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骅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杭州 311300)

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主要是因为其有自身独特的文本特征。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报告，处处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这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能够超越同时代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文章的根本原因。

一、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集团按照经济的占有地位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只有根据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解剖社会各阶级才能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并将它贯穿于农村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1]阶级矛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因此，阶级分析方法是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将阶级划分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五大阶级，分析了各阶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通过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国民党右派和农民阶级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得出农民运动“好的很”的结论；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分析了本本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表现；在《寻乌调查》中分析了地主、富农、贫农的主要特点和区别标志。最后总结指出“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2]。毛泽东在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又特别重视矛盾分析方法。其赞赏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反对鼓吹阶级斗争调和，否认阶级矛盾的唯心学说，提倡运用矛盾具有不平衡性及会互相转化的原理去观察和分析革命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3]。毛泽东讲道：“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4]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承认各事物之间存在差异。可以说，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贯穿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的始终。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指出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生了转换，阶级矛盾由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阶级斗争的策略要发生改变，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应当坚持既斗争又联合的阶级斗争路线，不能一味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因此，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提出了对地主阶级采取减租减息政策，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强调运用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根本方法，片面强调阶级分析容易走向“左”倾主义或“右”倾主义的极端方向，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重点和关键；片面强调矛盾分析，容易陷入悲观主义，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阶级分析能够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思路，而矛盾分析则能为阶级斗争指明方向，二者是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调查材料，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准确分析。在长期的农村调查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对定量分析进行了理论概括，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5]。

毛泽东在井冈山农村调查研究时发现土地被地主阶级严重占有，“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6]。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拥有边界土地总数60%以上的地主阶级被消灭，而过去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的贫农占有了土地总数的28.26%，中农、贫农所占有的土地总数达到85.34%”[7]，解放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通过对田地分配、人口成分、生产资料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全面细致地进行了量的规定性分析，进而对土地革命阶级成分的划分进行定性规定，为毛泽东清楚界定贫农与雇农提供了现实材料。在调查田地分配的过程中厘清了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即占农村人口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80%的贫农中农，只有20%的土地；根据人口成分和土地占有量之间的数量对比，指出地主和富农是真正的剥削阶级。在剥削程度和剥削方式方面，贫农借钱，富农占借出比例的80%，公堂义仓占借出比例的20%；贫农借谷，公堂义仓占借出的比例高达90%，而富农仅占借出比例的10%。通过对借钱和借谷两方面的对比，得出“富农是完全的剥削主义，公堂义仓确实还有些周济之意”[8]的结论。为了深化对贫农阶级的认识，毛泽东根据调查材料剖解得出：贫农阶级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层，其中半自耕农占比10.5%，佃农中较好的占比42%，佃农中更穷的占比10.5%，佃农中最穷的占比7%。结论是，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9]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依据事物规模和数量之间的对比变化关系，首先进行定量分析，其次再对事物进行质的分析和规定(即定性分析)，通过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出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为进行阶级分析和定性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和事例佐证。

三、系统调查和专题侧重相补充

毛泽东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既有通篇经过系统调查而成的著作，又有以专题调查为主题的著作。其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系统调查的典型代表，而《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青和出租问题》则属于主题调查的代表作。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从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糟的很”和“好的很”、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等八个方面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深刻详细的分析，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驳斥了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系统分析了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五方面的问题，通过对寻乌旧有土地关系九个方面和土地斗争十七个方面的调查，详尽阐述了土地斗争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的经典著作，对寻乌进行深入细致和分门别类的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农村系统调查的光辉典范，所以该调查又可以视为寻乌的地方志，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兴国调查》共计七个部分，分析了农民在土地斗争中的革命态度和表现，认清了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关键作用，纠正了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和政策偏差，为土地政策的完善和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东塘等处调查》通过调查吉水县同水区东塘村、吉水金滩区大桥村、吉安儒坊区李家坊村、吉安儒坊区西逸亭村四个村在土地斗争中的情形，指出了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实际上妨害了贫农的利益。《长岗乡调查》共计20个部分，包括代表会议、地方部队、文化运动、社会救济等方面，以详实客观的数据和丰富具体的事例反映了苏维埃时期长岗乡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群众生活等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鲜活的参考案例。《才溪乡调查》通过从七个方面对才溪乡进行详实细致的调查，反映了其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和对苏区生产的周密安排，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型著作。

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在重视系统调查的同时，又侧重专题调查，通过确立农村调查研究重点，集中解决某个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其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考察了9个市县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肯定了农民反抗反动军阀的正义举动，对指导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农民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通过对中国社会五大阶级进行分析，指出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解决了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针对富农进行经济剥削的现象，县苏维埃及时开展春荒斗争，为抑平谷价对待富农一定要坚持决不让步的原则。在《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中，毛泽东反对一切皆分的农民意识和富农路线，这里的农民意识尤指“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反对取消土地革命路线的错误方针。在《分青和出租问题》中，对于分青问题，反对以劳动力分配田地；对于租田问题，认为分谷制利于富农，收租制利于贫农。《木口村调查》指出富农小地主容易在同农民的激烈斗争中走向反革命阵营。毛泽东运用系统调查和专题侧重相补充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使得其农村调查研究在内容上更立体、完整，在方法上更细化、科学。

总之，毛泽东对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获得各阶级详细的生动情况”，对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