁忌

猥亵性词语是禁忌语中分量较重的一种，一般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咒骂语。汉语中，人们骂人多用“王八蛋”“他妈的”“狗日的”等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而英语中此类词语多为四字母单词(four-letter words)，如“fuck”(他妈的)、“shit”(狗屎)、“damn”(该死)、“hell”(混蛋)等。在正常情况下，尤其是正式场合与书面表达中，这些词语都是禁止使用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在交际中注重文明礼貌、优雅得体，辱骂性词语日渐为大众所排斥。

第二类是与性器官和性行为有关的词语。英语中谈到性器官时，会避免直接使用“阴道(vagina)”和“阴茎(penis)”。中国人多用“那个地方”、“下面”来表达，西方人则用“private parts”(隐秘部位)来代替。同样，当谈及性行为时，会避免直白地使用“性交(sexual intercourse)”一词，转而使用较为委婉的表达，例如汉语的“同房”、英语的“sleep together”(睡在一起)等。人类有着共同的荣辱观和羞耻感，无论在传统的东方还是开放的西方，人们都认为“性”话题具有极高的私密性，羞于对外人启齿。

第三类为人体排泄类词语。排泄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但人们往往忌讳直接表明“大便(shit)”或“小便(piss)”。汉语中通常使用“去方便一下”，这和英语中的“go to the restroom”(去休息室)、“to wash one's hands”(去洗手)等说法相一致。除此之外，“厕所”一词也有各式各样含蓄的表达，汉语中称之为“卫生间”“盥洗室”，英语中多为“washroom”“comfort station”等。由此可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避俗求雅的心理，对于粗俗不雅的排泄类词语，人们习惯于使用更加文明的表达来代替。

对猥亵性词语的禁忌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语言本身并没有污秽与干净之分，猥亵性词语之所以被人们视作下流、不堪，主要是由于使用时会令人产生不好的心理联想。正是由于这种联想，人们才会想要摆脱粗俗，探寻文雅的语言表达。

(三)疾病与死亡禁忌

“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人之常情，但人们总是希望能健康长寿、远离病痛。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与逃避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形成了对此类词语的禁忌。

疾病属于个人隐私且带给人痛苦的体验，人们很忌讳直接说出自己患有什么病。对于普通疾病，人们常用“身体不舒服”来回答，同样，英语中询问别人是否生病也不会直接用“Are you ill?”(你生病了吗)，而是委婉地问“Are you feeling good?”(你还好吗)。而对于癌症这类重大疾病，人们更是讳莫如深。中国人常用“不好的病”来含糊带过，英语中则用“Big C”(大C)、“terminally ill”(晚期疾病)等来代替“cancer”(癌症)。

人们对死亡有种本能的恐惧，若是无故说“死(die)”，将被视作不吉之兆。若是碰到有人死去，人们也创造了成百上千种表达来代替，如汉语中的“去世”“走了”“归西”等。在西方，人们普遍相信人死后会上天堂，由此便产生了“go to a better world”(去一个更好的世界)、“be with God”(与上帝同在)等表述，向死者表达了美好祝愿的同时也缓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惧怕。

三、汉英禁忌语的不同点

禁忌语具有民族性，深刻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社会心理特征。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汉英禁忌语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一)姓名与称谓禁忌

姓名与称谓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对人际交往产生着重要影响。

中国历来对姓名与称谓很有讲究，古时人们对帝王、圣人和长辈的名字要加以避讳，多用同音或同义字来替代。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世”和“民”都为禁忌，人们用“代”和“人”这两个同义字来替换。除此之外，人们尤其忌讳晚辈的名字与长辈相同，甚至连同音、谐音也不行，否则会被视为目无尊长，有“欺祖”之嫌。这些传统延续到今天，逐渐演变为在人际交往中避免直呼他人姓名这一原则。

相比之下，西方人在姓名与称谓方面没有太多禁忌。西方人喜欢直呼对方的名字，子女直呼父母姓名的现象在国外十分普遍，但这在中国却是不孝、没有家教的表现。还有一点与中国完全相反的是国外喜欢用长辈的名字为孩子取名，老人很乐意子孙沿用自己的名字并以此为傲。

中西方的这一差异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在封建等级制度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讲究尊卑有序、长幼有别，遵循尊宗敬祖、孝悌为先，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讳名制度[4]。而西方国家向来崇尚“人人生而平等”，在人际交往中抛开了地位尊卑、辈分高低和年龄长幼，追求自由平等、友好共处。

(二)数字禁忌

数字本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但因为一些宗教信仰、历史典故和民间风俗的缘故而被赋予了相应的文化内涵，有关数字的禁忌便也应运而生。

在中国，数字“4”被认为是最大的禁忌。因其与“死”谐音，人们迷信地认为“4”是不吉利的数字，在生活中都尽量避免使用。除此之外，对数字的禁忌多出现在年龄中，如“55”“66”“73”和“84”。民间有俗语“人活五十五，阎王数一数；人活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而73和84相传是孔子和孟子去世的岁数，人们认为圣人都逃不过的关口一般人则更难跨过，每逢这些年龄便会多说或少说一岁来避讳。

西方国家主要忌讳数字“13”和“5”。据《圣经》记载，耶稣是被最后的晚餐中的第13者犹大出卖，第二天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传这一天是13号、星期五，因此“13”成了不祥的征兆。人们对“13”的避忌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忌讳13个人一起吃饭、在13号举办任何大型活动等。如果某个月的13号恰逢星期五，那么这一天便是人人自危的“黑色星期五”。

(三)颜色禁忌

人们生活在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里，每天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颜色，久而久之，颜色便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在中国，白色是一个消极颜色。在古代，白色是“丧葬”的代表色，故丧事又称作“白事”。到了近现代，白色又成了恐慌、动乱的象征，例如反动势力对革命的残酷镇压称为“白色恐怖”、塑料垃圾对环境的污染称为“白色污染”等。与之相对，红色是绝对的幸运色，象征着喜庆和吉祥。传统的中式婚礼以红色为主色调，故婚事又称“红事”；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红彤彤的对联和窗花，孩子们最盼望的就是拿到长辈送的“红包”；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以红色为底色，更是将“中国红”推向了全世界。

西方则与中国完全相反。白色在西方人眼中是纯洁、高雅的象征，故西式婚礼称作“white wedding”(白色婚礼)，西式建筑多以白色为基调，就连“white lie”也表示善意的谎言。而红色是血液的颜色，代表着血腥和危险，令人望而生畏。例如“red battle”(血战)、“red flag”(危险信号)等。

两种截然相反的颜色表达归根结底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封建迷信思想盛行，人们会将无法解释的事情赋予一层神秘色彩，进而对颜色的解读多源于心理联想。而西方人注重理性思维，从光学角度解释了颜色的形成原理，因此人们看待颜色更为直接，其象征意义往往源于具有这种颜色的具体事物。

(四)隐私与话题禁忌

在跨文化交际中，大多数尴尬与矛盾都源于话题的错误选择。中国人见面常用的寒暄往往让外国人误以为对方想打探自己的隐私。

西方人在社交中很忌讳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如年龄体重(尤指女性)、收入财产、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等。人们见面一般喜欢谈论天气、体育比赛、时事新闻等大众性话题。当然这些隐私话题也并非绝对禁忌，要视场合与语境而定。与之相反，中国人在日常交际中很少注重隐私，初次见面便可互相交换个人信息以求加深了解。但中国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话题禁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人们很忌讳谈及自己的痛处、短处。

中西方的这一差异主要取决于对“隐私”这一概念的界定和人们的隐私观念。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注重独立和自由，具有极强的隐私保护意识；中国人受儒家“君子坦荡荡”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很乐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况。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日益融合，中国人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隐私，不再是“事无不可与人言”。

四、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在分析汉英禁忌语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英语学习者可以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禁忌语规避方法，以期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知己知彼，高效沟通。

(一)明确汉英禁忌语的异同

了解和掌握汉英禁忌语的异同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平时多注意文化常识的积累。

禁忌文化可由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进行适时导入，例如课文中出现一个禁忌词语，教师可明确介绍其含义，并通过汉英对比来辨析用法上的差异，最后可适当补充一些类似的禁忌词语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

禁忌文化的积累单凭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授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要靠学习者自主学习和总结。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者可通过书刊杂志、影视作品等多种途径积累英语禁忌语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还要自觉进行语言实践，在与外国人的实际交流中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二)适当运用委婉语

学会适当地使用委婉语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关键。有禁忌语的地方便会有相应的委婉语出现，它们使庸俗变得高雅，使缺陷得到美化。总的来说，英语委婉语有四种常见的表达形式[5]：第一种是缩略表达，例如辱骂语“son of bitch”(婊子养的)常用“SOB”来代替以避免另人感觉粗俗无礼；第二种是幽默表达，如在“die”(死)的众多委婉语中，“kick the bucket”(翘辫子)就属此类；第三种是反语表达，如将咒骂语“damn it”(该死)说成“bless it”(祝福它)；第四种是美化表达，如黄色书籍被称为“adult books”(成人书籍)。

值得注意的是，委婉语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有的会逐渐失去其委婉功能，新的委婉语也会不断出现。这就需要英语学习者随时更新语言储备，用好委婉语来为跨文化交际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