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群像体，是指以多人融洽共处的群体为主人公的小说体裁。作者在构思时会考虑到潜在读者心中的“褒奖者”和“遭贬者”。面对褒奖者，需要不忌讳描写其人性弱点；面对遭贬者，需对其性格缺陷等给予一定同情。既不可因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而违和，亦不能刻意妖魔化人物而失真，应按照人物在其设定的生活环境中的真实面貌，如实描摹到读者的视野之中。这在单一主角的小说中就具备难度，而群像的构思维度则较单一主角更为复杂，对作者的笔力也有更高的要求。

《墨子·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侠者，携意气而兼侠义，急他人所需也。古典文学中任侠的演变经历了：汉“游侠”→唐“豪侠”→明、清“官侠”的机变过程，任侠的涵义被反复增添：人物由《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单人”增至《三侠五义》里的“多人”，由“单人”的英雄述说变为“多人”的群像描绘；人物背景由“单纯草莽”到“复杂多变”，由起初的江湖人士扩展至社会各阶层。通过阅读文本可以发现，任侠演变的三重奏（即游侠—豪侠—官侠）在《有匪》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在梳理古典文学任侠特征变化的过程中，可一窥《有匪》群像体小说创作思路。从这个角度去作研究分析，也许会启发一些新的思考。

一、居山水之间的“游侠”

《有匪》中的游侠代表——谢允、周翡

《史记·游侠列传》中就已指出“游侠”的内涵：“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段话明确了“游侠”所具备的三个特征：其一为“言信、行果、诺诚”的守信践诺；其二为“赴厄困、不爱躯”的慷慨奉献；其三为“不矜能，羞伐德”的谦逊矜持。而《有匪》中具备游侠特征的代表为谢允、周翡。

《诗经》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置换到《有匪》中一如谢允，“（他）长着一双平湖似的眼睛，仿佛能把周围微末的月光悉数收敛进来，映出一弯纹丝不动的月色，极亮、也极安静”，君子温润如玉的形象在作者对其眼睛的细致描写中已跃然纸上。以下就三特征各举三例：

“言信、行果、诺诚”的守信践诺——因老叟哭坟就冒险远途去蜀中跑腿送信；

“赴厄困、不爱躯”的慷慨奉献——因周翡陷危难而冒死催动内力，毒入骨髓；

“不矜能，羞伐德”的谦逊矜持——以“千岁忧”身份作《离恨楼》《白骨传》而不揽名。

谢允弱冠之龄，常年手携一纸扇，题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将毕生经历诉诸于戏剧唱曲；在地牢里与白骨阑珊月为伴而泰然自若；身中剧毒“透骨青”还能强撑着活蹦乱跳；命在旦夕却被困于皇宫中接受册封时风度依旧。

谢允的设定为：太子遗孤、散仙传人、重症患者。拥有显赫家世和濒临死亡境地的双重性集中于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宠辱不惊，想摆脱俗世赋予的身份枷锁，成为在山水之间的“游侠”。他的山水之间不同于江湖、庙堂，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具有仁、智的品格，能够在大自然中“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个人的精神狂欢，无需他人的认可，自在逍遥。

“水草精”周翡，从被揍却一声不吭的犟丫头，成长为能继承外祖父侠名的“南刀”。如果说谢允有与生俱来的侠气，那周翡则是祖辈相传的侠骨。守信践诺要求她要保卫四十八寨，慷慨奉献驱使她要在大军铁蹄下拯救无辜流民。谦逊矜持鞭策她在继承“南刀”侠名后不断精修武学。

外祖父李徵曾问过她母亲李瑾容“为什么不肯认输呢”？周翡同样接续了这一“传承之问”，这一家人像是天生要强，注定要与难关为敌。最初，周翡误闯洗墨江中的机关怪物“牵机”，到后来被青龙主追杀，遭遇杀害外祖父的北斗悍将。闯关愈来愈艰难，稍有不慎就是致命，但周翡从未认输，她走完了漫长的艰辛与崎岖之路，从未退却，终于“蜉蝣”撼动了“大树”。

周翡的设定为：寨主女儿、南刀传人、不谙世事。初心是走入江湖，循着外祖父的遗迹，不使南刀“落寞”。即便后来她成就了侠名，成为天下瞩目的英雄，但并没有被虚名所累，被功利所诱惑。她的山水之间在蜀中四十八寨，在东海之滨，她的游侠之气与谢允相得益彰。

《有匪》中游侠追求逍遥无拘束，庄子认为人未能逍遥，皆因其“有所待也”，谢允和周翡等更趋向于“无待”，王夫之认为“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①，所谓“无待”即是取消“物与己、事与功、实与名”的对立，实现二者的分离与和谐。处理好主体与外界事物的关联性, 也即实现物我关系的统一，谢允对于皇位的不留恋、对死亡的坦然面对、对世事变幻的冷静分析都能从侧面证明他对于物我关系的正确认知。而周翡开创破雪刀的无常一道，本就是勘破世事无常的明证，消解外物对心灵的束缚，做到了古人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②，才使得她能在武学上大为精进，更确切地说，她历练的是“无待”的心路，所以说游侠最具备“逍遥”的侠义风骨和气度。

二、处江湖之远的“豪侠”

《有匪》中的豪侠代表——李徵、纪云沉

如果说《有匪》中谢允、周翡类的游侠是居于山水之间，与代表正统的庙堂隐然相抗；那其中李徵、纪云沉式的豪侠则徘徊江湖与庙堂的间隙中，起先行侠江湖，赚取名声，而后涉及朝堂党争，然最终身返江湖。豪气与义气驱使他们为道义奋不顾身，“侠以武犯禁”，他们对于当朝的律法是不屑一顾的，道义是他们处世的至高律令，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会造成《有匪》中豪侠悲喜剧交织的局面。

唐传奇中豪侠在出场时平平无奇，并不靠声势震慑，行侠仗义被他们视作天职。《无双传》中衙门小吏古押衙“居于村墅”，《兰陵老人》中兰陵老人“埋形杂迹”，《红线传》中红线则是潞州节度使“青衣女奴”。当事成以后，聂隐娘“自此寻山水访至人”，红线“遂亡其所在”，剑客则“不知所之”。唐代文学的侠客还保留着游侠的处事原则，但是他们行侠的对象越来越靠近庙堂，所要解决的矛盾由市井恩怨逐步侧重到官场纠纷，要针对的势力由乡绅豪强变为朝臣官吏，这就使其置身于危险境地，所以唐传奇中豪侠的武力值开始飙升。然而对于豪侠而言，这只是行侠必要之手段，而并非进身、封侯的依仗，同后述的“官侠”而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徵——周翡的外祖父，被奉为江湖神话的第一任“南刀”，作品中虽着墨不多，但并不妨碍他人物形象的饱满。如唐传奇般出场：扮相平常，性格温吞，但给人以舒适感。随着阅读的深入，作者通过其余人物——李瑾容、段九娘等的叙述，进一步丰富其形象，用白描的手法给人勾勒出读者的阅读印象：絮叨的话唠，易满足的吃货，有安全感的邻家大哥，豪气干云的大侠，奉旨为“匪”的老寨主。《说文》中“匪”本意为：器佀竹匧，竹器也，李徵何尝不是用“匪”作为武器独自对抗南北两朝，撑起江湖人的一片自由天地。但是豪侠的桎梏在于名气越大，身挑责任就越重，对自己的作为就不能作壁上观，颇有“敢为天下先”的意气，于是江湖已然容纳不下，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比江湖水更深的庙堂，为声名所累，为义气所愤，为侠骨而倾尽生命。

纪云沉——与南刀齐名的北刀后人，出场在平淡无奇的客栈，他因年少成名，出刀未曾一败，但在庙堂阴谋中被 “借刀”成为帮凶，然后固执又愚昧地为道义盲目地牺牲，他为道义所累，也因此辜负了北刀侠名，但在临死时为众人血刃仇敌，埋尸地道。作品中在结尾引用蒋捷《虞美人·听雨》，相比较词境而言，纪云沉的人生三境：在少年时的意气风发，在中年时的颓废懊悔，在死前的顿悟救赎。

不同于游侠对庙堂有疏离感，豪侠对于庙堂有崇高的道义感驱策。《有匪》中豪侠在江湖中游刃有余，但卷入庙堂后身不由己，最终被其吞噬。豪侠已然领略了庄子的“小大之辨”，他们舍弃生理上的小我，而追求心境上的大我，视他人与自我等同。这种“无己”的心胸使得其在江湖得到敬重。但是豪侠的道义感也令其局限于“名实之辨”，正道驱使他们走向正义，异端当政逼迫他们扶持正统，所以无法达到“无名”的状态，亦或是当其选择豪侠之路时，就已然为“正名”而倾尽所有。能与万物通达，但却受到道义（理）的束缚，李徵、纪云沉最终因为道义而牺牲，成其名而失其逍遥。所以说豪侠有游侠的风骨而缺乏其洒脱的气质，却凭空添了几分浩然正气。

三、居庙堂之高的“官侠”

《有匪》中的官侠代表——白先生、梁绍

官侠，一般指的是江湖中的武林高手，但选择归顺朝廷，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还兼职保镖。他们身上仍有江湖人的侠气，但是对于上司的服从却高于一切。如果说游侠横行于江湖；豪侠涉足庙堂却后又身返江湖的话，那么官侠则是抛弃江湖而皈依庙堂。

元杂剧中《庞涓夜走马陵道》有云：“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是官侠真实的心理写照，不求闻达的淡泊之风已经无法满足其日渐世俗化的野心，追求利禄功名，赢得封妻荫子——这才是大部分有武艺傍身的官侠们的终极追求。一方面在这些侠客内心深处有本能的欲望驱使，这是其侠气异化的结果，也是对江湖豪杰即将成为朝廷鹰犬的自我说服。而另一方面官府在招降义士时，亦多用功名作饵。他们敏锐的觉察到“功位”对于这些人的致命吸引力。

明清小说中虽字里行间描述官侠是由于明君贤臣的感召，从而为官府肝脑涂地，但掩盖不了其“借犯上作乱之行，为射取功位之具”的事实。成为官侠后，行侠的作为不单是具备单纯仗义的成分，而且包蕴着为官方意志的行为。无论游侠、豪侠，在选择与江湖割裂成为官侠后，就已经与个性英雄主义分道扬镳；成为大官小吏后，自动与统治意志同化，考虑的不再是行侠，而是管制臣民，治理天下。

在《有匪》中，白先生的一生剪影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命奔走以为宠荣”③。他本是江湖中有数的高手，但是本着官侠的“功位”追求，白先生将自己的武艺货于皇长子，唯他马首是瞻。虽书中描写得仙风道骨，但难掩其奴性思维，对于皇长子言听计从，丝毫不顾及出手行事的后果，偶尔善心萌动的侠气被恋主情节所消磨，主子的安危高于一切，在江湖是为行侠而行侠，在官场则希图通过武艺来邀取功名，这其中伴随着侠气的灰化——即由单纯的仗义变为有目的性的行为，虽然结局可能依旧不错，但是性质已发生转变。

梁绍则与白先生的官侠截然不同，准确来说，他是官场的儒侠，即有儒士风度、儒家理想的侠客。他为皇朝的新政、统一而殚精竭虑，亲自与武林人士一同盟誓“海天一色”，其着眼点不是效忠皇帝个人，而是整个黎民苍生，其人格中包含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献身精神。这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人物典范，但历史上这般臣子如范仲淹、张居正下场都凄凉，梁绍也不例外，死后背负骂名，被皇帝阴谋挖坟抛尸，梁绍并不在乎，儒侠之风就在于他早已有“杀身成仁”的觉悟，临死前制定的“海天一色”计划逼迫着皇帝战战兢兢的维持仁君形象，勤政爱民，积极地为统一作准备，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白先生和梁绍的官侠之路迥异，而且境界高下立见。前者拘泥于“功位”而丧失了自主性，被动的接受命令而无法跟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久而久之便僵化在体制中，自甘堕落的成为麻木不仁的工具，其官侠之路，是对侠义狭隘化的理解，将侠义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使其成为获取利益的筹码，是对侠义精神的践踏；后者则是理想型人格，梁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本位”就在于匡扶天下，他有自己的主张，并不听从于任何权威，甚至于权威都是被他驱动的棋子（不管是皇帝还是江湖豪侠），而为此不计任何代价。换句话来说，官侠在乎功位，而儒侠侧重理想。梁绍尸骨无存是谓“无己”、荒郊薄葬是谓“无功”、妇孺不知是谓“无名”，他虽然没有获得逍遥的结局，但是为营造天下太平而耗尽心力，他的不逍遥为更多的人争取逍遥提供了机会。其官侠之路，是对侠义儒学化的解读，将“大庇天下黎民”作为奋斗目标，舍弃个体的自在逍遥，牺牲自我，事实上是成就群体的另类逍遥境界。

①王夫之：《庄子解·序》，见《船山遗书》，中华书局，第1页。

②庄子：《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第227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