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一、库尔德工人党的成立

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起，凯末尔等国家精英为构建现代化单一民族国家，否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族裔特性，强制同化库尔德人，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埋下隐患。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一党执政转变为多党竞争参与政治的格局，孕育出了一批受新式教育的中上层库尔德政治阶层。在1961年宪法的支持下，新左派团体纷纷成立，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库工党)孕育于具有青年运动激进传统的土耳其青年革命联合会。同一时期，全球左翼思想盛行，大多数新兴政治力量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响。[1]左翼话语体系的主题之一是民族主义，在此影响下，土耳其库尔德左派不仅要求赋予库尔德人文化权利，且要求改变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及不公平的等级社会。自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改革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悬殊，东部库尔德人聚居地区长期贫穷落后，新兴政治力量将东部地区贫穷落后的现状归结于统治阶级强制民族同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左派基调为库尔德人发动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新兴社会政治力量的出现和世俗化，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为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

魅力型领导人厄贾兰对库工党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国内经济危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社会暴力盛行，库尔德斯坦地区时常发生左右派之间的冲突，安全态势与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厄贾兰趁势而起，于1974年组建“阿波会”(库工党前身，因厄贾兰小名阿波而得名)，至1975年“阿波会”基本成型，1977年起草了革命宣言《库尔德斯坦之路》，次年正式成立库尔德工人党，设立宣传刊物《星期六》，坚持马列主义，强调武装革命，主张依靠无产阶级力量进行民族和民主的双重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统一的库尔德斯坦”。该组织将库尔德人族裔认同明晰化、政治化，使库工党的活动具有了民族和民主的双重属性。然而，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目标明显与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背道而驰，势必受到土政府的严厉镇压。

二、库工党的暴力化及其特点

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化演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从1979年库工党刺杀正义党成员布卡克未遂至1983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是库尔德工人党从事暴力活动的开端，是其经历从合法到暴力的转变，革命宣言从理论发展到实践的过程。布卡克事件后，直到1983年库工党并未对与土耳其政府相关的目标进行袭击，而是专注于与其他民族组织开展斗争。这一时期，库工党在激进的左翼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暴力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库尔德组织，试图成为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唯一代言人。在东南部地区极端贫困、库尔德人政治和文化权利遭到粗暴剥夺、库尔德人对政府日渐不满的背景下，这一战略为新生的库工党发展壮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1984年库工党成立武装部队至1999年厄贾兰被捕为库工党暴力化的第二阶段。1980年，土耳其军方以严重的分裂主义问题发动政变，加强对库尔德人组织的打击，军方“以暴制暴”的激进政策迫使库尔德左派组织采取极端行径。库工党于1984年8月成立库尔德斯坦自由旅，同日分别在埃鲁赫和谢姆丁利发动武装对抗土耳其的游击战，揭开了库工党暴力反抗土耳其政府的序幕。截止1985年8月，库工党已制造70多起武装冲突，导致200多人死亡。1986年，欧洲的库工党成员对土耳其在西德和挪威的办事处等目标进行了袭击[2]，标志着库工党暴力活动的扩大化和欧洲化。而土耳其政府对库工党的暴力活动应对稍显迟缓，直到1985年政府才开始在东南部加强军事守备，但其军事应对策略收效甚微，加入库工党的人数依旧呈上升趋势。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之后，库工党开始调整策略，一方面强调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建立伊斯兰影子党，以适应国内的伊斯兰主义氛围，吸引库尔德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扩大在欧洲的暴力活动，破坏土耳其的外在形象，激起欧洲库尔德人的认同感。[3]1999年，厄贾兰被土耳其逮捕，其暴力活动暂告一段落。

从厄贾兰被捕到2004年库工党宣布重启武装斗争为第三阶段。1999年，随着厄贾兰被捕，库工党宣布停火及土耳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曙光似乎已经可以窥见。厄贾兰甚至表明愿意放弃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目标，转而在统一的土耳其国家内追求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平等。厄贾兰提出库尔德人将以自治、联邦的方式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的土耳其。[4]这一时期，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活动大为减少，开始要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库尔德问题，同时大力加强其在欧洲的宣传攻势，库工党通过在库尔德人聚居区组织团体游行、节日庆祝等方式强化库尔德人民族凝聚力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欧洲的土耳其政策，力图使土耳其加入欧盟与库尔德问题相联系。由于库尔德人大量移民欧洲国家，欧盟不得不考虑库尔德人的诉求，使得土耳其外交往往为库尔德问题所挟持。[5]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库尔德工人党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结束，一直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依然保持其控制权和影响力。而土耳其囿于国内民族主义的羁绊，不顾新的和平机遇，无法从根本上正视库尔德问题，这使得库尔德问题依然存在。

从2004年6月1日库工党重新宣布武装斗争至今为其暴力化的第四阶段。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凸显出库尔德斯坦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主权国家的分崩离析和库尔德地方势力的日渐壮大，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准国家”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库尔德人，同时也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跨境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建立起反击土耳其的基地。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在过去的数年间在库尔德问题的解决上无所作为，始终不愿承认库尔德人独特的民族特性，对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也避而不谈，这使得大多数库尔德人对政府日渐失望。2004年，库尔德工人党重新组建部队，2006年冲突再次上升。

库工党的暴力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训练正规游击武装对抗土耳其正规军队，一度将土耳其拖入低度战争，极大地阻碍了土耳其政治经济的发展；二是袭击或绑架对象一般为土耳其境内平民，加重了其暴力化色彩；三是在欧洲的和平宣传活动吸引了大部分欧洲库尔德人的关注，获得了欧洲民众的同情，也给欧洲政府反对库工党带来无形的压力；四是20世纪90年代库工党暴力活动在欧洲扩大化，加之海湾战争中库尔德难民造成的国际影响，使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进一步欧洲化和国际化，导致土耳其面临空前的外交压力，也给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增添了库尔德人新维度；五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库工党在国内的暴力活动遭到土耳其的打击日益减弱，但以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方式出现，给土耳其政府的应对策略提出了新挑战。

三、库工党暴力化的原因

欧洲民族主义在中东的传播唤醒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觉醒使其开始追求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欧洲在对中东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无论是其主观上为加强统治而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还是客观上带来的先进的政治制度及民族主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中东地区的民族意识。一战后，尤其是《洛桑条约》的签订，使得之前《色佛尔条约》中计划建立的库尔德国家化为泡影，库尔德人的民族反抗情绪加剧，民族独立呼声高涨，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多次武装叛乱，均被土耳其平定。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初在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目标的指引下，在各个领域强制同化库尔德人，引起了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强化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且土耳其政府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未从根本上对本国的民族政策做出调整，从而也就无法解决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根源在于，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多族群、多宗教遗产基础上所采取的强制性同化措施，损害了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且向民族国家转变又过于仓促，进一步激化了矛盾。[6]而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民主政治转型又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各大政党对库尔德人的合理诉求并没有进行充分考虑，且几次军人干政时期对库尔德人的严厉镇压又使得采用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希望幻灭，因此，库尔德人只有依靠武装斗争才能避免遭到同化的命运。

出于对选票政治失望的缘故，在左翼思想的影响下，库工党转向激进化的方向，并且逐渐瓦解了其他竞争者，使库工党成为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唯一代言人。这一结果虽然有利于库工党整合区域资源，获得当地民众支持，但缺乏竞争对手亦使得库工党很难就自身的策略，尤其是不合理的策略进行反思和调整，库尔德工人党已经排除了其他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将暴力甚至恐怖主义视为可以接受的斗争和不可避免的后果。暴力手段的便捷性及短时效益使库工党难以舍弃这一斗争手段。通过制造暴力事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对该党的关注，迎合库尔德人对政府的负面情绪，快速打击其他竞争对手，招募更多青年加入该党。因此，选择武装斗争的暴力路线不仅仅是指导库工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及左翼思想影响的结果，而且也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同时，中东库尔德人分散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的结合地带，且所处地区多为山地，交通不便，库尔德问题在地缘政治上的复杂性也使得库工党得以获得邻国库尔德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将其跨境袭击的游击战持续下去。

四、结语

库工党持续制造的暴力事件使土耳其政府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界的关注，而其根源则需追溯到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策略的缺陷，同时，官方和民间对库尔德人的压迫和潜在歧视加剧了族群矛盾，阻碍了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设。土耳其的现代化提高了新兴精英分子的民族权利意识，尤其是民主化改革和1961年宪法，更是为左派库尔德精英争取库尔德政治文化权利提供了机遇，库尔德组织积极表达族裔诉求。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强制同化和军方的严厉镇压使库尔德问题以更激烈的库工党反叛形式出现。持续十多年的暴力活动使土耳其当局不得不重新直面建国初期遗留下来的难题——库尔德问题，而解决库工党问题的关键在于土耳其政府必须正视库工党暴力行为背后更为深层次的矛盾，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族裔特性，加强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进而促进凯末尔主义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