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钢

中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政治文化交流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越南就对中国政治文化不断进行吸收和借鉴。*本文所述政治文化，系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和价值等多层面的综合体系。参见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35-36.公丕祥，李义生.商品经济与政治文化观念[J].政治学研究，1987(01).G.阿尔蒙德，Jr.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6.中国政治文化元素在越南生根，并与越南社会成功互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历史上对越南政治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完善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当前也有助于让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更强的声音。

一 历史上越南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一)儒学的兴盛与建章立制

儒学作为一整套哲学思想体系，除本身的学说层面意义外，还具有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丰富外延，是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正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儒学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传播到了越南，在越南同样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亦成为支配越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思想。以十五世纪为界，越南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可分为两个阶段*李建钢.十四世纪越南社会动荡与儒学地位的提升[D].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5：35.。

在前一阶段，儒学南渐，地位逐渐提升。自郡县时期开始，包括儒学在内的汉文化思想开始进入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南越国建立者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黎嵩.大越史记全书·卷首·越鉴通考总论[M].黎朝正和十八年(1697年)刊本.，东汉初年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教民以礼义”，建学校、劝农桑，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奖励学术、发展文化，他们在汉文化和儒学初传岭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士燮，被越南人尊称为“南交学祖”、“士王”。越南古代史学家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评论道，“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三·士王纪[M].黎朝正和十八年(1697年)刊本.。

公元十世纪末越南立国以后，新生的封建国家急需一整套现成的制度维系生存。由于越南僧侣通过学习汉字以阅读佛经，也顺便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不少人既是佛教高僧又通晓儒家典籍，是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部分僧侣被尊为国师并直接参与朝政，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例如，李神宗向圆通法师询问国家治乱的原因，圆通法师的回答引用了孔孟经典中的思想，要求君主以“古之圣王”标准要求自己，做到“修己”、“慎中”*O.W.Wolters，C.J.Reynolds.Early Southeast Asia：Selected Essay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2008.。李、陈时期，越南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制度性的儒学教育得以重新发展起来，如修文庙、开国子监、举办科举考试等。

总体来看，在越南史书所称的“北属时期”*越南史书将其古代历史上被中国统治的时期定义为“北属时期”。以及独立建国后的一段时期(10—15世纪)内，儒学与以佛教为主的多元文化并存。统治阶层保持着对汉文化的尊崇，利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这一时期越南的儒学在学术上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在早期封建王朝中，儒学主要面向宗室教育，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科举制度带有随意性，选拔的人才也未得到重用。在朝廷内部，除僧侣外，高级官吏多为内臣或皇亲，少有儒士身影。在这一阶段，儒学仅是统治阶级遇到难题时所借助的“一部百科全书”*O.W.Wolters.Historians and Emperors in Vietnam and China：Comments Arising out of Le Van Huu’s History[M].Presented to the Tran Court in 1272，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ed.Anthony Reid，David Marr，1979.，是稚嫩的封建国家用于维持社会稳定、改造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

十五世纪后，越南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变革，在由此开始的后一阶段中，真正以儒家思想路线构建的封建国家正式出现，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君主集权统治的基本原则，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些转变被称为“新儒学革命”。十四世纪末全面的社会危机破坏了越南传统的村社自治和贵族社会秩序，儒士阶层被引入政治中心，加速了国家制度、社会思想体系、经济结构的转型。后黎朝建立以后，儒学在越南的独尊地位被确立。1435年黎太宗祭祀孔子并将其奉为定制。黎圣宗大修升龙(今河内)文庙，并在各地也广泛建立文庙，祀孔礼仪更加完备而隆重。后黎朝的教育和科举制度较前代也有了重大发展，全国各府、州、县均建立了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科举制度严格化，官吏选拔正规化，官制仿效明朝设置。黎圣宗还参照隋唐律例，编纂《洪德法典》和《二十四训条》，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封建的等级观念、尊卑秩序，固化为强制性的法律法令条文，使得儒家思想迅速有效地推广到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后黎朝统治者注重以儒家富民之论为指导，以“唐宋制度为蓝本”，实施均田法、禄田制、保护私田、将前朝贵族兼并的土地“检计充公”等各项土地政策。

后黎朝以儒学作为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学习中国历代典章制度，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地渗透进了越南封建社会，越南也因此成为东亚儒家世界的一员，亦以“华夏”自居。此后的越南统治者，基本沿袭前朝的尊儒路线，且多次派使团访华，带回新书，学习可应用于越南的政策良方，并随中国制度的变化做出调整。例如，清朝军机处制度形成之后，阮朝亦于1835年设立机密院，简用文武三品以上官员掌管军国要务。在地方官制方面，阮朝亦移植和模仿清朝，建立了29个省，设置总督、巡抚、布政、按察等官职*李育民.中越制度文化交流及其影响[J].晋阳学刊，2013(02)：54.。

(二)近代革命之火的传播

19世纪中叶以来，中越两国均遭到殖民侵略。在19世纪末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勤王运动宣告失败后，两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领导了救亡图存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国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对越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中携手作战的兄弟之情在后来越南抗日、抗法、抗美战争中得以延续，为今天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奠定了基础。

19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新书、新文开始传入越南。传入越南的新书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维新派人士在戊戌变法前后所编译的书刊，也有中国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的著作，如《戊戌政变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海国图志》等，一些已翻译成汉语的西方书籍也传入越南。康、梁的变法维新和救亡图存的主张在越南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1907—1908年在越南掀起了阅读康有为、梁启超著作的风潮。*阮秋红.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48.

在中国维新思潮的影响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人物潘佩珠成立维新会，进行“东游运动”，建立东京义塾，目标是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恢复越南的独立，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1905年潘佩珠赴日本，先后结识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其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愈趋成熟。凭借中越两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的帮助，一些越南爱国青年和我旅越侨胞纷纷建立起革命组织，联合发动了一些边境武装起义。

1912年，在孙中山等革命志士赴越南开展活动和辛亥革命成功的影响下，潘佩珠在广州建立越南光复会，决定效法中国革命，采取暴力反抗法国殖民者的革命路线，以图建立共和国。越南光复会发动了一些针对法国殖民当局的袭击事件，不久潘佩珠即被拘捕，1916年获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给潘佩珠带来了新的希望。受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影响，1924年潘佩珠亦将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国民党的部分纲领和章程。越南国民党继续从事武装抗法斗争，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组织，也未吸取“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被历史作出了失败的判决。

与此同时，胡志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苏联来到中国。他认为广州是亚洲反对帝国主义的“圣地”、“东方的莫斯科”*阮秋红.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135.，汇集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和仁人志士，是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相互支持配合的理想之地，也可作为发动越南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在广州期间，胡志明学习中国革命活动经验，参与资料翻译和对外宣传工作，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成立越南共产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5年在广州创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越南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组织。胡志明为该组织建立了政治培训班，学习革命理论与实践，周恩来、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都曾前往授课。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领导建立越南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胡志明奔走往来于中越之间，使中越两国抗日革命力量联络起来。1940年12月底，胡志明回到越中边境，举办干部培训班，以《解放之路》作为教材；并于1941年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会，领导反法和反日斗争，最终于1945年取得“八月革命”胜利。

(三)1945—1986年越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因素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时间里，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承认越南的存在，遑论给予越南援助。随着中越两国共产党相继夺取政权，加之中越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又开创了党际交往的新局面，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同志加兄弟情谊成为了政治文化最为深刻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18日，中国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中国承认越南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使越南的存在有了国际合法性，使越南同社会主义各国连成一片，结束了越南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和孤立无援的处境，给越南带来了新希望，坚定了抗战的信心。*丁进孝.1950年至1975年的中越关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61.自此，越南更深刻地认识到本国的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两国建交后，越南掀起了全方位学习中国的高潮。

在援越抗法、抗美战争中，中国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坚持有限责任、援物援智不援兵、尊重越南主权、尊重越南主观能动性的方针，使越南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工人、农民阶层革命斗争的同情和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无私使命感。中国为越南的独立自由提供了巨大支援的同时，也直接促使胡志明外交思想更加完善、越南外交政策更加成熟，在“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的前提下，对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特别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互学互帮文化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越南在内政领域亦全方位学习中共政策。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二大通过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越南劳动党思想基础之一*此次大会印度支那共产党更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越南劳动党四大上又更名为越南共产党。，把进一步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并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作为全党的最高任务。大批中国援助和专家顾问进入越南，培训越共干部，指导越南社会主义实践。通过借鉴中国经验，越共中央的执政能力迅速提升，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越共党员和党组织数量增长迅速。其中，中国向越南传授的革命“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为越南取得抗法战争胜利、促使越共转型奠定了基础*Jonathan London.ed.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4.。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越南照搬中共的一些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整风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等，亦让越南走了弯路。特别是土地改革，越南曾直接指责中国的经验和指导方式不当，致使中越两党出现了较大分歧，友华的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长征被迫退居二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越南对国际援助和支持的过分看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团结的错误理解，越南外交倾向逐步倒向苏联，以敌对眼光看待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华排华、去中国化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行为。这一时期，由于越南采取全盘反华政策，中越友好关系陷于停滞甚至倒退，而战后的越南由于内外政策不当，遭遇严重经济、社会危机，并存在传导至政治领域的风险。面对危机，1986年越共六大确立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尽管中越还处于交恶状态，但越南仍大量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越共六大《关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的内容类似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其中，在农村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等与中国的政策有很多相同之处*齐欢.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104.。自此，越共用改革精神重新武装自己，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南更是大量吸收和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有益经验，全面开启了革新开放的新征程。

二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情况

越南革新开放30余年来，由于两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天然属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相近需求，维系中越“邻居”之间交往的纽带比以往更加坚实。

总体来看，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与中国近似，都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南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坚持依法治国(越南称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近年来，越南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经济重回高速发展态势，受到世界瞩目。特别是2016年越共十二大以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党内地位不断稳固提升，越共执政能力日益增强，越南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也从个别经验的学习走向机制化、常态化，呈现出新的面貌，增添了新的内涵。

(一)信仰固本——理论文化方面

从历史到当下，越南对中国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更关注实践性、实用性、实效性，对思想理论多为直接照搬和套用。越南革新比中国晚，大量借鉴了中国的现成做法，减少了理论创新的成本。

越共始终坚持同中共开展深入的理论交流，近年吸收和借鉴中国理论经验的力度和速度明显提高，并据此解决了党的路线跟不上时代节奏的问题。其中，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已经成为两党理论文化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互访的联合公报每次均强调要“办好两党理论研讨会”。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从2003年开始，至2017年已举办十三次，从2007年起形成了两国年度互办的模式。研讨会主题根据两国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制定，既涵盖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党建工作、反腐倡廉工作等理论性内容，也有极富实践性的主题如三农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经验做法(2017年)等。在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越方对研讨会颇为看重，多数情况下中国赴越出席研讨会的代表团由越共中央总书记、总理等领导人会见，而曾率团出席研讨会的越共“理论派”的官员，如阮富仲、丁世兄等，多已成为越共重要领导人。

与此同时，越共在思政教育领域亦与中国展开深入交流。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是培训、培养党内外中高级领导干部和关键管理干部的中央直属单位，也是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党和国家路线、政策、法律的研究中心。2004年，中越两国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与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将就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每年邀请一个干部代表团互访，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将邀请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赴越南就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讲授等。从此，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与中共中央党校建立了校际互访机制，而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的各地区分院也先后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党校等建立了友好关系。*靳义亭.越南共产党在革新开放中思想政治理论建设的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05)：62.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借鉴中共中央党校经验，在2005—2006年完善了职能任务和组织结构，并对此前开办的政治理论高级班做出新的规定，将学制从2年改为12个月，要求中央和省部级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获得高级政治理论学位，并发放结业证书。2015年习近平访越期间，两国还首次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干部培训合作计划(2016—2020年)》，进一步打通了越共干部学习借鉴中共最新理论成果的渠道。

越南还多次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的著述，受到越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越南理论专著少的不足。近年来，越南先后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的著述。2015年11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与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合作翻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越南文版在河内出版发行，是继韩文版之后第二个中方与外国出版机构合作翻译出版的版本，越方组织了国内顶尖翻译出版团队参与翻译出版工作*席来旺，刘刚，王天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越南文版在河内出版发行[EB/OL].(2015-11-05)[2018-05-3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5/c1001-27778353.html.。2017年11月，两国出版社又签署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录。此外，越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十分关注，除做大量报道外，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将大会报告翻译成越文，发给越共中央委员，人手一册*靳义亭.越南共产党在革新开放中思想政治理论建设的探索[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05)：62.。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期尚未结束，一些越南学术机构就已对十九大报告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解读。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理论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越共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对自身国情、社情的认识更加深刻。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正式将胡志明思想写入党章，2001年召开的越共九大吸收了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探索经验，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将其确定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济模式。在2016年召开的越共十二大上，越共总结并肯定了革新路线的正确性和创造性，继续强调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提出了“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党建为关键，文化和人文建设作为精神的基础，加强国防和安全建设是重要和经常性的任务”*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新论断，标志着越南革新事业进入新阶段。

(二)路线聚力——执政文化方面

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体系和执政过程中的思想、组织、制度和行为等规范及观念化的意识、信仰、态度和情感*陈元中.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12)：4-9.，是执政能力建设事业的基石。在越南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越共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有利于破除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恶意歪曲和抹黑，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塑造良好的执政党形象，解决在越南较为严峻的“路线问题”。在越共政治体制革新的各个层面中，对中共执政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主政治建设。越南吸收和借鉴了相当多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思路、做法。在党政关系方面，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确立了“由党领导的党政分开”这一政改理念。刚刚开始政治革新探索的越共继承了这一理念。1989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借鉴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六项基本原则”*越南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确立了党要领导政治革新的基调。1991年越共七大正式开启政治革新新征程，并特别指出，“必须首先处理好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越南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由此开始的近三十年越南政治革新历程始终遵循“由党领导的党政分开”的大方向，借鉴中国80年代探索提出的原则开展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了“四驾马车”的权力格局，加快了政府决策和运转效率。在党内领导制度方面，1982年中共取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严格按年龄任职和退休。越共借鉴中共做法，1991年在越共七大上亦对中央领导人退休年龄作出明确规定，并完成了从阮文灵到杜梅的总书记权力过渡。2000年8月，中共中央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提出“实行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抓紧制定任期制法规。县以上党委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也要逐步实行任期制”。越共及时跟进，于2002年1月亦决定实施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度，部分规定更加具体，如县级以上主要领导在同一个地方担任同一职务不得超过两届。在党内民主制度方面。1986年越共学习中共经验制定了中央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体制”，2006年越共十一大借鉴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经验，在新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内各级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强化其监督职能。中共于1987年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越共同样借鉴相关经验，于1992年率先在国会中推行差额选举，并在2001年越共九大上开始初次探索实施党中央委员会差额选举制度，中央委员选举差额率的设置起初亦仿照中国经验。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的决定在越共党内引发深入探讨，2009年越共亦决定试点实行基层直选和基层党政部门一体化改革。必须指出，虽然越南政治改革晚于中国，吸收和借鉴了不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但越南步子迈得更大，如实施差额选举总书记、推行国会质询制度，同时还借鉴了西方制度，大力发展国会民主，引入直选、信任投票制等举措，已建设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

二是依法治国。中越两国基本在同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了探索。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越共早在1991年的七大上即已提出建立“法权国家”的基本概念和设想，但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主张和理念的完善，是在越共八大至十大期间才得以深入开展的。1996年越共八大首次提出建立“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2001年将上述提法写入越南宪法，在这一完善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不少中国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的经验。例如，2005年4月，在海口召开的第二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上，越南学者认真学习了中国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经验，不久越南国会即对25项法律法规进行调整*齐欢.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249.。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并于2004年底确定了35项具体改革措施后，2005年6月，越共借鉴中国经验，亦颁布《至2020年司法改革战略》(《战略》)，内容与中国具体改革措施有不少相似之处。《战略》还学习中共由党领导司法改革、成立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经验，亦提出成立司法改革指导委员会*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2005年第49-NQ/TW号《关于至2020年司法改革战略的决议》。。越南司法部甚至指出，“进行(司法)改革要运用其他国家经验，但要以中国改革现况和条件作为改革的出发点”*越南司法部.中日韩的司法改革和对越南的经验教训[EB/OL].(2010-10-11)[2018-05-31].http：//moj.gov.vn/tctccl/tintuc/Pages/kinh-nghiem-quoc-te.aspx?ItemID=11.。近年来，越南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目标，立法工作是国会主要议题，近几届国会平均每届都通过了百余部法律，其中一些新法的制定和现有法律的修订完善都借鉴了中国立法工作或相关领域管理的经验。2015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与越南国会签订了合作协议，这是两国最高立法机关首次签署合作协议，为今后更大力度开展依法治国、立法、监察和反腐经验交流打下了基础。

三是防范“和平演变”。随着越南革新开放进入发展转型的关键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快推动对越“和平演变”。2013年，越南宪法修订工作中，越共借鉴同一时期中国理论界对“宪政”噪音的批判经验，抵御住了党内外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多元化、多党化”道路的修宪危机。近年来中越摩擦不断，越南境外敌对势力不断挑唆，“呼吁”越南改旗易帜，越共内外局势空前严峻。但是，越共顶住了所谓“去中国化”的错误论调，加大了与中国的沟通力度，吸收和借鉴中国应对“和平演变”阴谋的举措，包括：参加在中国举办的相关论坛和研讨会，越共中央宣教部、人民军队、公安部、信息传媒部均积极参与；组织撰写、翻译防范“和平演变”经验的著作，如《论防范和平演变的问题》、《建设执政党——越南经验，中国经验》；学习中国制度建设经验，抓好斗争“刀把子”，强调党对军、警的有效控制是国家和平与稳定的有力保障，推进相关领域改革。2016年9月阮富仲成为首位参加越共中央公安党委的总书记，并于2018年4月提出精简、改组公安部的计划；吸收中国立法和相关规定经验，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敌对活动的制裁力度，修订《刑法》相关条款，颁布新版《新闻法》，并着手研究建立《网络安全法》、《社团法》、《游行法》等防范“和平演变”的相关法律法规；借鉴中国新形势下应对网络渗透的经验，如社交媒体管控、新闻审查、壮大主流舆论方面的举措，引导社会抵制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

(三)道德塑魂——反腐倡廉文化方面

长期以来，越南腐败现象严重。早在1994年，越共就将腐败问题列为关系到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地位生死存亡的“四大危机”之一，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历次党代会和国会会议上，反腐问题都是焦点。目前，越共以2012年1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建工作若干紧迫问题”的决议和2016年10月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建党整党工作：防止和遏制政治思想、道德、生活作风堕落现象，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表现”的决议为纲，将反腐与整顿党纪作为当前党建重要工作。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越南多年来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国经验，特别是在越共十二大后，更是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经验进行了全方位学习，越南国内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反腐形势风起云涌，形成了一派新气象。

在建章立制方面，越共亦主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认为建立“管控权力的机制”是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措施。2012年12月，在中共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仅十余天，越共中央即颁布“关于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21号指示，全面整顿庆典、会议、出访、公车、婚丧嫁娶，严禁领导干部工作日中午饮酒，整治大讲排场、挥霍奢侈习俗*梁薇.越南共产党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的主要做法[J].当代世界，2016(05)：62.。2013年7月，中共十八大后召开的首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反腐，两国代表团探讨了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越共十二大后，越共借鉴中共严抓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要求全党严格、统一执行党章，于2016年7月通过了《党章执行规定》、《党的检查、监督和纪律工作规定》，2017年11月越共新版《关于对违纪党员的处分规定》中明确规定“对于激发不满情绪……利用并使用通信传媒工具、社交媒体污蔑、抹黑、损害党领导执政威信和地位的党员，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此外，越共还借鉴中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定，于2016年4月颁布了“关于严格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通知”，2017年10月首次颁布高级干部职称评定标准及干部考核标准，坚决清除政治立场不坚定、道德品质不合格的党员。

在机构设置方面，越南2006年建立了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2012年起由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亲自担任主任，在此后的历次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会议上，阮富仲不断强调要“加强经验学习借鉴工作”。越共十二大后阮富仲借鉴中纪委反腐举措，任命多位得力干将参加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还大力提高中央检查委员会地位，加强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政府监察署、公安部、最高检察院等部门的协调联动。越共还学习中共派驻巡视组经验，加大向各机关单位、各省市派遣工作组力度，2016年5月以来共成立了15个工作组，任命苏林、陈国旺、张和平、阮和平等党政高官为组长，赴34个省份开展反腐工作和大案要案侦诉的督查工作。在中共十九大正式组建各级监察委员会之后，越南国内亦有声音提出可借鉴中国经验，整合现有反腐力量和资源。

在惩治处理方面，越共现直接借鉴我国惩腐模式，同样使用“打虎”、“拍蝇”、“猎狐”等词语，同样强调“反腐无禁区”，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反腐制度。2016年以来，越南反腐工作一扫多年来“雷声大雨点小”、“只反基层不反高官”、“退休等于安全着陆”的现象，借鉴我惩腐思路，从“石油帮”、“公安派”入手，打落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丁罗升等“大虎”，大批省市领导因各种违规违纪问题遭受处分，在党内外形成了较大震慑。另外，中越两国警方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追逃关系，截至2017年已经开展了三次联合追逃行动，共抓获96名犯罪嫌疑人，其中越南籍逃犯42名，中国籍逃犯54名，其中多人系涉嫌贪污受贿的重要逃犯。

三 结论

越南史学家陈重金在总结越南历史时说：“我们应保持我们固有的好的东西，抛弃腐败的东西，模仿他人的长处，培育出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人格。”*陈重金.越南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25.从古至今，越南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基本上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完全适合越南情况的直接照搬，不完全适合的加以借鉴、修改。

中越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近代以来均遭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蹂躏，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携手互助，赢得了民族独立，并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相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从两国先后沿着具有本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前行以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越南则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少走了不少弯路，这样的“过河方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的政治文化不断为越南提供着“方便法门”。

“对任何哲学的终极考验是它的适应性、道德价值和政治活力”*AlexanderWoodside.Classical Primordi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Agendas of Vietnamese Confucianism，Rethinking Confucianism：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Japan，Korea，and Vietnam，ed.[M].Benjamin A.Elman.John B.Duncan.Herman Oo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2002：116.。在感叹中国政治文化的渗透力、生命力、竞争力的同时，我们更应意识到，当前越南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以及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自主探索和创新，也对中国健全共产党执政理念，建设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民主制度、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非比寻常的借鉴意义，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青、克服历史周期律这一终极考验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