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北京 100037)

陈原晚年曾写过多部回忆录，有广州世界语《绿穗》杂志社1994印行的《六十年重温<世界>》，有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5年出版的《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文汇出版社1997年出版时书名改为《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时恢复香港版书名)。前者是关于世界语活动的回忆，传播范围不广；后者是忆旧性质的文章汇编。此外，还有两部“写自己”的回忆录。

一是陈原在整理三卷本《语言学论著》的过程中，向助手柳凤运回忆他语言学研究的经历，经柳凤运整理成《对话录——走过的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书中所记主要是他早年语言学的启蒙教育，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判后所激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20世纪70—80年代，相当于他的语言学自传，可看作陈原作为语言学家“走过的路”——他不是学语言学甚至不是文史哲出身，却成为社会语言学家，其中主要靠他自学乃至在出版实践尤其是长期的辞书编纂过程中的触类旁通。陈原在自存本的扉页题字：“此书反映强烈，殊岀意表。凤运海外归来(九四年冬)经常交谈，特别是深夜电话论学，彼此都有长进。记录成文，做了几十处改动。前后十余稿，长达一年，删去枝节及芜词，才得这三万言。废稿盈尺，甚是有趣。不删不减，拖泥带水，文之大忌，亦我之大忌。”可见他对这本回忆录是很满意的。

二是以他曾经居住过的小屋为主线，回忆自己一生的创作、翻译等文化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师长亲朋，就是《我的小屋，我的梦——六十年往事，“如歌的行板”》。书中所记是他1939年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的工作，到1949年从香港北上这十多年的经历，主要回顾了他在广州、曲江、桂林、上海、重庆、香港住过的小屋所发生的往事，以及与夏衍、马思聪、叶籁士、孟超、田汉、焦菊隐、乔冠华、叶圣陶、冯雪峰、黄谷柳、陈翰伯、胡绳等进步文化名人的交往，展现的是那一代人的梦想与情怀，可看作是中国现当代进步文化事业的一个侧影。这部书2005年出版时，陈原已经去世一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特意邀请出版界资深人士如方厚枢、许力以、石峰等在北京举办了题为“陈原留给我们的财富”的出版座谈会。

这两部回忆录都记录了陈原真实的生活和思想体验，对了解陈原的生平和著译活动都有很大的帮助，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对比两部回忆录，这本《书海初航》，是陈原晚年对早年读书求学生活的口述，时间跨度从记事起到大学毕业前的1937年，可以说是陈原从发蒙到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时代的全记录。我们能从中了解陈原生活的那个时代、成长的历史和思想发展的轨迹，认识那个时代深处的记忆细节。读完这部口述史就会明白，陈原一生能在世界语、语言学、音乐、出版等多个领域开垦、耕耘并有所成就，固然离不开他的勤奋和聪明天资，但与他中学和大学开放的学习教育环境、与他的几位老师的培养有很大关系。他思想的开放性，眼界的高远，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陈原生于1918年，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年，有人说，生于这个年代的人，都先天具有忧患意识，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给20世纪带来了重大创伤的政治事件。按一般常理推测，结束了世界性战乱，中国建立了民国，一切似乎按生活的轨道前进，但陈原的记忆中却有战乱的阴影——他亲身经历了1927年的广州起义：全城戒严，夜晚响起的枪声，家人在后墙打洞躲避，戴着红袖箍的赤卫队员，白军反攻，装着尸体的卡车，构成了他幼年的恐怖记忆。而国文老师对李煜亡国之词的讲解，让他体会到悲凉中的亡国之痛。那是个体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时代。“九一八”事变后的罢课游行，风起云涌的世界语运动，都在陈原口述中得以立体地呈现。陈原1931年就开始学习世界语，“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用世界语”成为吸引他的重要口号，他之后编教材，办培训班，实际上是参与民族救亡运动的一种形式，起到了鼓舞团结各方民众参加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他热心投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1937年编写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广州话新文字课本》，那年他才19岁，正是中山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当事人记当时事，时代风云在他口中奔涌而来。陈原的这些亲历亲见，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他经历的鲜活过往，一同感受历史的呼吸，由此也理解了陈原一代人矢志不渝的理想主义激情，以及毕生秉持的家国情怀与启蒙理念，其所需要的养料、水分与阳光，已经内塑为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

陈原生长于开风气之先的广州新会，这里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梁启超开启的近代各领域的革命，其遗响所及，就是教育的普及。陈原回忆，当时有教会学校、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他就读的明远中学，就是岭南大学的教员以及毕业生的力量创办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校训，“学成致用，为国光华，世界同进化”的校歌，无不激励学子最初的思想。陈原在书海初航，这航程从一开始就是自由、惬意的，而非枯燥、无味的。他接受的是开放的教育，真正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其心态是开放的，舒展的，这也是今天的中学生特别羡慕的。陈原在中学就参与编辑《璞石》校刊，读冰心和郭沫若的新诗，鲁迅和巴金的小说，尝试翻译英文诗歌，接受文学的熏陶；他唱歌、弹琴，画画、演戏，也参与罢课、赶老师和毕业旅行，我们似乎随他生活在学校中，感受那热气腾腾的多彩的校园生活。口述史到1937年陈原读大三时戛然而止，后来他忙于其他事务来不及口述，如今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以老人的心境和视角回望来时路，尤其是人生起点的少年时代，难免会因“移情”作用使童年染上玫瑰色的梦幻，但通过记忆的筛选，留下的都是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和事，留存的情感也都经过岁月的淬炼而更加纯净。如陈原此前所言，他写不出灿烂星光，只能告诉亲人他度过的充满苦恼与希望、激情和友爱的几十年。我们随着陈原的记忆，走进历史现场，看到那些没有得到重视的或被历史遗忘的人物——既有他的师长、音乐家陈洪，画家李居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许论博；也有恰同学少年的陈实，为革命捐献青春之躯的同学罗娴。

陈洪在音乐方面对陈原的影响过去是一直被忽略的。陈洪1909年生于广东海丰，192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和音乐，1926年赴法国巴黎音乐学校学习，1929年暑假回国，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员。1930至1932年任广东戏剧研究所音乐部主任，同时在广州明远中学教课，应欧阳予倩的邀请在广州创办广州戏剧研究所。陈洪与同乡和留法时的同学马思聪一起创办了一支管弦乐队，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南国第一支比较正规的具有专业性质的管弦乐队。陈洪是满怀爱国热情的作曲家。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救亡歌曲，创作的《冲锋号》《上前线》《怒吼》等广泛流传。陈原在口述史中讲述了他在明远中学跟随陈洪学习音乐的过程。陈洪向学生们传授音乐知识，介绍贝多芬的生平性格和演奏特点，教他们五线谱，自己购买美国出版的优秀歌曲选《经典歌曲一百零一首》给学生，对西洋音乐的推进和传播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是陈洪直接引领陈原走进音乐的殿堂。陈原观看管弦乐队演出，和同学组织口琴队，指挥学校合唱团，是从事音乐活动的开始。他在40年代编写《二期抗战新歌初集》，编选扉页印着“献给每个抗日的战士”的《抒情名歌选》，编译《苏联名歌集》，参加新音乐运动及歌咏运动，乃至后来翻译柴可夫斯基和罗曼?罗兰的音乐家传记，都与早期受陈洪的音乐启蒙有密切关联，不难看出他受到陈洪正面积极的影响。

许论博是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的著名人物。1904年在法国留学时学习世界语，1908年回国。1912年与刘师复创建广州世界语学会，任会长，后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广州代理员。以后曾协助刘师复主办《民声》杂志。二三十年代曾协助黄尊生、伍大光创办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任世界语教师。曾将《圣经》译为世界语。陈原1931年开始跟着许论博学世界语，他的世界语结业证书就是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颁发的。他记忆中的许论博是一位穿着长袍，喝一点酒，摆渡过珠江给他们授课的慈祥长者形象。是许论博引导他见识到世界语这颗“绿星”，开始做“绿色的梦”，希望的梦，最终成为中国坚定的世界语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并把世界语同他所毕生从事的文化、出版、语言活动连接在一起。陈原戏称他和夫人余荻是“两个绿色唐吉诃德”，1997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他一生有两个梦，一个是红色的梦——文字改革的梦，一个是绿色的梦——世界语的梦。而梦的本质就是他的精神追求，是他毕生的希望所系。2000年7月，他以八十二岁高龄只身远赴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参加第8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对采访的媒体说他是圆梦去的。他以参加世界语活动开始自己的事业，将这次参加世界语大会作为结束，为自己近七十年的世界语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回京后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场演讲。2004年2月，北京世界语协会为卧病在床的陈原颁发了绿星奖牌。

这部口述史是陈原近八十岁时口述而成。夕拾朝花，难免因年代久远、年迈和记忆力减退，所述与事实有些许误差。陈原的长女陈湄根据录音整理成稿，我在录音稿的基础上，对照陈原已出版的著作或其他资料，尽力订正。一是对其口误或由于同音造成的错误予以改正，二是对涉及的人名、著作、团体名称以及年代的不确作了必要的核对补正，三是对个别不甚通顺而有碍阅读的句子根据上下文义作了疏通。其要者如，口述中提到的兴华艺术大学，改为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OneHundredOneBestSongs》(一百零一首优秀歌曲选)，改为《The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经典歌曲一百零一首》)；黄寒秋编的《口琴演奏法》，改为黄涵秋编译的《口琴吹奏法》；学生排演的田汉的《湖上的悲剧》，登在《田汉戏曲集》第三集，改为田汉的《湖上的悲剧》，收在《田汉戏剧集》第四集；Oxford Classics，改为Oxford World’s Classics(牛津经典丛书)；世界语者焦锋，本名方善竟；改为焦风，本名方善境；1935年编写了一本书，叫做《广州话新文字读本》，改为1937年编写了一本书，叫做《广州话新文字课本》；等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部口述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是陈原口述给家人的历史记忆，属于个人又不仅仅属于个人的记忆，所以口语性叙述是其主要方式，这些特点都予以保留。

晚辈如我，本来只有写读后感的份儿，有幸得到陈湄大姐的信任和理解，斗胆称为校订，实乃作为第一个读者，享有当面聆听陈老教诲之便，自是我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陈老素有提携后进、宽容待人之风，想象宽厚的陈老在天之灵当不以我为忤逆吧？在我亦报陈老在时点拨、施教之恩也。

这部口述史，陈湄在“前记”中说是按照陈老的意见定名为《书海初航》。陈老一生航行于书海，孜孜不倦，他曾写一篇《书海夜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的文章，展现的是“老人与海”的场景：“无论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无论是天昏地暗，狂风巨浪，老人在大海中夜航，自有另外一番滋味”，让人感受其自由豪迈之气；而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看到的是“少年与海”，因此不妨当作陈原的“上学记”来读，也可以看作是陈原对“通才教育”的一曲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