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也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福克纳在其40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19部长篇和近百部短篇小说。因其“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195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威廉·福克纳的突出成就在于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套“世系”所包含的15部长篇小说和几十篇短片小说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的时代更迭，以及在历史洪流中不同阶级的动荡等，堪称“美国南方史诗”。《献给艾米丽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是其短篇小说代表作，也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第一篇以杰弗生镇为背景的短篇。尽管它发表距今已有80多年，但仍然受到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喜爱，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笔者尝试用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析该作品，以探索造就艾米丽悲剧命运的真实原因。波伏娃在她的代表作《第二性》中，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他者”的概念，并对女性的身份和境遇进一步描述，指出女性是反对男性在一个精神压迫行为中对他们自己进行定义的他者。

一、男权下的他者

“女性如果不是男性的奴隶，那一定是他的附庸；男女两性永远不能平等地拥有这个世界。”[1]在西方社会中，从亚当和夏娃的传说开始，男女两性就是不平等的。男性是理性、客观、文明的象征，而女性则是冲动、欲望、肉体、情感的代言人。这种传统意义下的二元对立观念预示着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以男权为中心的通知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自然沦为“他者”。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以美国战后南方社会为背景，南北战争北方的胜利标志着北方的新兴资产阶级正不断摧毁着南方原有的种植园经济。在杰弗生小镇中，艾米丽所在的格里尔生家族代表着旧南方的庄园制度。贵族女性艾米丽是传统的化身，她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南方贵族标准的评论。小镇居民无法阻止北方工业文明对原本生活状况和秩序的改变，但又想念原来的小镇，因此他们将传统保守、不愿改变的艾米丽小姐看成“纪念碑”般的存在。同时，在小说里，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父权制度持续影响，不曾消失。

波伏娃认为，“在男孩看来母亲是客体，在女孩看来母亲是自我”，女性年幼时，即可以通过父母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对性别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女孩会逐渐意识到，在家庭生活中，自己的母亲要服从于家中的男人，而作为男性的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父母这种直观的差别，使得女性从小就形成了像母亲一样依附的性格。

小说之中，对艾米丽的母亲没有任何描写，她的父亲就是绝对的权威，是父权社会的代表。“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文章中的父亲形象是站在艾米丽前手持马鞭驱赶女儿追求者的男人，在父亲眼里，女儿不过是他的个人财产，是被物化的附庸。“叉开双脚”“背对”的动作显示了父亲的独断专行，“手执一根马鞭”侧面展现了他对南方贵族身份的坚决捍卫，而年轻美丽的艾米丽躲藏在父亲身后，在这幅画中，只能充当布景。

作为一名清教徒，艾米丽的父亲“是美国南方旧传统、旧习俗及没落贵族的卫道士”。在他的观念之中，爱女儿就是将女儿与这污浊的社会隔绝，于是艾米丽从小就足不出户，家里只有父亲和黑奴；爱女儿就是帮女儿保留她贵族的血统，于是“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波伏娃认为，“女人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所以婚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非只和结婚的男女有关，更多的是和个人的家庭、阶级、背景有关，通俗的来说，就是和其父亲有关。如果把婚姻当作是一种契约，那么这个契约是未来的丈夫和自己的父亲签订的，女性只是充当一个中间人罢了。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艾米丽的父亲干脆越过自己的女儿，直接拒绝任何“签约”。

波伏娃认为，“在男孩看来母亲是客体，在女孩看来母亲是自我”，女性还是孩童时，就可以通过家中父母的角色和地位来形成对性别的认知。随着女孩慢慢长大会逐渐发现，在家庭生活中，作为男性的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自己的母亲也要附属于她的丈夫、自己的父亲。权威父亲、附属母亲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家庭之中，于是女性的依附性格从小养成。

二、爱情里的他者

在接受父亲已死这个事实之后，艾米丽逐渐展现出了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这一切都表明艾米丽要和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随时准备崭新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艾米丽遇见了北方工头荷默·伯隆，并迅速陷入爱河。即使面对邻居的质疑，艾米丽也显得毫不在意：“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艾米丽全身心地投入这段感情：“爱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伯’，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由此可见，艾米丽深爱着荷默，并对婚姻充满着向往，她希望自己与荷默的感情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然而文中一开始的“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显然暗示了她的悲剧结局。荷默是“无意于成家之人”，甚至有着同性恋的倾向，“自己说他喜欢和男人来往”，工程结束也就意味着他的离开。

和艾米丽的父亲一样，荷默也有一条马鞭，经常驾着马车“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缰和马鞭”。不论是旧南方的父亲，还是新北方的爱人，“马鞭”代表的是男权的绝对领导，控制和支配艾米丽的马鞭只不过是换了个人罢了。男权当道的社会是不允许女性通过反抗来获得幸福的，她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婚姻，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任何重大的事情可以期盼了，因此艾米丽走向极端和毁灭是必然。

三、环境中的他者

在“他者”的基础上，波伏娃还吸收应用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材料，其中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生物学等，并提出观点：“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为叙述人，用第一人称进行主要叙述，如“我们都相信一定会和她结婚……”“我们把这一家人看作……”“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我们都高兴看到她……”等，“我们”关心着艾米丽的生活，观察着艾米丽的变化，替她高兴，为她惋惜。不难看出，“我们”和艾米丽在杰弗逊小镇一同生活，由此“我们”才能去观察、了解和揣摩她的行为言语，艾米丽悲惨结局在镇子上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于是“我们”发出最多的感慨就是“可怜的艾米丽”。

发现荷默是无意于成家的人，我们在百叶窗后不禁要说一声：“可怜的艾米丽”；发现艾米丽和荷默发展不寻常时，“我们”认为她忘记了“贵人举止”，不禁感慨：“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的身边”。艾米丽是全镇人的话题，“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开始时，他们只是议论和感慨，后来“我们”干脆干涉起了艾米丽的生活，听说她要和荷默结婚，“我们”先是让牧师上门劝说，后来甚至写信给艾米丽的堂姐妹，终于达成目的，棒打鸳鸯。“我们”监视艾米丽的行踪，干涉她的生活是对她的关心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监督实际上是一种舆论，它将艾米丽牢牢地压制在了原有的价值体系下，当身体稍有远离，就死死地拉扯，让艾米丽透不过气。

波伏娃认为，“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换句话说，主体的确立需要他者的存在，需要与之进行区分和比较，因此他者作为主体实现自我的途径和手段必不可少。

所以，“我们”对艾米丽的不幸是毫不关心的。这种毫不关心是因为即使在环境之中，艾米丽也是“他者”的角色，是“我们”眼中的异类：她数十年不外出，只有一个黑人男仆拎着个篮子，从她的房子进进出出；她从不和外人交流，甚至拒绝纳税；她的房子传出的怪味是由于30岁了没有结婚导致的；“她要自杀了”，“我们”也都说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没人在意艾米丽的死活……艾米丽过世时，“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毫无情感、采取看热闹态度的“我们”，加深了艾米丽对人性的不信任，也使她最终选择离群索居、自我封闭。

波伏娃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因此，女性如果想要摆脱这些习惯和传统带来的束缚，改变作为他者的地位，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对所处的环境，甚至整个文明体系进行反抗，这就预示着最后的结果——女性是无法摆脱这种束缚的。

正如福克纳所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一个被性政治制度残害、背叛的一个女人的故事。”艾米丽在父权制度下，在爱情里，在社会环境中，作为“他者”终究难以摆脱悲惨的命运，女性意识绝望而扭曲，觉醒的火苗最终熄灭。福克纳用历史的笔触描写了美国南方女性的悲惨命运，通过艾米丽这个南方传统的继承者和背弃者，有着复杂而矛盾形象的悲剧人物，表达了自己和同时代人感受到的痛苦和无奈，不安和怀疑。他嘲笑艾米丽的孤傲、死板，又同情她的凄惨、孤独。最终，他选择为渴望新生、渴望独立、渴望爱情、渴望一切美好事物的艾米丽献上“一朵玫瑰花”。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