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红

我敢说，母亲的脚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

脚底板厚厚一层老茧，坚硬无比；足肤的裂痕犹如干枯的河床纵横龟裂，脚后跟的皲裂处往外流血，不得不一年四季贴着胶布；脚背上道道青筋凸起，脚趾弯曲变形，发黑的指甲突起，像卧着十只僵死的甲壳虫。记忆之中，母亲从来没有穿过凉鞋，天再热，仍是一双棉袜套在布鞋里。母亲爱用热水泡脚，待到脚泡软了，便弯腰低头抱起一只脚拿单面刀片一点一点削死皮和老茧。每半个月，需得认真地修理修理，若非如此，母亲的脚便疼得走不了路。母亲修脚的画面刀斧电烙般地刻进我的脑海之中。几年前，去德国旅游，专为母亲买回一把修脚工具，母亲十分开心，用过之后，说很好使，修脚没那么费时间了。

母亲的脚饱经风霜。

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一双脚，便拥有了把万难踩在脚下的勇气和力量。

一

年轻时的母亲，只有一米五的个儿，身材矮瘦，脚蹬35号布鞋，走起路来脚步细碎、匆忙，犹如随时躲避危险的羚羊，身上永远飘散着一股难闻的来苏水味。

印象中的母亲只要醒着脚从不闲着。上班下班，洗衣做饭，收拾家务，一溜小跑脚下生烟。母亲休息就是坐在缝纫机前，咔哒咔哒的声音里一双脚上下翻飛。

母亲在克拉玛依职工医院当了一辈子护士，直到退休一直三班倒。小时的我不知道母亲工作有多辛苦。母亲上班期间不分中午晚上，吃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母亲得快快地跑回家生炉子做饭。父亲是山东男人，骨子里渗着大男子主义思想，视干家务为男人的耻辱。父亲一辈子理所当然享受着母亲的关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母亲心疼父亲的腰受过伤，连担水劈柴的活也包揽。母亲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必须承担着家的繁重，没有闲暇。母亲的闲暇都被没完没了的家务填塞得满满当当。为了节省时间，母亲干什么活都得快，快，快，像后面有人用鞭子撵着。

一路小跑到家的母亲，第一件事是生炉子。过去的炉子不比现在用天然气，轻轻一拧就着。那时生炉子费时费事，得先把报纸揉成团放进炉里，再把薄柴搁在纸上，木柴之上再放小块的煤。生炉子需要时间，而母亲最缺的正是对于时间的耐心。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我的大脑里自然而然地跳跃着母亲被煤烟熏得气急败坏的脸。

经常是饭出锅了，上班时间也快到了，母亲饿着肚子又一溜小跑回医院。

小时候，羡慕同院的隔壁邻居李叔叔一家。下了班的一家人分工明确择菜做饭，饭吃得从从容容、有说有笑。而几米之隔的我家桌前，吃饭像受刑，不许讲话，时间不许超过十分钟，谁要抬头讲话，父亲的筷子劈在脑壳上，像一道闪电穿透大地，所到之处一阵灼痛。为了图快，母亲做得最多的是疙瘩汤和面糊糊，吃得我想起来都想吐。母亲现在常抱怨，和我们一起吃个年夜饭也了无生趣，忙活了大半天，不到十分钟便风卷残云，作鸟兽散。人的习惯一旦养成，便很难改变。如今，我们到了可以从从容容吃饭的年龄，却如何也从容不起来了。

顾不得吃饭的母亲，需要我和大弟轮流送饭。给母亲送饭是我童年岁月最为惊恐的经历，那种不寒而栗的穿越像恐怖片一次次演绎、强化，直至穿透我遥远的梦境，像影子伴随我终生。

没有楼房之前的克拉玛依职工医院是一栋工字形的苏式建筑，工字形的正中间前方开出一个大门，大门正对一个巨大的水泥照壁上，书写着毛泽东笔力恣肆，略微左倾的书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大门工字正好围出一个宽阔的院落。工字形的正中央后面连着一个长廊，像榔头的把手，出尽头的侧门便是住院部。从工人新村出来，约走五分钟，进入医院后门，绕过左边住院部，便进入工字形的长廊，需要直走，右拐再直走，才能到达工字形的最前端，那里是母亲工作的急诊室所在。

长廊的房顶很高，两边儿都是工作间，没有窗户，光线昏暗，夏天室外再热，长廊里阴风凄凄。白天有人来往，情况尚好。晚上，通过几十米长的走廊，犹如穿过阴森的古墓隧道。进了侧门，右边首先是放射科，放射科吊着一条白布帘子，微风一吹帘子就掀起来，露出一具完好的人体骨架，头颅上空洞的两个大眼窝下，两个坳陷进去的鼻孔，两排牙齿整齐地呲着，再往下看胸骨肋条腿骨，甚至手和脚趾的每一个小关节都严丝合缝地排列着，看得一清二楚。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越是害怕越是想看，眼睛不自觉地瞄过去，直到白光闪过，魂像被吸了进去，每一根头发丝儿都竖了起来。往前走的一段路，左侧要拐弯的房子里躺着一个男人。母亲说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因为工作摔成植物人，他身上插满了管子，像一只蛰伏在暗处的巨大蜘蛛，浮肿的脸惨白如纸，长期不见阳光，没有一丝血色。还没有走到门前，就听到他呼噜呼噜的喘气声，像从地狱发出的召唤。这个人就在这间房里躺了七八年，几乎伴随了我整个的童年。

这条走廊我几乎每次都是闭着眼睛跑过去，速度能多快就多快。向右拐个弯儿灯光稍稍亮了点，我放慢脚步喘一口气。这条长廊里有暖气，每隔一段放着病人排队坐的木椅。一个神经病女人把这里当成了家，她蓬头垢面，破棉袄里什么也没有穿，不知为何她喜欢袒胸露怀，一对干瘪脏兮兮的奶像两只空布袋当啷在胸前。神经病女人克拉玛依人家喻户晓，据说她以前是个高中生，因孩子死了受了刺激就神经了。白天她在克拉玛依城四处游荡，晚上就到医院的走廊里睡觉。我害怕的不是她睡觉，是一种不可预测的未知，她迷离的眼神是深不可测的陷阱。这条长廊不只为神经病所独占，同时还是城市里无家可归人的寄居所。走在这条走廊里对我来讲无疑于穿过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在长廊里我遇到过露阴癖的骚扰，遇到过一个被人丢弃在椅子上的婴儿。向右一拐，眼前豁然一亮，急诊科一年四季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我悬着的心终于可以安放下来。

这是一条母亲工作的必经之路，母亲熟悉这条路像熟悉她自己。母亲的大胆是有名的，她遇到抢救不过来的人，别的护士不敢送太平间，母亲不怕，她敢一个人半夜三更把死人推去太平间。母亲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婴儿死得很多，她常常一胳膊抱着一个死婴，太平间死人太多，来不及运走，门都打不开了，母亲就从窗户往里扔，像扔一块砖头。endprint

我的遭遇从来没有给母亲说过。

在母亲心里，也许她从未把我当成需要呵护疼爱的胆小女孩儿，她希望我和她一样能干大胆泼辣。这是我童年的不幸，亦是我人生的大幸。

二

工作时的母亲像换了一个人。

她的脚步仍然细碎，却轻盈而沉稳，对病人和颜悦色。母亲穿着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圆圆的护士帽盖住她的浓而硬的短发。大多时候坐在注射室一把刷了白漆、背面用笔写着“急诊科”三个红字的椅子上，她的前面排着蛇形的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全都等待母亲为他们打针。排到跟前，病人递上注射单，母亲认真地查看，从盒子里取出一小瓶干粉，注入液体摇匀，再抽到玻璃注射器中。玻璃注射器透出柔和的光，不像现在的塑料注射器，含混缺少质感。病人在母亲面前有些难为情地退去裤子的一角，露出半个屁股，母亲只需用手一按，准确而有力地把针扎入臀肌。病人嘴角痛得咧扯一下，也只是一下。母亲边和病人聊天，边用手指轻轻地挠扎针周围的皮肤。倏忽，病人平安下来。打完一个，母亲就在他的注射单上划上一道，有人已划了两三个“正”字。母亲说，推注射器是有功夫的，要非常均速地推，不能猛然推进去，那样药化不开，会在肌肉聚成硬疙瘩，病人屁股很痛。做护士打针，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爱心。

母亲在医院里变得爱说话，时常和病人聊天，说些家常，时间久了，母亲有了许多病友。我去多了，有些病人认识我，有时在我面前夸我妈，你妈态度好啦，针打得好啦，心善良啦。这些我都不爱听，这些和我没有关系，我希望的是母亲在家也能这么温柔。有时我甚至嫉妒起病人。我五岁的弟弟有一次因得病母亲天天陪护他，给他吃水果罐头，尝到甜头的小弟病好了还装，赖在病房不回家。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可没有弟弟的本事。就是装，母亲也不会理会。

我十三岁的那年夏天，我们一栋房子的阿姨自杀在家里。她儿子急匆匆来叫母亲，母亲三步并做两步跑进一墙之隔的阿姨家。我胆小，不敢过去看。听到母亲的脚步一阵忙乱，不一会儿，回来对我父亲说，不行了瞳孔放大了。怕身子硬了不好穿衣服，和我爸商量说前几天给我爸做的新短裤给嫂子穿吧。父亲没有反对。短裤是用白面口袋布改做的，一个屁股上一个“革”字，一个屁股上一个“命”字。“文革”期间，面口袋上印着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隔壁阿姨就是穿着屁股上有“革命”两个字的短裤下葬的。

我小姑三岁的女儿误喝敌敌畏，生命垂危。在家休息的母亲听说后立即赶赴医院。母亲赶到医院，小姑和姑夫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小姑几度昏死过去，姑夫抓着母亲的手不停说，嫂子，咋办？咋办？

母亲又是救小姑，又是救孩子，表情沉着镇定，脚步一点也不慌张。大约抢救了半个多小时，母亲从抢救室里出来，摘下口罩，对姑夫说，放心吧没事了。母亲脸上密密的细汗闪着光。那一刻，我真得佩服母亲的勇气和沉着。

母亲回到家里火气就大，母亲发起脾气来不管不顾。有次母亲做着饭，发现水桶里的水不够用了，支使我大弟去村里的水井房提桶水。六七十年代的克拉玛依城，被公路规划成一个个象棋格，每个新村中间都有一座自来水房。一个新村的几百户人家全在这一座水房打水。我家住的工人新村离水井房只隔了两栋房子，并不远。那天，弟弟犯了犟，母亲喊了几遍不动地方，母亲火了，举起正在切菜的刀朝弟弟抡过去，弟弟眼疾腿快，刀落下的位置距离弟弟飞奔的脚跟不足十公分。还有一次，也是母亲让弟弟去小院房顶上拿柴火，弟弟不情愿，母親抓起炉子上一壶烧得滚烫的开水扔了出去。开水在弟弟身后溅飞。这个水壶也够结实，除了砸得凹进去一个深深的窝，和我那命大福大的弟弟一样完好无损。四十多年了，直到现在母亲仍然用它烧水。多年后，这两件事成了母亲和弟弟之间的笑话。弟弟每每提起来，便问母亲，我是你的儿子啊妈，刀不长眼，万一你一菜刀把我砍死，一壶开水砸到我头上怎么办？母亲抿着嘴笑，笑着笑着眼里晃动着莹莹的泪花。

三

父亲比母亲过世早。母亲过六十岁生日之后，便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准备。母亲一生没有存款，唯一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留给她唯一的孙子。她亲手为自己缝制了百年后穿的老衣，包括鞋子、袜子、枕头和被褥。丝绸料子，质地柔软、色彩鲜艳，一如当年和父亲结婚。这些衣物锁在和父亲结婚时买的木箱里。母亲一辈子爱美爱干净，她想从从容容去见父亲，而不是穿着寿衣店粗制滥造的衣服。

母亲的娘家和父亲的妈是姑表亲。十八岁的母亲，在两家亲人的撮合下嫁给了二十岁、在济南当兵的父亲。

母亲是孤儿，五岁即失去双亲。母亲的姐姐可怜小妹，把她接自己家，可是，姐姐家的三个孩子也都是黄嘴雏燕，嗷嗷待哺，添了一张嘴，姐夫不高兴，不高兴就打骂姐姐，姐姐受不了，只得把妹妹寄养在亲戚家。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年代，谁家的光景不惨淡，姐姐家养不起，亲戚更靠不住，母亲成了一名讨饭孤儿，每天为一顿饭不知要跑多少路，看尽了别人的冷面。母亲一年到头趿拉着一双破布鞋，穿着她父亲遗留的一件黑棉袄，即是衣也当被。晚上随便找个草垛扒拉一个窝睡下。棉袄上爬满了虱子，母亲睡了，虱子不睡，没日没夜地叮咬母亲。虱子的本性难改，和眼鼻朝天的有钱人一样，在母亲的身体上，夜夜笙歌欢宴。寒冬腊月北风呼号，饥寒交迫的母亲像小狗一样蜷缩着，破棉袄盖住头就顾不了脚，母亲用她的小手捂住自己的脚，每晚冻醒几次，手和脚上的冻疮生满了，天一热就溃烂流脓，每一天都像在煎饼鏊子上滚过一回。母亲是一株寒风中瑟瑟的野草，每一季的风雨飘摇都在生与死的边缘。

五岁到十三岁，整整八年，中华民族进行旷日持久的抗战，母亲也在用她稚嫩柔弱的身体与生命展开艰苦卓绝的抗争。

疾病不怀好意地在母亲童年的道路上预先埋伏，疟疾、血吸虫病、肝炎、肺痨、牛皮癣，哪一种病都是致命的，每一次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而牛皮癣则像一潜伏在母亲身体里的敌人，遇到风吹草动，便跑出来“反攻倒算”兴风作浪，一次次让母亲不得不咽下苦难岁月遗留下的恶果。母亲说人来到世上，一辈子吃多少苦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年轻时吃苦，老了享福；年轻时享福，老了就得受罪，反正没有不吃苦就下世的。endprint

新中国给予了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少女做人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资助母亲上学，十八岁小学毕业后，梦想继续读书。当兵的父亲在村里有自己的意中人。长大后我见过父亲的意中人，绝对没母亲漂亮。爱情是一种情愫，是心里的感觉，像薄雾笼烟的湖面，有时与相貌无关。如果不是家庭强压，母亲和父亲会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葳蕤。婚姻破坏了他们，也重建了他们。

父亲转业到克拉玛依油田后，也就是1959年秋天，母亲也登上西去的列车。车上一千多名花季女子，桃红柳绿，歌声伴随列车的轰鸣，摇曳着一张张溢着青春的脸。火车从济南出发，过郑州，穿兰州，一路向西，最终停在一个叫武雅的小站。大大小小的砾石，一直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间土平房候车室被车箱里下来的排山倒海的人流差点儿挤爆。每个人得到一杯水，一个干馕和一些咸菜。吃惯大米的城里姑娘哭了。母亲每次说到这里语气里飘渺着一种复杂的情愫，透过她混浊的眼，我仿佛看到一千多名女子，沿着铁路线解决内急的壮观；看到一千多名女子在星光下和衣而眠；看到戈壁滩粗粝的风刀一样刮过一千多张娇嫩的脸……我无法穿透她们的内心，可我通过母亲知晓她们的未来，等待她们的是岁月漫长的刑罚。她们在生活的刑罚中麻木，也在生活的刑罚中坚强。从憧憬的云端跌落，女人们预感到了什么。所有的人抱头痛哭，哭声被戈壁滩的风撕裂着消失在远方。所有的哭声里没有母亲。

母亲的苦早在十三岁之前已受尽，对母亲而言，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其他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没有困难能打倒一个懂得饥饿的人。母亲的乐观和笑靥，是一种勇气，犹如严冬里盛开的腊梅。一日，女人们挤上了一辆又一辆敞篷汽车，颠簸了几天几夜之后，终于抵达克拉玛依油田。喧天的锣鼓搭建起相见的鹊桥，乌压压的汉子们，黑头发，黑面膛，黑衣服，那些转动的白眼球像闪烁在她们眼中的满天繁星。女人们认不出经漠风雕琢、黑油晕染的汉子们，哪个才是那张属于自己的面孔。

母亲挎着一个花布包袱，脚穿着一双绣花鞋，默默地跟着父亲走进了他们的第一个家。那是一顶帐篷，铺在地上的一床军用被褥，灰暗的土黄色亦如母亲灰暗的心。

如果登上克拉玛依北面的山峰向南望，大地由北向南缓慢倾斜，戈壁滩一览无余，夹缝杂乱生着胡杨、红柳、柽柳、骆驼刺，间杂野枸杞、苦豆子和狐狸尾巴似的疆芸。母亲认识并熟悉这些植物是后来的事，犹如适应和熟知父亲。这个过程留存在我母亲的记忆深处，历经半个世纪反复演绎，早已模糊不清。

早期的克拉玛依，盛产石油的同时还盛产大风，像一位母亲的两个儿子。石油是沉默寡言、躲躲闪闪的大儿子，大风是娇纵任性，恣意妄为的小儿子。而年轻的石油人在探寻与抵抗中掘进。

载着父母梦境的帐篷，如一叶小舟在大海中颠簸，猛烈的风，有时把帐篷掀翻吹跑，少得可怜的锅碗瓢勺叮当翻滚着不见了，像消散在空气中的音符。母亲手里紧紧抓着绣了一对鸳鸯的手帕，风追赶着父亲，父亲追赶翻滚的帐篷。女人们嘤嘤的哭声和磅礴的泪被风瞬间撕碎。没有风的夜晚，四周的野狼嚎叫、成群的黄羊搅碎宁静。白天一人发一脸盆水，兼做饭、刷牙和饮用，若想多得一杯水都是奢侈。在没有水源的戈壁荒原，水比石油还金贵。不难想象，成千上万的年轻男人和女人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澡，蓬头垢面，臭气熏天，在荒野之上蚂蚁一样地工作着，许多女人因了无法清除的虱子而绝望。有饭吃、有工作干、有工资拿，是母亲梦寐以求的生活。母亲说她一次也没有哭过，母亲的苦难，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尽，能够坦然面对一切。许多人悄悄地逃离，有女人也有男人，他们躲避了风，也背叛了石油。而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相信父亲、相信生活、相信未来。不久后，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出生了，婴儿脆亮的啼哭像一道道彩虹照亮他們亲手搭建起的地窝子。有了这些孩子们，就有了建设与发展理由的动力。父母这一代人注定是奠基者、创业者和受难者。他们的双肩一头担起儿女们的幸福，一头担起一座石油城。儿女和城市在他们的理想中生长、壮大，并不断向远方延伸。

四

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

吵架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为钱。

父亲是个绝对的孝子。在家里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是家里唯一有工作，条件最好的人。父亲自觉自愿毫无怨言地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却不考虑这负担有多沉重。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过百元，母亲每月雷打不动地给父亲的老家寄二十元。邮局离我家远，母亲又不会骑自行车，全靠步行。母亲不是不想学车，母亲个子太矮，在只有“二八”加重自行车的年代，母亲把车座放到最低仍够不着车蹬。奶奶爷爷正是用母亲每月寄去的钱，集腋成裘，为他的三个儿子盖起了新房。生活中的母亲不太会计划，这种生活的技能没有母亲传授予她。这是作为孤儿的缺点，怨不得母亲。父亲问起母亲寄钱了没有，母亲不能说没钱，缓缓。只要说没钱了，父亲马上翻脸，逼着母亲去借也得寄。母亲觉得很丢脸，不愿张口向人借。母亲让父亲自己去借。为此两个人吵起来，吵着吵着不单单是为了钱的事，又扯出陈芝麻烂谷子，于是愈吵愈烈，有时文斗升级为武斗，母亲一气之下哭着走了。母亲离家出走不止一次，每一次的脚步都是斩钉截铁、毅然决然。年幼不谙世事的妹妹哭着喊着追出母亲好远。妹妹的哭喊声嘶力竭，母亲无动于衷。父亲也不追，我和弟弟们也不追，因为顶多半天，母亲细碎匆忙的脚步又会在我们耳畔响起。母亲沉默不语，该干吗干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当然，这种情况也有意外，有一次，大概母亲真的伤透了心，整整一晚上没有回家。父亲也不那么淡定了，出去找了几次无果。第二天一早母亲回来了，两只眼睛红肿像两只烧坏的灯泡，母亲病倒了，得了肾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

平心而论，父亲和母亲婚姻不美满，尽管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厮守一生，苦乐与共，然而也相互伤害、抱怨、争吵。父亲去世前几年开悟似的，突然疼惜起母亲。可惜美好像太过短暂的春天。父亲生命的长度停留在四十八岁的年轮，接下来的路抛给了瘦弱的母亲独自踟蹰。父亲去世后，我们四个孩子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没有一样她不操心的。十七岁的大弟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克拉玛依一厂当了一名采油工，可是大弟从小身患肝病，劳累就犯病。母亲一趟一趟找大弟工作单位的领导，把大弟调到了工作相对轻松的库房当保管员。八十年代大学生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小弟大学毕业分回克拉玛依油田。小弟对母亲说他在大学期间谈了一个女朋友，感情很深，求母亲想办法把他和女朋友一起分回来。为了小儿子一生的幸福，母亲的腿都跑细了，低声下气求了这个求那个，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招工的领导被母亲感动，最终小弟总算如愿以偿。endprint

我矮瘦的母亲用她坚韧和乐观，勉力支撑起一个家，为我们四个孩子挡风避雨，直到我们一个个长大。

父亲去世后，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母亲不会再给父亲的老家寄钱了。可事实出乎我们的预料，母亲仍然如父亲生前一样，雷打不动地每月往老家寄钱。从1984年直到2004年我爷爷去世，二十年的坚持，母亲非但没有怨言，反而要求我们把上班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也寄给爷爷。母亲说不能让你父亲的灵魂在地下不安。我想，这正是母亲的可贵与伟大之处，母亲的一生无愧于父亲，这是母亲献给父亲最无私的爱。

八十年代后期，家里条件转好后，退休的母亲开始惦记每一位曾给过她一口饭吃的亲戚，寄钱寄物不说，还千里迢迢去看望他们。对此，我们做儿女的颇有微词。当初他们对你那么不好，这是何苦？

母亲说，你们千万不能这么想，当时谁家都困难，没有他们给我的一碗稀饭，一块地瓜干，一点剩菜，我哪能活到今天，哪里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哪还能有你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要懂得感恩。

五

说来惭愧，现在我知道孝顺母亲，年轻时不喜欢母亲，确切地说，我与母亲不亲。

我与母亲不亲是有原因的。

在我两岁的时候，上班的母亲实在无力同时照看我和刚出生的弟弟，只好把我送回山东日照老家。我是新中国的石油行业的第一代留守儿童。整整六年时间，我由奶奶爷爷抚养。从离开出生地新疆克拉玛依的那天起，连接我和母亲之间的感情纽带訇然断开。我两岁半之前的岁月被彻底删除，我的记忆里唯有爷爷和奶奶。缺失的母爱令年幼的我极其敏感多疑倔强，回到父母身边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适应。我和这个家格格不入。

和母亲不亲导致我极度叛逆。母亲喜欢安顺听话会干女红的女儿，而我偏在老家被奶奶惯坏，整日在田野里疯玩，性格像个男孩儿。我所有的生活技能都是在母亲的逼迫下学会的。比如洗衣生炉做饭、和面擀皮包饺子，蹬缝纫机和缝棉被。往往是母亲让我向东我偏向西，单单揉面这一件事，母亲让我用左手，我就非得用右手揉。母亲教着教着火就窜到头顶，气得非骂即打，我也反抗愈烈。母女之间战争不断，像一对生死冤家。

我始终觉得，母亲她不爱我。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是一个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暑假。正在缝纫机上做活的母亲，大声地喊正在院里踢沙包的我去生火。平常见母亲生火往炉子里倒一点汽油，炉子燃得非常快，已十一岁的我不知道汽油是不能往有火的炉子傾倒。我把汽油往炉子倒入的刹那，火苗忽地一下窜到了屋顶，我吓得扔掉了一满瓶的汽油，汽油熊熊燃烧。闻讯从里屋冲出来的母亲吓傻了，大呼小叫。喊声惊动了隔壁的赵叔叔，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叔叔提着一大桶水冲入伙房，顺着地上猛泼出去，火势骤然减小。火灭后我才觉得自己小脚钻心的疼，撸起裤管一看，小腿正冒着蓝色的火苗，发出一股焦糊的味道。母亲大概被吓坏了，不管不顾骂我，我疼得大哭母亲全然不理会，还是隔壁的阿姨让他儿子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后来伤口感染化脓三个多月才好，从此，腿上留下永久的伤疤。因为这件事，我深深地恨自己的母亲，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妈，我干吗要爱她，这是我当时以为很正确的逻辑。

初中毕业后，喜爱读书的我非常渴望读高中，上大学。可是，母亲出于家庭的考虑，坚决地回绝我，甚至老师上门做她的思想工作，母亲都没有动心。为此，我恨我的母亲，一心想逃离这个无爱的家，远离母亲。1980年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考上黑龙江省电大，远远地离开了克拉玛依。临行前，母亲特意步行很远去东方红商场扯了新布，为我做了一件新衣裳，我理所当然地穿着母亲日夜在缝纫机面前赶做的新衣裳，满怀喜悦离开了家，像鸟一样远走高飞。

读书的三年多时间，母亲每半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中的我，才不会考虑母亲是怎样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拖着疲惫的双脚在灯下一笔一笔用心写信，又是怎样见缝插针，巅巅地跑去邮局。1982年，我的父亲罹患肝癌，母亲和大弟陪父亲去乌鲁木齐医学院住院，一双脚每天几趟奔波在宾馆和医院之间，为父亲做饭送饭，照料重病的父亲。直到父亲好转出院，母亲始终隐瞒着，怕影响我的学习。

毕业之后返回克拉玛依工作的我，没有给母亲一分钱。

父亲去世时，母亲只有四十六岁，一个人扶养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压力有多大，不懂事的我不能理解。我工作之后很快结婚，母亲拿出不知如何省吃俭用存下的一千元钱，交到我手上。女儿，你结婚了，妈没有多少钱给你，这些钱你去买喜欢的吧。我用妈妈不知如何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买了一套沙发，用了七八年就丢弃了。

结婚后我每周回一次家，只要回去，母亲三句话离不开钱。我很反感、抵触，作为家中长女老大，母亲多么希望我能理解她，帮帮她，让她有一些喘息的机会。而我的怨恨，雾霾一样遮蔽了我的视线，让我看不清母亲的意图。1992年秋，我工作调动，上千公里之外的我，像挣脱了束缚的鸟，终于远离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过自己逍遥清静的生活。退休后的母亲，只要有时间就不辞辛苦来探望我，母亲在用她执着的脚步把我拉回到她的身边。母亲一来就忙着买菜做饭，浆洗收拾，翻箱倒柜找出过季的衣服，开线的缝补，掉了扣子的缀上，住不了几天，母亲就开始嚷嚷着回去，你弟弟在家没人做饭，你妹妹孩子小，需要照顾，唠叨个没完。母亲的心像锯开的手指，咬一咬，哪个都疼。既来之，则安之，有如此多的牵挂，干嘛出来？再说，弟弟妹妹成家立业了，无需她操劳。而我反感她这样来来回回，蜻蜓点水般折腾，想让母亲多住些时日。母亲一贯主意正，她决定的事，任谁说破嘴也是徒劳。遇上我这个犟牛，像两个刺猬无法靠近，几乎每一次都不欢而散。

2008年冬天，母亲病危。我急忙往家赶，下了飞机直奔医院。母亲全身红肿，气若游丝，眼睛紧闭，面部变形得我快认不出来了。弟弟妹妹和亲戚全围在母亲身边，气氛异常。我轻轻走上前，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回来了。

母亲睁开眼望了望我，浑浊的泪顺着眼角默默地流。母亲呼唤着我的小名，费力地对我耳语，妈怕是不行了。女儿，对不起，妈真的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老家。你知道吗，回新疆的路上，妈哭了一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妈能不心疼吗？endprint

妈！

一声妈，我抱着亲爱的母亲热泪长流，我的泪第一次和母亲的泪融合在一起。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能够理解母亲，越理解母亲越无法原谅自己当初的残忍和不懂事。现今我也做了奶奶，做事的风格趋近母亲。有一次，我大弟看着我和母亲直笑。他说，姐，你和咱妈连动作长相也越来越像。

这就是血脉相连的定数，像河水再怎么四处漫漶，终究会流向大海。

半个多世纪过去，老年的母亲像一枝失去水分的老柳，粗砺弯曲。母亲年轻时身体就弱，几场大病之后，更加不堪，百病缠身，每天要吞咽七八种苦药，家里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年轻时难闻的来苏水味变成了混合不清的药味。去自己曾工作过的医院看病，充值、挂号全是电子机器，操作程序复杂，母亲再没有从前的自信。母亲不敢上旋转电梯，上电梯时，手紧紧地抓着我，脚步犹豫不决，像刚学走路的孩子。

快八十岁的母亲仍然靠自己的双脚独自生活，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常年陪伴母亲的是一份石油报和老年康乐报。母亲每隔几天去退休站取报纸，蹒跚的脚步穿越不宽的公路像穿越宽阔的丛林。

母亲明年八十大寿，这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四个儿女打算好好庆贺庆贺，预祝她老人家长命百岁。母亲说，生死有命，办不办寿宴的无所谓，我的脚越发不听使唤了，给我买双轻便舒服的鞋，就是对我的孝敬了。

我和母亲一人抱着半个西瓜，坐在窗下桌子前。午后的阳光雨水般倾泻而下。母亲每一根白发都闪着不可思议的光亮，脸上的老年斑浓云密布，纵是这盛夏的骄阳也无法穿透，母亲笑的时候，皱纹沿着眼角和嘴的法令线水波一样向两侧扩散，一直延伸到耳根儿。坐在我面前的母亲，每往嘴里送一勺西瓜，瓜水便顺着两边嘴角的凹线向下流，母亲不断用餐巾纸擦拭，没有皮下脂肪和水分滋养的手，像干枯的杨树叶，指节粗砾，筋脉突出。

老，对于母亲不再是一个名词，而像一架跌入时间陷阱的独轮车，只能任由其生锈破败，愈演愈烈。這是每个人终将经历的生命过程，任何人都无法拯救行将走向死亡的人，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人。老年，是生命的无奈和悲哀，是生命中最艰难困苦的日子，也是回归自然，最慈悲纯良的岁月。

我从来没有如此专注地望着母亲，只是望着。倏忽，感到鼻子发酸。我拥搂住母亲，感觉她在我怀里是那么小，泪水打湿了我的双眼，我忍住了，不想让母亲看到我伤心。

作为母亲，也许她不是最好的，但是她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无私的爱，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什么比到知天命的年龄回到家里还可以叫一声妈更幸福的事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