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翻译要取代作为人的译者了吗？<br/>——兼谈翻译人才培养中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机器翻译要取代作为人的译者了吗？
——兼谈翻译人才培养中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2018-03-06祝朝伟

外国语文 2018年3期

祝朝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办，重庆 400031)

对翻译界来说，刚刚过去的2016年可谓重拳频出。1月8日，“百度机器翻译”的获奖拉开了年度大戏的序幕：由百度与中科院自动化所等多家单位共同研发的“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机器翻译核心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简称“百度机器翻译”)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 guoqing/ 2016-01/09/content_37536317.htm.，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最难课题之一的机器翻译实现新的突破。该机器人涉及27种语言，702个翻译方向，其涉及的语种已覆盖全球超过88%的国家和地区，惠及世界47亿人口，拥有全球5亿用户，可以同时支持上万家第三方应用，每天响应近亿次翻译请求，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多个重要部门以及百度翻译PC端和移动端产品中*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 guoqing/ 2016-01/09/content_37536317.htm.。3月，代表人工智能最高水平的机器人阿法狗(AlphaGo)与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进行了人机大战，结果以4∶1的比分完胜人类。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阿法狗在中国棋类网站上注册专用账号并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十位顶尖围棋高手依次对决，创下了60战完胜的辉煌战果，让人惊叹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11月16日，搜狗CEO王小川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机器同传这一人工智能新产品，该机器采用实时机器翻译技术，能够将演讲嘉宾的中文演讲同步翻译并将译文在屏幕上同步显示，其准确率竟高达90%！于是人们热议，同声传译即将成为历史，“机器同传有望取代人类”(王小川等，2016)。

那么，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真的要取代作为翻译的人了吗？口笔译译员真的要失业了吗？面对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所取得的突出进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职业翻译人才培养中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下语言学习者和翻译人才培养中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

1 机器取代人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面对机器是否要取代人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恐慌。如果我们了解翻译的实质和翻译的实际运作过程，我们会很充分地得出结论：机器取代人不过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伪命题。

1. 1 翻译的服务对象永远是人

作为一项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的活动，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始终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类始终是翻译的服务对象。从术语本身来说，汉语的“翻译”一词可以指“翻译”这一行为(相当于英语中的“translate/interpret”)，也可以指这一行为的结果或产物(相当于英语中的“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同时也可以指发出这一行为的主体(相当于英语中的“translator/interpreter”)。如果单指第三层含义，那么“翻译”本身寓指的就是行为的主体。当指称“翻译”这一行为或行为的结果时，其一般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方梦之，2011：7)。那么，发出这一行为的主体是谁呢？当然是译者或这里讨论的机器。不过，无论是人类译者还是机器翻译，其服务的对象最后都要归结为人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翻译的研发，其最终目的都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1.2 “能够译”与“译得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前的机器翻译产品，无论是百度机器人、科大讯飞翻译、谷歌翻译，还是搜狗的机器同传、微软的Skype软件、Windows 的语音助手Cortana，它们都能满足一定的翻译需求，如科大讯飞翻译可以实现不同语种(包括其方言)的自由组合，百度的小度机器人不仅能说多国语言，还能做翻译、帮助主持人采访外宾，更厉害的是，它能在电视节目中答题闯关，让很多现场的嘉宾都愿意带着它去四处旅游*百度机器翻译获奖全球首个懂多语翻译机器人，参见中国网：http:∥www.pcpop.com/doc/1/1664/ 1664654.shtml.。由于外界和普通百姓对于同声传译了解不多，只知道这是翻译的最高水平。他们认为，既然机器都能够做同传了，那么机器取代人、取代同传译员也就指日可待了。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毕竟，“能够译”与“译得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目前的翻译产品能够胜任特定领域的口译，这只能说该产品“能够译”，至于翻译得好不好，这还需要时间与市场的检验，此其一。其二，目前人们对机器是否能够翻译，主要是看机器能否将原文的意义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但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传达的，却远不仅仅只有意义这么简单。译员需要传达的，还有口吻、语气、文体等其他因素。曾为李克强总理担任口译的资深译员庄立川坦言，翻译中的情感细节只有口译员才能做到，“机器是完全无法胜任的”(庄立川，2017)。此外，翻译还是一个精益求精、日臻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蕴含的，一是译员追求卓越的目标，二是翻译中的诸般困难，三是译者为了获得理想译文而付出的辛勤与汗水。译员往往把追求卓越作为目标，钱锺书对此曾做了精辟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所谓‘化境’，就是把文学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钱锺书，1979:11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往往殚精竭虑、旬月踯躅，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清人魏象乾曾说：“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方梦之，2011：7)可见，翻译绝不仅仅就是“达意”，如果某一软件或机器仅仅能够传达原文的意义，那只能说其“能够翻译”，但要达到“翻译得好”甚至取代译者的水平，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1.3 文学翻译等领域是机器翻译永远无法胜任的

虽然文学翻译在所有类型的翻译中所占比例不超过5%*Eugene Nida认为，文学翻译在全部翻译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5%；Scarpa Federica认为，文学翻译仅占世界翻译总量的1%。转引自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版)，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出版，见第16页。，却是广大学者研究最多、投入精力最大、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文学翻译本身的特性的缘故。首先，从对象来说，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基于人类的生活体验，描绘和反映人类心理世界、情感世界、社会现实的，形象性、情感性、虚构性、隐喻性与多义性是文学作品的典型特点。

首先，文学作品离不开丰富的意象，而意象具有模糊的特点。以《红楼梦》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描写为例：“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似娇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里的“似蹙非蹙笼烟眉”“似喜非喜含情目”“娇花照水”“弱柳扶风”等意象的表达均具有模糊的特点。什么样的眉是“似蹙非蹙”的，什么样的目才是“似喜非喜”的？而且还要“笼烟”或“含情”？在翻译和处理这些模糊的意象时，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翻译大师都要绞尽脑汁，又何况不会“思考”的机器呢？

其次，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人类丰富的情感，这类情感或激情澎湃，或温婉细腻，怒发冲冠者有之，嗔怨绵绵者有之，大喜过望者有之，悲痛欲绝者有之，每一种情感都细致入微方能感人至深，这种细致、温婉、缠绵或汹涌澎湃即使是查微究末、细品字里行间的读者，往往也需要掩卷长思方能悟得其中精妙，其翻译又岂能是机器所能及之？同时，人类情感的触发往往需要读者带着自身的情感经历进入作品所述之境，情景交融、物我两忘，方能感同身受、触景生情。换言之，人类情感的生发对情境产生的语境具有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也说明，自身毫无情感的机器岂能感悟情感的精妙，又岂能在此基础上做出令人满意的翻译？

再次，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虚构的世界往往非现实世界所能想象。即使机器能够把现行所有文学作品及其对应的不同语种的译文输入其中，建立一个庞大的语料库，但文学虚构的特性决定文学作品永远充满了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现行的机器也许能够满足某些文学作品的翻译，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机器翻译的前提是必须首先编定程序或者建立语料库，因而永远是滞后的，永远跟不上文学创作创新的步伐。因此，用机器来翻译文学作品，其结果注定是费力而不讨好的。

第四，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充满隐喻性与多义性的，这是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类型文本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说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都是日常语言的变体，那么科学语言是日常语言向单义性发展的结果，其特征是明晰的、无歧义的，而文学语言则是日常语言向隐晦、多义、模糊一极发展的结果，其特征是模糊的、隐喻的。面对诸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丝(思)”与“晴(情)”的多义性，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翻译大家，也要费尽心思方能偶得妙译，这一难题又岂能是模拟人类智慧的机器人所能胜任的？“机器翻译对于有固定语境的格式化语言的翻译比较精准，比如公共设施标识、网络游戏、合同等。另外，在专业领域的翻译中，机器翻译可以不断更新大规模的语料库，这一点是人脑所不及的，也能为翻译人员提供很大帮助。但是就目前来说，机器翻译的应用范围还有其局限性。因为语言是鲜活的、充满变化的，机器应对变化的能力还是比不上人脑。比如在做口译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有十个不同的意思，这时候机器就不能像人一样准确地判断语境。”*机器翻译正融入中国人生活，参见新华网: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I2MDY2Ng== & mid=402253577 & idx=4 & sn=1a2d5e28723e4bd9ca4bcb4c84a40534 & scene=23 & srcid=0204bhzqngxOotZWuUiqPdOe#rd.可见，文学语言的隐喻性与多义性是机器翻译尚未破解的难题。

第五，做好翻译还需要必要的语言知识与百科知识，这也是机器翻译无法完全胜任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因之一。良好的译者，应该谙熟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及百科知识。先说语言知识。以英语和汉语为例，这两种语言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语法、书写、表达习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What can easily be seen in his poems are his imagery and originality, power and range.”这样一个句子，优秀的译者会译成：“他的诗形象生动、匠心独运，而且气势磅礴、主题多样，这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英语是一个静态的语言，喜欢使用名词(如原文中的“imagery”“originality”“power”和“range”)，而汉语是一个动态的语言，喜欢使用动词、形容词和四字词组(如译文中的“形象生动”“匠心独运”“气势磅礴”“主题多样”分别对应原文中的“imagery”“originality”“power”和“range”)，两种语言的差异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英语中的名词转换成汉语的形容词。但对于不熟悉这种差异的初学者或翻译机器而言，他(它)则很可能炮制出“在他的诗中很容易看到意象、原创、力量和范围”这样的译文。再看文化与百科知识。丰富的文化与百科知识对于做好翻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则可能产生翻译问题。机器翻译很可能将“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讲好中国故事对外文化使者”翻译成“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和“Cultural Ambassador for 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或Cultural Ambassador for Good Chinese Stories)”，但有经验的译者会翻译成“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注意增加了“other”一词)”和“Goodwill Ambassador of China’s Voices”。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不增加“other”一词(机器翻译很可能这样)，“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似乎就不是一个倡导民主的党派，这显然跟我党的执政方针与理念相悖。在第二个例证中，英文中的“Cultural Ambassador”容易产生歧义，让人联想到文化干预或文化殖民，而“Goodwill Ambassador”则能较好地体现“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使者”这一原意，更好地为国外读者所接受。缺乏此类文化与百科知识，机器翻译的效果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之所以魅力无穷，是因为其本身的模糊性、情感性、虚构性、多义性和差异性等特性所决定的，而这些特性又同时说明，这一任务是机器所无法企及的。

1.4 机器翻译在处理实用类文本时仍然离不开人的帮助

近20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内外先后开发出多个翻译软件，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Trados翻译系统、国内的雅信翻译系统、谷歌翻译工具、金山翻译等等。这些软件具有非常强大的翻译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利用这些软件对相关文本进行处理之后，我们必须指定专人最后定稿后方能使用。以目前市场上最为强大的Trados为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现多人协作，同时处理海量的翻译文本，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人工进行术语的统一、常用句型及语段的录入及最后的人工审定与排版、打印、装订工作。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换句话说，这些翻译工具仅仅是“机器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起到的是“辅助”的作用，还不能完全地取代作为译者的人。

2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是翻译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

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引发人们“机器是否要取代作为译者的人”的热议，其根源在于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将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代表技术进步的机器翻译似乎跟人是完全对立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这种将二者对立的思想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文艺复兴是科学哲学文化开始凸显的时期。此前的欧洲，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成功及其实际功用导致基督教神学逐渐式微，其形而上的统一性逐渐隐退。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更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提供给人们认识世界的新知识，一种新的科学主义哲学文化开始形成，科学开始承担救世主的角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逐渐分离，使其逐渐蜕变为一种技术和一种实证的艺术。由于作为技术与实证艺术的科学在原则上排斥哲学形而上与终极意义的追问，用胡塞尔(1988：6)的话来说，科学对“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漠然置之，它不关注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这种忽视导致了科学对人的忽视，引发了科学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断裂。

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使科学家们迷信技术的力量，认为只要有了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人类社会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科学家们对科学技术普遍地充满了自信，有的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法国科学家施莱贝尔是信息学的权威，他在《世界面临挑战》一书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信息科学的自信：“信息学的工艺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强大因素，社会信息化的使命是取代社会的革命。”(潘培新，1988：178)英国学者M.柯克虽然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他丝毫看不上社会变革的作用，认为相对于技术变革，社会变革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才能使人类的生活条件发生进步的演变”(沈双一，2003：101)。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科学家H.康恩认为，人类只要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就能建成“人们有充裕闲暇时间的富裕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人类未来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得以解决。以人类的种族问题为例，这一问题一直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类，但只要我们使用化学脱色药剂，种族问题不过是一场属于历史的误会！科学家们对科学技术的自信可以说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为这种狂热的自信，美国科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1980)中断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民的生活由于标准化而千篇一律，而以新的科技革命为主导的第三次浪潮则是人民“实现拥有自由、民主、人道的人性社会的根本力量”。可见, 与人文发生断裂的科学使科学家们充满自信，他们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把自然世界对象化、数字化和信息化，而逐渐忽视了人类的人文传统，对人性的解放、人的作用和人的感受漠然无视。他们“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罗素(2006：7)指出，“这是一种病狂”。

为了修正这一“病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海氏指出，没有人文关怀的技术进步是“最高意义上的危险”，当下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来自“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来自触动人类的最本质之处，“座驾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说到底，座驾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海德格尔，1996：946)。海氏此处所说的“座驾”，实际上是指人类过度追求科学理性而导致的工具理性，即人类对科学理性的追逐使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成了被动执行系统命令的存在之物，其结果，人的价值和意义失落了，理性蜕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工具。跟海德格尔一样，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思想家也对无所不能的技术及工具理性进行了批驳。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科技与工具理性形成了合谋，共同对人类和自然造成了种种压抑，他详细列举了这些压抑及其对人类的危害。与阿多诺的冷静相比，马尔库塞的批驳更加激烈。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由于科技的异化，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正逐渐丧失其人性中的否定性与批判精神，成为社会中受到压抑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2006: 4)。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压抑，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呢？答案在于科学与人的融合发展。关于科技与人的融合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科技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力的生产力，标志着“人类理论的进步”，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精神力量。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总和, 构成生产力统一体, 它们彼此间可以互相转化。恩格斯也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 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等，1972：372-373)就科技的本质而言, 它既不是人道主义的, 也不是反人道主义的。科技如果被用于创造剩余价值，使人被机器异化，它就是反人道主义的，具有否定人的特征。如果用于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它就是人道主义的，它会成为人的盟友，成为使人和社会人道化的因素。科学与人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二者的发展应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

综上可知，将翻译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对立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部分人对翻译技术发展产生的恐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人因为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科学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最终目的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实现科技与人的融合，让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以百度机器翻译为例，其开发团队耗时数年的时间，“针对所需翻译的语言挖掘互联网上的双语数据，再由机器从这些数据中进行自动学习并形成自动翻译的模型”。该项目的成功，“不仅是国家对于团队科研技术的认可，更是对于产品本身社会价值的肯定”。这里的“社会价值”，无疑是科技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价值。可见，百度机器翻译的开发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科技与人”的同步发展，其理念是“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服务人类发展”。百度机器翻译的负责人王海峰指出：“互联网时代人们日益密切的跨文化交流为机器翻译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支撑，因为用于训练系统的互联网双语数据大都来自人类的外语学习和交流活动；反过来，机器翻译又为人们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便利。”就目前的使用而言，百度翻译软件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大量翻译需求，如语音翻译、度假旅游、企业及产品翻译等。但与人工翻译相比，机器也有自身的优点与缺点：“一个机器翻译系统可以同时掌握几十种语言的翻译能力，也可以擅长多个领域的翻译，这是翻译人员所不具备的。但同时，优秀的翻译人员可以将语言的细微之处翻译出精妙的美感来，这也是机器翻译系统无能为力的。”*机器翻译正融入中国人生活[EB/OL].新华网: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I2MDY2Ng == & mid=402253577 & idx=4 & sn=1a2d5e28723e4bd9ca4bcb4c84a40534 & scene=23 & srcid=0204bhzqngxOotZWuUiqPdOe#rd

因此，就翻译技术的发展而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是未来翻译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强调科技就是一切的单纯的科学理性只能是一种狂妄，强调人文精神和人的发展而忽视科技的作用也只能是一种人文的浪漫。人类的发展需要两者的有机结合。诚如相关学者所言，“科学与人文从来就不是两个对立面，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鸿沟，简单地加以区隔是不可取的”(张信刚，2008)。人类需要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同样也需要深宏的人文情怀与人文关注。在我国当前科技并不发达的今天，随着创新观念的不断深入，科技的发展在民族振兴与中国梦的复兴中扮演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面对百度机器翻译这样的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大可不必有“狼来了”的忧虑，而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新的思考，探索科技发展与翻译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新途径。

3 人机结合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3.1 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中翻译技术的普及

国内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较短，全国高校开设翻译本科专业(BTI)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TI)的培养，至今也不过十年的时间，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中翻译技术的教学，其现状更是不容乐观。首先，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高校相比，国内高校翻译技术类课程的开设还存在较大的距离。根据吕立松、穆雷(2007：37)的研究，中国香港和台湾的高校与翻译公司紧密合作，为学生开设翻译技术教学，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医学院、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国外高校在机器翻译、术语管理、翻译技术培训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翻译测试等方面已经行程完备的体系，形成行之有效的模式。其次，国内很多高校对翻译技术教育仍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翻译技术教育课程在部分高校中仍然未能开设。一项针对京、津、沪、渝、辽、吉、豫、冀、鄂、浙、粤、苏、川等12个省市高校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参与调查的43所开设有MTI的高校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高校为“985”高校、“211”高校)有11所至今仍然没有开设翻译技术课程，占比高达25%。若将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二本院校，“情况可能更不容乐观”(王晨爽等，2016：81)。第三，有的MTI高校虽然开设了相关翻译技术课程，但教学学时与教学内容却不一定能够满足高素质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一般来讲，翻译技术教学应该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机器翻译、电子词典、文字处理软件、图片处理工具、互联网资源、搜索工具、数据库、网络交流工具软件等各种翻译技术的介绍与使用”(苗菊等，2010：66)，相关课程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网络与信息技术”“翻译项目管理”“本地化行业翻译实务”“网站本地化管理”“翻译资料及语料库管理”等，但国内大多数高校仅仅开设有“计算机辅助翻译”一门课程，开设两门以上课程的学校仅占两成，且教学学时均为一学期，每周2学时(王晨爽等，2016：81)。因此，教学任务繁重而教学学时严重不足，就成了当前翻译技术课程教学的现状。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教育观念滞后、教学经费不足与教学师资短缺。造成当前翻译人才培养中翻译技术教育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工作者教育观念滞后。胡加圣、陈坚林(2013：3)认为：新世纪以来，“基于信息技术的外语教学已经成为当前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的主要实践方法”，翻译教学也不例外，但部分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还没有看到这一潮流，还没有认识到翻译技术教育对于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认为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掌握良好的口笔译技能就行了，懂不懂翻译技术并不重要。其结果，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技术教育俨然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其次，在翻译人才培养中重视翻译技术教育，需要相关高校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现代翻译技术教育的实施，往往需要进行教学仪器、软件和实验设备的投入，这些仪器、软件和设备往往价格高昂。以目前高校通用的Trados翻译系统为例，其软件使用终端往往以点数计算，每一个终端需要花费2万～3万元，软件的更新与维护费用还要另算。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是制约翻译技术教育普及的重要原因。最后，制约翻译技术教育普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技术师资的紧缺。专业的翻译技术教师应该熟练掌握机器辅助翻译的原理，熟悉主要翻译软件系统的操作流程，了解国际上相关研究的最新动态，熟悉翻译行业对人才培养的相关要求。因此，我们需要选拔具有良好业务基础和较高教学热情的老师参加专业的培训。但事实是，我们选拔参加培训的老师大多是外语专业出身，对于翻译等技术方面的储备不够，导致能够承担翻译术语管理、机器辅助翻译和本地化翻译行业实务的合格师资短缺难求。同时，高校的普遍情况是，学校的“翻译教师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往往还有各自的科研项目或承担校内外大量的翻译任务,长期超负荷运转,普遍无力或无暇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何文安，1996: 41)。

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翻译人才培养中翻译技术教育的普及，我们应该首先更新自身的观念，把翻译技术教育作为一件刻不容缓的要务来看待，从设施投入、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抓细抓实抓到位，才能真正实现翻译技术教育普及的目标。

3.2 进一步加强翻译的“全人教育”

最新出台的《翻译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了翻译专业“全人教育”的目标，提出要培养熟练掌握中外翻译技能、熟知中外跨文化交流、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人文情怀的高素质应用型“全人型”翻译人才。“全人”教育目标的提出，是针对当前教育方向失偏的纠正与回应，是对当前翻译教育提出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思想就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人’，在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教育在专业化、技能化的要求下已经“失去了终极目标与意义的追寻”，沦为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场，丢掉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初心(林治平, 1996: 351)。对此，弗洛姆(1994: 280)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目的，主要在于造就于社会机器有用的公民，而不是针对学生的人性发展。”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翻译专业虽然旨在培养精语言、通翻译的专业人才，但翻译人才的人文情怀与精神家园却不能丢弃，要注重作为翻译行为核心的“人的”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要贯彻实施翻译人才培养中的全人理念，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翻译能力培养与人文素养养成之间的关系。翻译专业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应用性与职业性，翻译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熟练的翻译技能和较好的翻译技术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翻译学科是一个人文学科，应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较好的独立品格、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以人的完整发展为核心概念的“全人教育”理论，倡导人的完整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更应该处理好翻译能力培养与人文素养养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要处理专才与通才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精通某专门领域的翻译，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翻译人才，那么我们培养的是某领域的翻译专才；相反，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掌握翻译的一般规律，对各个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均有一定的储备和了解，那么我们培养的就是宽口径、厚基础的翻译通才。事实上，用人单位和行业市场对专才与通才的取舍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希望翻译人才是“专才”，对某具体领域是专家型译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翻译人才的领域过窄，能够会一点“其他的本领”即能够是通才。这就给高等学校提出了要求，在翻译的人才培养中要努力兼顾专与精的结合，处理好专才培养与通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最后，要处理好“国家标准”与“培养特色”之间的关系。《翻译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最低要求，这一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为各高校拟定一个专业建设的最低目标，作为专业建设提供指导方向。我们千万不能把这误解为国家希望把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按照一个标准进行建设。国家鼓励各个高校，结合自身的实际与自身的办学特色，在充分考虑行业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前提下，科学设定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相关课程，培养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素质翻译人才，避免“千校一面、院院相同”。

3.3 进一步密切市场需要，培养发展需要的翻译人才

过去十年，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跟教育界、学术界与翻译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分不开的。通过这种良性互动，中国的语言服务业迅速发展，也为高等学校翻译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从事高等学校翻译人才培养的教育工作者逐渐意识到，翻译技术的发展代表了翻译发展的最新生产力，传统的经院式翻译人才培养以单纯的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为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有学者指出，翻译市场的反馈“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翻译教学活动的目标与任务”，“只有不断地密切追踪市场变化，我们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调整我们的培养方案”(吕立松等，2007：41)。

因此，面对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高等学校应该进一步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培养市场需要的翻译人才。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些努力。其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市场与行业的发展，共同设立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用人单位最需要的？这些与人才培养目标息息相关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调研才能明确。高等学校应该走出象牙塔，更多地与行业与市场相结合，才能更清晰地明确人才培养需求，适时修正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自己培养的人才才会更受行业与市场的青睐。其次，应该加强校企多方合作，共同培养市场与行业需要的人才。校企合作可以从多方面解决目前高校翻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一是师资问题。目前高校的翻译技术师资，受到教师知识结构、行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还不能较好地满足翻译技术教学的需求。翻译企业的参与，更可以为高校提供翻译技术教学的师资，弥补高校技术水平的不足。二是教学设备问题。翻译行业企业往往紧跟翻译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是翻译技术发展的风向标与晴雨表。行业与高校的紧密合作能够让高校迅速知道翻译行业对翻译技术人才的最新需求，让最新的教学设备进入高校，满足翻译技术教学的设备需求。三是校企的合作，可以为翻译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与实践的平台。翻译是一个必须在“做”中学的职业，如果离开翻译行业企业的支持，学生就很难找到实习实践的平台，导致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脱节。同时，良好的校企互动可以缩短毕业学生进入职场的适应期，学生通过实习实践可以更好地了解翻译行业与企业的操作流程与职业规范，更快、更好地进入行业，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度。最后，学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还可以直接地从行业企业获取毕业学生的反馈信息，帮助学校适时地修正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培养体系，更好地满足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4 结语

近两年百度机器人的获奖及人工智能的凯歌高奏，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科学与人文之争的延续。面对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我们一方面应该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对时代“人文精神”进行反思。笔者认为，在当下这一科技与人文的对抗中，机器取代人不过是一个伪命题。活在当下、关注当下并积极思考未来，这是人文教育工作者和翻译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既然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始终是时代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应该思考的，则是科技发展与翻译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新路径，使我们培养的人既掌握最新的翻译技术，同时又符合“全人”发展的理念，具备深宏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方梦之.2011. 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弗洛姆，E.1994. 健全的社会[M]. 孙恺祥,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海德格尔．1996.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何文安.1996. 翻译教学:现状评估、改革与展望[J].中国科技翻译(2):38-41.

胡加圣，陈坚林.2013. 外语教育技术学论纲[J].外语电化教学(2)：3.

胡塞尔．1988.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林治平.1996. 中原大学实施全人教育之理念与实践之研究[C]∥全人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

罗素．2006 .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立松,穆雷.2007.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与翻译教学[J]. 外语界, 120(3): 35-43.

马尔库塞． 1988.单向度的人[M]．张锋,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马尔库塞．2006.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