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一、接受美学的简要概述

20世纪60年代，伊瑟尔、福尔曼、姚斯、普莱斯丹茨、施特利德五位年轻激进的文学理论家和教授，在联邦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康茨坦斯大学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接受美学”。随后，文学的接受和作用论如雨后春笋播撒开来，跨域国界，西学东渐，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思潮。[1]“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最鲜明的特点是一反过去的“作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论”的常态，确立了“读者及艺术接受活动”的理论研究方向，拓宽了美学与文艺学研究领域，打破了传统文论单纯注重作品文本研究与作家心灵研究的片面性，使得文学研究在导向方面发生本质变化。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提炼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著名文学批评四大要素的理论，认为在读者、文本、作者这三者的关系之中，文学作品是为读者而创作的，离开了读者，作品就不能称为作品，作品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文本的创作，读者的意义得到了明显的解释和强调。所谓“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之中，读者原先的各种阅读经验以及社会、人生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于文本的选择，只有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文本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且进入其阅读视域。而“文本的召唤结构”，指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瑟尔认为作品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示化纲要结构，作品的具体化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点的确定和对空白的填补，而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2]

二、《毛诗序》《诗集传》对于《诗经》的解读

《诗经》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不仅记载了社会的百态，也开启了众多文学母题研究的大门，其地位和意义已经无须多辩。《诗经》的性质决定了其内容和风格的差异性，就作品产生的方式而言，“风”诗多来源于各诸侯地方的民歌，是下层人民的思想结晶；而“雅”“颂”多来自上层贵族，更多的见证了周王朝的兴衰历史。《诗经》一经问世，便迅速成为官方学府必教的课程、儒家经典，在数千年的教学过程之中，就《诗经》文本内容的理解与阐释出现多个版本。原因之一，与其收集有关。关于《诗经》的采集说法：一、王官采诗：根据《孔丛子·巡守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农忙时派出专任的使者去往全国各地采集民间歌谣，由史官汇集整理之后，将所采诗歌呈给天子看，目的是观风俗知民情。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二、孔子删诗：据《史记》载，孔子以礼义为准则，在《论语》之中多次引诗论诗，他是西周“礼”的复兴者与提倡者。相传孔子从3000篇诗歌中挑选了其中300篇整理成集，后世均持质疑态度。现今通行的《诗经》，学者多认为是由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再由周朝史官和乐师编纂而成，夫子也参与其整理。三、献诗说：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正是由于《诗经》的编订说法不一，关于其中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诗经》存在相当大的弹性解释空间，是其文本的生成方式、文本本身以及传播特点等原因造成的。阶层不同的人，由于自身的教育、经历的迥异，势必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汉末时期，四家传诗解诗可谓风头一时无两，其中《毛诗序》在汉代传诗解诗之中可谓独树一帜。《毛诗》在传诗之中，最为新颖的一点即在每篇作品中都有一个“序”，在“风之始——《关雎》”下记有《大序》。这些序为读者设立了阅读的指导。

“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流思想的宋朝，对于《诗经》的诗歌解读更具时代特色。举例如下：

《周南·关雎》本是讲述贵族青年的恋歌，《毛诗序》释为“后妃之德”；朱熹《诗集传》因孔子所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召南·鹊巢》，《毛诗序》说：“《鹊巢》，夫人之德也。”以为此诗是写国君之婚礼；依据朱熹《诗集传》可知：南国诸侯受文王之化，女子受后妃之化，故而嫁于诸侯，其家人美之。《邶风·柏舟》，《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朱熹《诗集传》释：“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闻一多言：“柏舟，嫡见侮于众妾也”，表露了无可告诉的委屈与忧伤。《鄘风·柏舟》，《毛诗序》以为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节，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诗集传》言：“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共姜作此诗以自誓，言柏舟则在彼中河，两髦则实我之匹，虽至于死，誓无他心。母之于我，抚育之恩，如天罔极，而何其不谅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时独母在，或非父意耳。”《小雅·鹿鸣》，《毛诗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朱熹《诗集传》言：“此燕飨宾客之诗也。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而言其礼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记》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第二章）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则亦不待言语之间，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第三章）言安乐其心，则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盖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无已也。”《大雅·文王》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周颂·清庙》，《毛诗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朱熹《诗集传》：“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乐歌。言：於！穆哉！此清静之庙！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执事之人又无不执行文王之德。既对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骏奔走其在庙之士。如此，则是文王之德，岂不显乎？岂不承乎？信乎，其无有厌射于人也！”《鲁颂·駉》，《毛诗序》云：“《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朱熹《诗集传》：“赋也。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由其立心之远，故美之曰：思无疆，则思马斯臧矣。卫文公秉心塞渊，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三、以读者为中心：《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读

以读者为中心乃是接受美学中心思想，《毛诗序》《诗集传》撰写作者，虽是《诗经》的读者，也是各自书的读者。两本书在抒写过程中，作者都间接以自己为第一读者，其解诗传诗中，正所谓“《诗经》只是提供了一个接受前提，而它所生成应有的效果，仍然需要在读者的阅读、理解、反思之后产生。作品的意义内涵和艺术价值产生效果的‘潜能’，将这种潜能付诸实践，转化为现实的效果，必然通过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因此，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还取决于接受主体—读者的具体情况，比如职业、生活经历等等”。接受美学虽确立了读者为中心地位，但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读者的需求，在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也要与时代社会的思潮发展相吻合。

《毛诗序》作者是汉代时期的经学家毛亨、毛苌，毛亨师从荀子，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大经学家，其编篡注释《毛诗训诂传》时，恰逢秦始皇焚书坑儒，《崇山文集》卷一三《儒言》：“秦焚《诗》《书》坑学士，欲愚其民，自谓其术善矣。”毛亨深知李斯的为人，隐姓埋名，后将著作传其侄子毛苌。小毛公所处的时代是政治清明、文化上大兴儒学的汉武帝时期，此期《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毛诗序》是读者对于诗歌的一个自我的理解与赏析。《毛诗序》作为读者的审美体验的详述，在东汉以后，《毛诗序》成为继孔子诗学的代表，《诗序》被称为诗义的解说。

宋代的理学家将“礼”置于“宇宙观”的最高位置，肯定伦理价值。在朱熹注《论语》时曾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成为了“理”的具体的化身，以此约束人们的社会关系，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二程遗书》记载：“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也，无所逃乎天地之间”，显然理学伦理是宋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潮。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读另辟蹊径，在遵毛序的前提之下，对于诗歌中诗篇的解读与更多的解释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朱熹深受吴予的叶韵说的影响，对于诗经的注音这一点，将一个字临时改变读音，力求押韵。朱熹解读《诗经》之时，正是宋代理学蔚然成风之际。理学，即道学，是封建纲常名教最集中的思想表现。《诗集传》作为代表社会、阶级、集团的意识，朱熹在书中宣扬封建礼仪教化，《诗集传》俨然成为封建统治的服务者，朱熹也成为了礼教的卫道士。《诗经》中婚姻爱情诗占据一定的数量与地位，因其违背了社会所提倡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观点，朱熹斥为“淫诗”，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下，他极力否认爱情诗的价值。也正如此，《诗集传》受到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极力推崇，成为权威的教本。

四、“文本的召唤结构”：《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读

“文本的召唤结构”，伊瑟尔认为即是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的文本结构，是指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瑟尔把英伽登作品存在理论与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的整理融合，在新的综合基础之上锻造了这一理念。文学作品是一个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的图示化纲要结构，只有读者在阅读中将未定点的确定和空白进行填补，才能实现作品的现实化。伊瑟尔接纳这一观点，并申明空白本身即是文本召唤的结构机制。

《诗经》用形象的艺术描绘了人们生活与想象的世界，抒发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其语言中也必然存在着许多意义确定性和意义空白。而其诗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是文学的接受产生效果的前提条件。《毛诗序》《诗集传》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机制与阅读效果，使得后世读者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填补了原文之中的空白。以《樛木》一诗为例，此诗题旨历来争论不休。为论述方便，兹抄录如下。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诗序》中《小序》谓后妃逮下，《大序》衍生为无嫉妒之心。南宋的《诗集传》因之，朱熹言：“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故众妾乐其德。”[3]朱熹不仅认为此诗后妃逮下，而且认为此处的君子就是后妃，认为这就是众妾祝福后妃之词。这上下得其次序，便体现了礼仪、尊卑有序。照其理解，两诗所言，皆有维护礼制之意。

一种说法：在《诗经注析》中，程俊英、蒋见元先生坦言这是一首祝贺新郎的诗[4]。王安石曾言：“樛木，则葛藟得以附丽。”[5]方玉润曾言：“累、荒、萦等字有缠绵依附之意，如茑萝之施松柏，似于夫妇之近。”[6]以此比喻女子嫁给男子。众人为新郎新娘祝贺，愿二人成婚之后，希望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这里也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和为贵”思想。这位新郎，作者称之为君子。想必都知晓，西周时期，等级分明，有严格的礼制，对于不同身份不同的人言行穿戴都具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上下尊卑，形成了以“合礼”为美的审美观。

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赞美君子美好品德的诗篇，诗中借用弯曲的树木象征比喻为君子能够委曲求全的高尚品德。那弯曲的树木弯曲的原因，是由野生的葛藤缠绕、掩盖、拉扯所导致，从而使其不能正常的生长，这是自然界中万物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在复杂纷繁的现实生活之中，人民想要正常的生存生活，就需要有一部分的人付出自己的辛劳为民众切身的利益去思考，去保护人民。而这些甘愿为人民请愿的君子，大多以为人民做奉献为快乐的原则，忍辱负重，以高度的辛劳去处理繁琐的事物，就如同被葛藤缠绕一样。他们甘心付出，且以此为乐，而这些福气势必也因为他们的辛劳而施于人民。就出现理解的偏颇，从接受美学而言，正是文本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对于文本作品的未定点与不确定性进行填补，从而产生了诗义的争论。

《毛诗序》《诗集传》作为《诗经》研究历程中的里程碑，二者都开拓了解诗的新方向，打开了研究理解的新视野，但也仍然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不仅受时代、思潮、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也与作者（读者）的职业、性格等有关（即以读者为中心），还与文本作品的不确定性和空白点有关。读者对于《诗经》解读的差异性，也正是接受美学研究的中心论点。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德]H·R·姚斯 R·C伊瑟尔.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金浦元.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9.

[3]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2.

[4]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12.

[5] 王安石.诗义钩沉[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

[6] 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