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君(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一、作品与人物简介

梁辰鱼，字伯龙，为明代著名的散曲家，他谱写的传奇《浣纱记》被世人认为是第一部以改良昆腔创作和演出的戏剧。这部剧“以生旦爱情寄兴亡之叹”，全剧四十五出，以春秋时期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吴越争霸的历史事件融入其中，旨在展示吴越兴亡的历史教训。在第一出《家门》中，“看今古浣纱新记，旧名《吴越春秋》”，交代点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题材由来。该剧虽然是以范蠡、西施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涉及到他们爱情故事的篇幅在全剧中不出五出，涉及吴越争霸历史的篇幅则有三十余出，占全剧的四分之三，因此，其更深沉的用意在于“叹兴亡”。

《浣纱记》全剧的故事情节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段落：其一是吴越交战，越王投降；其二是越王忍辱，得赦返越；其三是越王发愤，西施惑吴；其四则是越王破吴，终成霸业。尽管两国的胜负最终由战争来决定，但兵勇将强需要政治与军事智谋。梁辰鱼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寓于哲理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越国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同仇敌忾；而吴国离心离德，骄奢淫逸，这其中就有分属不同阵营的重量级谋臣越国范蠡和吴国伍子胥。这两人虽然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阵营，但敌对双方都是才智过人，有勇有谋，忠肝义胆。梁辰鱼塑造了古代忠臣的典型，也给世人以思考：两个都是忠臣，尽心辅佐，但结局为何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二人忠臣境遇的对比，凸显了古代忠臣面临的一个问题：面对亲佞臣、远贤臣的君主，面对小人的毒害，被教导报效国家、忠君的臣民该何去何从。

二、范蠡与伍子胥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对范蠡形象的认识：侠义之臣

《浣纱记》中，梁辰鱼给予范蠡了一个独特的人性光辉，一个独特的忠臣文人形象。范蠡在剧中分别扮演了三个角色，西施的爱人、越王的臣子、他自己。范蠡先是为了大局抛弃小我，成就国家的兴盛；后为西施，为这个一心倾慕于他的女子，成全一段美满爱情；最后为他自己，为实现自我价值而选择归隐，享天伦之乐。虽然范蠡是忠节重臣，但他最后的选择也是出于对自己的考虑，是成就自我的一种选择。

《浣纱记》虽然以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但这二人交际的行动轨迹很少，未曾多见俩人情感的描述。两人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在第二出《游春》中范蠡首次见到西施便发出：“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的感叹。明人传奇“以色、才、情的相对相称为择偶标准和婚姻基础”[1]，范蠡未曾考虑身份悬殊，不拘泥于门第之间的差异，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固有的观念，从这点上能看出范蠡思想上的进步。而《浣纱记》中吴越之争的情节上，范蠡作为越王委以重任的人才，其政治上的斡旋，军事上的攻守令人赞叹。[2]在之后攻下吴国后，他功成身退，与西施泛舟太湖，这样的选择区别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范蠡与越王采取的是平等、志同道合的相处模式，他忠君、为君主解忧，乃是因为他认同越王的政治理念。范蠡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清了君主的本质，只可同甘苦不可共安乐。虽然越王能够礼待臣下，积极听取臣下意见，但他作为一位君主，其所有的选择皆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量。因此，范蠡虽然忠君，但他更基于对个人自我价值的探索，对人格独立的追求。[3]

(二)对伍子胥形象的认识：忠烈之臣

说起伍员的形象，必然说起他的生平过往，以及他身处的政治格局。伍子胥身怀国破家仇，他自身的责任和他忠肝义胆的性格造就了他对君主的不离不弃，直到他被君主抛弃而有怨无悔，成就了他忠烈之士的形象。

伍子胥是忠君爱国的典范，但同时他也是封建思想下的愚忠，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换取对封建道德标准的追随。“扬忠抑奸”是传统知识分子“兴亡之叹”的宗旨，伍子胥是不幸的，他的不幸来源于他的生平过往，也来源于政局内部的奸臣当道，君主愚昧。他未曾实现辅佐明君、实现宏图大志的愿望。在第四出《伐越》中，伍子胥说他是“楚室亡囚，是何岁飘流吴国。追旧恨避兵江上，潜身芦荻。父怨方酬魂未返，君恩欲报心犹赤。待从头再踏越江山，兵方戢。”[4]从这一曲可见其经历坎坷，国仇家恨集于一身。他一味地劝说吴王勿要亲小人，勿要贪图美色，但这种忠言逆耳对于沉浸在自我膨胀的夫差来说只能是积累了对伍子胥的厌恶。他的失败在于不了解自己国君的性格，“霸业中兴吞宇宙，拥貔貅校猎长洲。蕞尔游魂，弹丸小寇，指日见鲸鲵奔走”[5]，从中可以看出夫差是个刚愎自用、骄横不可一世的愚蠢君王。纵然伍员有再多的才情和韬略，他却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后来伍子胥预见到了他一意孤行劝说夫差的结果，他曾动摇过、困惑过，并向他的好友公孙圣谈心，在十二出《谈义》中可以看出伍员曾万念俱灰下想到归隐，公孙圣劝慰他，让伍员恢复理智信心，更加坚定自己的忠君立场。《在死忠》这一折中，伍子胥发出悲叹：“一味孤忠思报国，哪里肯一念敢忘君。”他愚忠的信念导致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最终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之殉国，以达到自己祭忠节的使命。

三、范蠡与伍子胥忠臣形象不同的原因

《浣纱记》树立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积极奋进的越国和消极堕落的吴国。[6]在这场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敌对双方的两位忠臣——范蠡与伍子胥，其人物性格同样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位都是以忠节为最高准则，但为何命运截然相反？

首先，两个人性格不一样。范蠡身上有一种潇洒之姿态，拿得起放得下，无论是入仕还是出仕都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旨，体现了道家逍遥自在的精神。而伍子胥则代表儒家，强调的是“礼”，他无法摆脱他的思想包袱，无法放弃自己的责任，他淡化了个人，当君子为恶时，他只能以身殉责，完成他忠君的思想。

其次，遇到的君主不一样。越王勾践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勾践可以君王之尊，听从臣下意见，忍受求和屈辱，韬光养晦，就足以说明其眼光之长远，心思之深沉。勾践知人善任，能屈能伸，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人物。而吴王则好大喜功，心智不坚，眼光短浅，容易受到眼前利益的迷惑。

最后，在梁辰鱼《浣纱记》塑造的两位忠臣中，其人物结局上，范蠡比伍子胥聪明，他认为处在太平盛世中的君王要比乱世中显的更多疑，因此在君王达成目标后，他选择功成身退完成对自己人生的把握。而敌对阵营的伍子胥，只是被动去接受君王给予他的命运。伍子胥作为最典型的古代忠臣形象，对国家与君王抱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对吴王来说，伍子胥对他的劝解成为他心中的一根刺，望杀之而后快。

范蠡、伍子胥代表了两类忠臣：第一类知道进退有余；第二类则是忠勇非凡，无所畏惧。但从个人角度来说，范蠡的做法较伍子胥更高明，范蠡体现了一种传统儒家的避世观。“小人方用，君子日消”，这是一种有目的地避世，是一种“君子”免受“小人”之害的防护措施，更是一种特殊的自我修养。而抱有“哪怕有一点报效国家，死又何妨”的伍子胥，其不懂变通的处事风格造就了他悲剧的结局。范蠡身上体现了作者梁辰鱼的文人追求，体现了其对君主任用贤臣和君臣关系平等的渴望，而对于对伍子胥愚忠形象则不苟同。《浣纱记》中塑造的这两位光辉鲜活的忠臣，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追求，同时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思想脉络。

[1]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16.

[2]陈其相.论《浣纱记》的人物形象[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101-107.

[3][4][5]黄竹三，冯俊杰.六十种曲评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35.110.220.

[6]张帆.《浣纱记》中范蠡人物形象分析[J].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1，(3)：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