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珂，朱小平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广西边疆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了一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全国性边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繁荣，学术界在广西边疆研究的内容、深度和领域以及材料的挖掘、整理、利用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术成果大量问世，并在多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广西边疆问题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学者们的探索目光开始更多地聚集在广西边疆安全与稳定问题、民族关系问题、跨境民族问题、边疆经济发展问题、边疆民族源流问题、边境沿革及划界问题、区域合作下的边疆地区发展问题、边疆治理政策、民族发展史及建国以来档案整理等方面。2000年以来的近二十年是广西边疆研究的繁荣发展时期。新形势下，在传统学术领域不断延伸和推进的同时，广西边疆研究的领域、手段和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拓展，并取得了包括专著、论文集、资料集、研究报告、专题学术论文等在内的诸多创新性成果，几乎涵盖了广西边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

一、民族理论研究

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加强民族理论研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与利益均具有重要意义。

覃乃昌的《改革开放以来桂中、桂北的民族关系——以三江、龙胜、资源、鹿寨、金秀县（自治县）为例 》[1]、何文钜、许立坤的《中国民族团结的“金秀经验”——兼谈广西“金秀经验”对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启示》[2]、黄柏权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土家族地区的实践》[3]等文以实际调查为依据，阐述了新时期以来广西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及民族认同建构的启示。李富强、黄苹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民族工作》[4]、彭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5]等文，从不同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形成的原因以及民族工作开展的理论与实践。李安辉、王升云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政治文明的追求》[6]、李资源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7]、覃乃昌的《广西当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考察与现代意义》[8]等文，则论述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对当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考察与现代意义。

二、广西民族问题研究

民族问题是指在民族关系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民族从形成、发展直到消亡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民族集团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解决民族问题，核心是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周健的《试论广西当前的民族问题》[9]，论述了21世纪初期广西的主要民族问题及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有利因素，并提出了解决的主要措施和建议。丁新华的《浅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10]对生活在大石山区和农村地区的广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和社会风俗习惯进行了深入考察后指出，富有特色的地域资源将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并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罗树杰、徐杰舜的《磐石：广西民族团结研究报告》[11]一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成为民族团结典范的原因，制度正确、经济发展、扶贫有效、政策落实、教育推动等是根本性的举措，要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 ，还应做好完善制度、调整政策、缩小差距等方面的工作。覃彩銮的《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挑战——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研究之一》[12]认为，广西与越南相接壤，跨境民族众多，民族问题的出现对我国边疆安全有严重的影响，我国的民族问题面临着来自周边地区的严峻挑战。靳薇的《广西民族问题调查报告》[13]是在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调查报告，靳文认为广西的民族问题有自身特色，主要体现为民族发展问题、政治权力与资源分享问题，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问题，政策、制度和社会管理三方面积极开拓创新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黄勇荣、唐令辉、周琼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4]从人才培养方面解读了广西当前民族问题的若干不足，指出广西已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不足主要体现在“两基”的经费来源结构存在较多的矛盾以及当地政府对寄宿制民族地区生源的补助优惠不足等方面。只有这些方面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才有可能改变当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人才培养问题的局面。

三、民族关系研究

民族关系指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基本特征。在新形势下对民族关系进行研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广西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黄成授等的《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15]，在总结广西古代、近代、现代民族关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论证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廖杨的《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16]是研究广西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力作。廖著将广西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作为考察重点，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作者以历史演进为经纬，分别从过去与现在、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地缘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广西地区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发展的源流与发展规律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这种多视角的学术思考值得关注，也对现实问题解决有巨大的意义。除此之外，纳鲁密·索素素拉蓬·纳塔平图的《泰族壮族传统文化的关系》[17]和梁茂春的《广西各民族间的结构性差异》[18]等文分别从不同的切入点探讨了广西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与相异性。

四、宗教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由于宗教固有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社会属性等因素的存在，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必然是长期的。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通常带有全民族性和多元性，而且多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生相伴。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较多并有跨境民族存在，故既有长期相传的本民族宗教，同时也存在区外、境外宗教的广泛影响。

陈炜、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19]一文认为，在近代的广西，宗教活动与经济活动二者并不是针锋相对，相反可以说二者是息息相关。人们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物质生活保障，而宗教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为城镇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架起了一条高速路，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廖杨、付广华的《清末广西宗教问题的特点分析》[20]从外部宗教侵入的角度探讨了广西宗教问题在性质上的根本性变化。“洋教”进入广西以后打破了原来文化生态的平衡性，但并未改变传统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而是民间信仰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的存在对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西宗教都有深远的影响。

廖杨、付广华的另文《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21]站在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民国时期广西地区存在的三大宗教问题。民国成立以来，国内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风气也不断趋于开放，普通群众对事物的认识也走向科学。加上民国政府视本土宗教为封建迷信，并进行打压，这就使广西地区的宗教矛盾异常尖锐，严重影响了广西地区社会的稳定。与此相反，由于外来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土士绅和民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了民国政府的青睐。民国政府对待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不同的态度，加深了广西民族地区的宗教矛盾。同时，帝国主义势力利用宗教势力在广西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引发了民族问题的出现。因此民国时期广西地区的社会矛盾显得特别复杂，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综合体。

陈炜的《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宗教与圩镇经济发展关系探析——以广西为例》[22]分析了宗教与圩镇经济相辅相成的独特经济景观。一方面，广西的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宗教感召力所形成的人口集聚与稳定的市场环境等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宗教的发展也离不开圩镇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加快宗教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廖杨的《民族、宗教与社会和谐——基于广西的问卷调查分析》[23]则在实证的基础上考察了全球化场景下广西民族地区民族、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

王小龙的《民族宗教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法及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以广西京族哈节习惯法为例》[24]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广西京族哈节习惯法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上，认为京族的习惯法是以祭祀海神和祖先的哈节为基础，在京族的习惯法中存在一定的积极成分，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指出，宗教活动引导着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行动，使之趋向于某种秩序，进而形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哈节是京族最盛大的节日，传统的哈节是京族人民的宗教活动。在京族哈节的宗教活动中形成了一些习惯法，这些习惯法至今仍为京族群众遵守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莫光辉、祝慧的《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价值承载及运行机制研究——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个案分析》[25]，以地区个案分析为切入点，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的具体对象，探讨了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意义，并对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进行梳理分析，以及分析了济善会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通过比较从而发现我国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宗教慈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包括慈善组织的外部环境支持、慈善活动的有效动员、社会服务领域拓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完善社会监管体系等方面。为了更好的促进宗教慈善组织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领域的发展，以及使其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作者深入探索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路径。莫光辉、祝慧的另文《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社会意义及管理创新探讨——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样本分析》[26]，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视角，对宗教慈善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社会意义和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从管理创新视域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此外，廖杨的《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27]一书中的宗教研究部分，系统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广西地区宗教问题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轨迹，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今天处理民族问题和维护边境稳定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五、社会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间，受客观环境影响，广西边境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和人口非法入境等问题尤为突出。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成果。

李红的《越南政府禁毒措施及我国之对策》[28]指出，越南政府近年采取了比较得当的措施，包括行政管理、教育宣传、法律制裁及经济文化等措施，将禁毒运动社会化，国际化，以此来应对国内吸毒者年轻化和贩毒集团国际化等态势 ，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毒品泛滥得到控制，但禁毒工作中依然存在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国际合作仍将是越南禁毒措施的重要部分。由于越南处于国际毒品通道的上游而我方处于其下游，而且中越两国经贸关系日益扩展，因此两国在禁毒方面利害攸关。双方应及时把握当前禁毒形势，将合作意向付诸行动 ，展开多种形式的禁毒合作。 谭建华的《广西缉毒的区位思考》[29]一文，指出毒品犯罪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活动规律、特点是基于特定的区位环境和特点而形成的。广西有独特的区位环境，是毒品犯罪的重点区域，因此必须围绕广西的区位特点来制定缉毒对策和开展缉毒工作。王艳斌的《广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涉毒犯罪问题研究》[30]一文指出，广西位于祖国边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广西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也给涉毒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根据广西边境地区涉毒犯罪的状况、危害及原因，应根据具体问题采取抑制涉毒犯罪的对策。马骊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之对策研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31]一文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等诸多原因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远远落后，毒品跨地区的偷运及引发的吸毒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毒品与贫穷、民族矛盾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毒品可以说是其他两个矛盾的导火线。要想使全国其他地方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事实证明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值得其他地区借鉴和推广。

此外还有专题研究、学位论文对广西毒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王默的《浅析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毒品违法、犯罪问题》[32]指出，由于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西南民族地区遭受毒品的危害不断扩散，因此深入了解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违法、犯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解决对策的探索尤为必要。张琬琰的《广西地区涉外毒品犯罪调研报告》[33]认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增强本地区的经济实力，提高当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层次，做到从根本上消除毒品犯罪的隐患。同时通过加强区域和国际间的禁毒合作、强化禁吸戒毒管理工作和提高禁毒技术的科技含量等多种手段全面打击涉外毒品犯罪活动。

秦和平的《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34]、李彬等的《中越边境地区涉毒洗钱犯罪研究》[35]、尹彦的《广西边境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36]、罗圣荣等的《西南陆地边境管理问题研究》[37]等文从不同方面论证了毒品对广西边疆地区的危害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和策略。

除上述研究成果之外，涉及到边境社会问题的研究还有非法入境人口、艾滋病等诸多问题。如罗芸的《广西艾滋病流行与毒品蔓延相关趋势分析》、李寿生的《广西艾滋病流行现状与公众健康教育策略的探讨》、蓝光华的《广西边境地区吸毒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因素分析》等。

六、区域合作下的广西边境贸易问题研究

边境贸易具体指边境的民众相互进行市场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以及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作为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边境贸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广西地区在发展边境贸易的问题上遇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分析，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范宏贵、刘志强等的《中越边境贸易研究》[38]是研究中越贸易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作者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在边境的贸易政策将会逐渐被取代为更大范围的普惠政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运行，使我国边境贸易上的政策优势将会逐渐变弱，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共赢，但也会引发中越的贸易中心和优势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变大的同时，竞争对手也在增加，使边境省份与国内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竞争日趋激烈，受到冲击最明显的是中越边境的农副产品。陈俊伟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战略》[39]，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能促进区域内边境贸易的增长，有利于边境贸易结构的优化，并推动边境贸易功能的进化。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快毗邻国家边境贸易产品相对价格差的缩小，而且影响原有边境贸易政策的效果。

论文方面成果较多。丁焰辉的《广西总体开放发展战略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关于把广西作为构建我国与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实验区的对策研究》[40]认为广西在经济贸易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是三个经济圈的汇合部。近年为了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更把广西推向了与东盟进行全面经贸合作的桥头堡，广西获得了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契机，扩大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极好机遇。但对广西而言，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克服陈旧落后的发展观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陈光春的《新广西：东盟经贸的“桥头堡”》[41]和陆阳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西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对策》[42]等文认为，广西是中国唯一的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广西毗邻东盟的地缘优势不断凸显， 但对广西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李婷文的《抢抓区域合作新机遇 打造国际投资新高地——略论广西-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情况和发展前景》[43]一文，论述了广西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同时又与东盟相互投资的情况，深化了东盟十国与广西的贸易合作关系，并指出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给广西招商引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预测其发展前景，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对策。

周英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广西边境贸易研究》[44]指出，应把广西的边境贸易、中国与东盟的自由区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三个同心圆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包含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的形势下，边境贸易面对的挑战有两个：一是过去的边贸政策所带的经济优势逐渐消失，被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所取代，意味着分得更少的“蛋糕”；二是边境贸易企业的业务将被国际贸易取代。李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越边境区位优势再造》[45]，分析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以广西和云南为案列，分析两省区对越南贸易比重下滑的现象，提出中越边境优势是凸显还是凹陷、递增还是递减的问题；同时又从边境区位优势可再造的视角，运用SWOT分析“10+1”自由贸易区下中越边境区位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罗箭华《广西-东盟物流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46]、刘宏盈《广西东盟主要旅游客源市场演变特征及预测》[47]等文，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区域合作化带来的旅游、物流等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北部湾经济区域一体化研究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李阳春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陆一体化发展的对策研究》[48]、《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49]等文指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北部湾经济区海陆一体化发展具有凸显优势，发展海洋经济必须同时注重区域社会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构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因此，加快推进北部湾海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韦克游、 程启原的《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内部协同程度评价及对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治理制度创新问题研究之一》[50]认为当前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内部协同程度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各个政府间存在高额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南北钦防四市对区域“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低序或无序竞争，主要表现为城市区域整合度不高、区域内部集聚程度不高、城市区域竞争力不高。因此南北钦防四市政府应建立正式的交流渠道，提高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内部协同程度和区域行政体制创新，建立复合型区域行政体制。

陆善勇、郭旭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51]、陆善勇、林元辉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打造增长新一极优势依托分析》[52]、莫绍深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战略问题再思考》[53]、余益中等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54]等文，分别从经济、文化和战略等方面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七、特点和不足

综上所述，本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间，广西边疆的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其主表现有：一是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如加强了跨境民族问题、区域合作化研究问题等。二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一时期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藩篱，开始走向多学科交叉运用的道路，经济学，历史学、人口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不同学科都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多学科的运用对于广西边疆的全方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研究成果更多地倾向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和具体措施。四是对建国以来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比较研究。

毋庸讳言，在广西边疆问题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其一，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推理分析，对于许多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匮乏，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二，对区域经济合作化、跨境民族、边境安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三，研究力量还有加强整合的必要。学术交流包括区内外和境内外的交流和沟通渠道应该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重视重大课题的攻关和突破。

综括来看，从20世纪初年的实证性研究发展到21世纪以来的对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表明，这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希望的道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证明，边疆问题研究必须以民族团结、社会发展为己任，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开拓进取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边疆问题的研究才能开创崭新的局面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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