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婷婷

（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系，新疆阿克苏 843000）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其成就极高。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评价说：“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颂弗衰。”[1]同时，作为一部典型的爱情悲剧，小玉的遭遇无不令人惋惜同情，有情人却不能终成眷属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在《霍小玉传》中，真正悲剧的人物当然不只小玉一个，李益、小玉的母亲以及后来李益的妻子都是不幸的，正是这些人物各自的不幸，反射出当时整个社会的不幸，悲剧的个人性和社会性相结合，才让人感到无可奈何、无力反抗的绝望和痛苦。但文学作品的悲剧亦是美的悲剧，尽管作者蒋防在创作时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其创作意图正如卞孝萱先生认为的那样，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他在《唐传奇新探》中指出作者极力刻画李益的“重色”和“负心”，企图引起人们对他道德上的批判，从而达到迎合李绅元稹等人的目的。但是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并不一致，同时作品中的社会问题、审美意识也被无意中表现了出来，不可不说是对这部爱情传奇的成全。

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霍小玉传》的悲剧性。

1 《霍小玉传》中人物的悲剧

首先，从小玉来说，共有三重悲剧。小玉本是霍王之小女，无论是霍王李元轨还是嗣霍王李晖，总之从小长在王府之中，极受父亲宠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母亲只是身份地位非常卑下的婢妾，自己更是庶出的卑下的婢妾之女，而不为兄弟所容，被驱逐出王府，“易姓为郑氏”，一个天真无邪的美丽少女突然遭此重大人生变故，由于出身的卑贱而这个个人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事实所承受的痛苦，这是小玉的第一重悲剧。既然离开了王府这个生存基础，流落在外的弱女子又能如何谋生呢？那个时代里，出生的卑贱似乎就只能选择卑贱的生活的方式，卑贱地活着，流落娼门何尝不是女子的无奈，供人娱乐，遭人白眼，这是小玉的第二重悲剧。遇到李益以后，得到两年了“极其欢爱”的幸福生活，可是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李益一旦授官便离她而去，尽管约定了八月相见而李益并没有来赴约，而是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另娶高门女子卢氏。为此李益“远投亲知，渉历江淮”筹集“聘财”，欲断小玉之望。而小玉则是“数访音信”“博求巫师”“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直至一病不起，缠绵病榻，还是不忘典卖家资去寻找李益，李益明知小玉的情况却依然躲避不肯出现，致使最终小玉因相思成疾而命丧黄泉，为了一个放弃盟约始终不肯来见自己的人，而苦苦等待、苦苦寻找，最终耗尽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小玉的第三重悲剧，以年轻美丽的生命为代价求爱而无果的深层悲剧。

其次，从李益来说，也有三重悲剧。李益初次遇到小玉，“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即为小玉的美貌而倾倒，中宵之夜为小玉信誓旦旦地许下盟约，“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可见当时二人互相倾心的事实，并且过了两年“日夜相从”的生活。直到李益即将赴任，小玉发出八年欢爱的短愿，李益还说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无论后来如何，至少李益在说这些话的当时，也还是真挚地爱着小玉的。但是由于各种人力无法抗拒的原因，李益选择迎娶卢氏。相爱却不能相守，对李益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痛苦，这是李益的第一重悲剧。在离开小玉之后，李益无法按时赴约，更因为他将要迎娶卢氏，更无法去面对小玉，“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所以他选择躲避，但此时的李益不是没有感觉，他也在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在即将进入郑家时，“生神情恍惚”，见到小玉后竟无言以对，外在的沉默，往往内心早已风起云涌无法平静，这是李益的第二重悲剧。小玉死后，“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可见其内心的悲痛终于爆发出来，对于小玉他也是真心的。在娶了卢氏之后，依然“伤情感物，郁郁不乐”，想必是内心愧疚之极，以致后来得了疑心病，休妻杀妾，家无宁日，这是李益的第三重悲剧。

最后，对小玉的母亲和卢氏来说，她们均是不幸的。小玉的母亲，是地位非常低下的奴婢，即使得到霍王的宠爱，也依然无法改变身份地位。即使生下了霍王的孩子，也只是庶出，是婢妾的孩子，也依然无法得到尊重。在被赶出王府之后，只有和女儿相依为命，只有靠女儿才能生存下去。在小玉死后，年纪四十余岁的她又将如何谋生，这是社会下层人物的悲剧。然而即使是名门望族，也不一定能拥有幸福的生活，卢氏就是这样一个出身“甲族”却依然不幸的女子。书中并没有对卢氏有过多的描写，仅仅只是交代了她的出身以及后来婚姻悲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她的人生亦是操纵于他人之手。婚姻是父母的安排，被休离弃是丈夫的决定。在命运面前，她也是无力反抗的弱者，这又何尝不是上层人物的悲剧。

2 《霍小玉传》悲剧的原因

首先，从客观原因来说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时代风气所导致的悲剧。在唐代，有良民和贱民之分，而贱民中又有高低之分，私奴婢是贱民中最卑贱的。小玉的母亲则正好是私奴婢，小玉最后沦为妓女，妓女也是贱民，是社会地位最为卑下的人。同时唐代也承袭了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社会制度等级森严。据刘餗《隋唐嘉话》卷中记载：“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为七姓，恃其望族，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2]。五姓七族，累世高门。而李益恰恰属于陇西李姓，从森严的等级制度来说，小玉和李益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是完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由于门阀制度制约着婚姻制度，高门为了维持其血统的纯正，不与外人嫁娶，而士人又偏偏把能和高门望族通婚当成荣耀。所以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李益要娶小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另外，李益是个孝子，李母为他安排的婚姻对他的个人前途是有帮助的，同时也体现出家世的利益，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愿。在当时“一个士人，要在政治上谋求发展，则以从进士出身最为可靠而荣耀，而要在社会习惯上受人敬重，则宜系出世代旧族。所以最理想的情形就是‘仕’则由进士，‘婚’则与高门。[3]”李益既然早已中进士，那么就只差婚与高门了，这也是必然的选择了。这也似乎可以理解李益为了百万娉财，远投亲知，而无颜再与小玉相见，即使他对小玉有情，也不得不割舍了。在现实的利益面前，爱情往往不堪一击。

其次，从主观原因来说男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也导致了其自身的悲剧。小玉本是无邪的纯真少女，自从被赶出王府流落娼门以后，对人情冷暖有了一定的认识。然而她又是那么的渴望爱情，希望通过美好的爱情保持自身的洁净，希望通过幸福的婚姻拯救自己于苦海。于是她但求一个“好儿郎”，“不邀财货，但慕风流”，遇到李益之后便全身心的付出。然而她也有所忧虑，不知此刻的欢爱能否长久，她明白“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道理，“极欢之际，不觉悲至”。李益赴任前，小玉已经知道他此去“必就佳音”，却依然放不下浪漫的爱情，提出八年短愿的爱情理想。明明已经知道自己与李益之间地位悬殊，知道李益必将追求高门的婚姻而舍弃自己，却还是舍不得放不下，甚至耗尽资财去打听李益的消息，也未免太天真了，她的执着最终让她失去了生命。而李益性格上的弱点很明显是懦弱妥协。李益二十岁“以进士擢第”，又“门族清华，少有才思”，难免“自矜风调”，正是少年得意的踌躇满志之态。“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匹配自己的才貌俱佳的女子来彰显自己，似乎又有些自恋了，但也无妨，这毕竟是士人的通病。从他对小玉所发的誓言和与小玉同居的两年里“日夜相从”，可以看出李益还是真心爱着小玉的。但是在母亲安排了甲族卢氏的婚姻后，李益却并没有反抗，只是“逡巡”而已。一方面是母亲“严毅”，更重要的是李益对现实妥协了。在愆期之后，李益不敢面对小玉，也许他希望小玉自己能断了念想。在得知小玉缠绵病榻之后，李益更是躲避起来，内心的愧疚使他更无法面对小玉。即使最后被黄衫豪士拖进小玉家中，李益始终一言不发，这就是李益的懦弱。

3 《霍小玉传》悲剧的美学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将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好的事物被毁灭，总是令人感到心痛绝望，但正因如此，悲剧才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小玉心灵的高贵与地位的卑下，深挚的情感和被弃的命运，美丽的生命与生命的毁灭，无疑具有强大的悲剧感染力。

小玉的形象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痴情”女子，正是她的痴情更反衬出李益的负心。关四平在《唐传奇霍小玉新解》中提出小玉应该是“至情”女子，是能够和杜丽娘相提并论的，李益也并非“负心”而是“负约”。汤显祖改编《霍小玉传》为《紫钗记》，删去复仇情节，让小玉死而复生，正好符合汤显祖的“至情”理念，“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者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在这里，小玉是情的化身，她的美在于她对爱情全身心的投入，以致最终为情而死。

小玉的美，除了她外在的容貌“资质秾艳”“高情逸态”，她还“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体现出她的才貌双全。同时小玉的品性具有超凡脱俗的一面，她求“好儿郎”，却“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可见她更看重对方的人品和格调，超越了金钱地位这些世俗的东西。小玉追求理想的爱情，甚至不惜将一生的追求浓缩为八年的真挚爱情，“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夕之愿，于此足矣”，爱情就是她的生命，因为在这八年以后，她的生命就结束了，而她也已经准备好了为了爱情而放弃生命，这正是至情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