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博

1.引言

在踏进新世纪的门槛之时，译学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表现为，译界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愈发重视“非文学”翻译。这里所说的“非文学”翻译即是指“科学翻译”，包括各种实用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外事等方面的翻译。当前，科学翻译正为国际新闻媒体和翻译界所关注，而对它的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李亚舒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科学翻译的实践与研究工作，是我国科学翻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早在1991年，他便首次提出了“科技翻译学”的构想，指出“完善翻译标准等是科技翻译研究的重要任务，要办好翻译报刊，建立国家科技翻译馆、全国科技翻译基金，建立并完善全国科技翻译网络，成立中国翻译学府，加强与国家名词委的合作（李亚舒1991）”。这些设想或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或有待实现。此后，他又多次提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翻译学”并着手建立其理论框架。具体来讲，该理论框架是由“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以及“多视角研究”构成。前者包括科技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和翻译标准、批评、历史、规律、术语等；中者包括翻译程序、科技词汇、句法篇章的翻译、科技修辞等；后者包括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与科技翻译相关的学科（李亚舒1993）。进入新世纪以来，李亚舒还不断地与杨振宁、丁肇中和李远哲等诺奖获得者进行交流，从而确立了他对科技翻译史和译论的研究目标。那时他正在思考如何在译论潮起中有所创建，这便是科学翻译学思想的萌芽。此外，他还接受了周光召院士的建议，将“科技”并入“科学”。自此，“科技翻译学”被完善为“科学翻译学”。2002年，李亚舒与黄忠廉两位学者联袂拟定了“科学翻译学”纲要并于2004合著了《科学翻译学》一书。《科学翻译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翻译学”的创立并使之成为普通翻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新时期新特点，李亚舒又于2017年适时地推出了《科学翻译学探索》。该书旨在对科学翻译学的历史脉络进行总体回顾以期藉此为科学翻译学的进一步成熟与壮大绘制出更加宏伟的发展蓝图。

2.内容简述

《科学翻译学探索》是李亚舒对其个人翻译思想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梳爬。书中篇目均是从他的译论、译学、译事及译才的研究论文中选集而成。全书共收录论文55篇，分为5个章节，具体包括“学科创建篇”、“理论思考篇”、“术语研究篇”、“会议述评篇”和“书评序跋篇”。

“学科创建篇”由12篇论文组成，主要梳理了“科学翻译学”形成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及其学科内涵。另外，该篇还对“科学翻译学”的学科范畴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具体来说，在“科学翻译学”之下又划分出“科学信息”、“相似信息量”、“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等主要范畴。在主要范畴之下再细分出全译、变译、内容、形式、语用、过程、标准、原则、单位等具体范畴，进而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25）。

“理论思考篇”旨在对“科学翻译学”观照下所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学科理论进行深度剖析。例如，“以国际新闻翻译为例，对科学翻译人员翻译素养的管窥”；“科学翻译人才的培养方略”；“科学翻译与企业的联姻”以及“如何提高科学翻译的质量”等诸多理论问题都在本章中得到了细致的分析与讨论。

“术语研究篇”厘清了术语统一与科学翻译之间“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在该章中，作者首先阐明了在科学翻译实践中统一科技名词术语的必要性，继而指出汉译术语规范的原则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以“找译译法”替代“现有译法”等更为有效可行的科技术语翻译技巧（195）。

“会议述评篇”以李亚舒在相关翻译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为主线，进一步论述了其在科学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和翻译史学等方面的主要观点。除此之外，这一章还专门围绕全国各地译协和科技翻译工作者应该如何做好翻译文化市场方面的管理工作以及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翻译竞争环境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书评序跋篇”汇集了李亚舒为后学才俊撰写的书评题序十余篇。该篇一方面肯定了当前青年学者对科学翻译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未来的科学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他们不仅应该具有良好的英语修养、充分的理解能力、扎实的汉语修养、丰富的表达能力，而且还要掌握翻译的基本原理和技巧，具备相应的科学常识，熟悉自己编译的相关学科，掌握该学科的常用术语并有不断探索该学科疑难术语的兴趣”（286）。

3.评论

《科学翻译学探索》展现了科学翻译学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为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本书的主要特色与贡献如下：

3.1 充分论证了科学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我们知道，某个学科的产生总有一条生长链。翻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从实践中产生，从历史中走来，由特殊走向一般，又由一般走向特殊，在理论框架中得以独立，又在学科体系中得以完善。这样，某个翻译学科的形成就遵循了如下的逻辑生长链：“方法—历史—理论—学科”（18）。本书即沿着这一理路进行考察，继而确立了科学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首先，从方法上看，作者将科学翻译的方法从总体上归纳为“全译”和“变译”。全译之下的直译与意译是其二级范畴，直译与意译交织起来构成了全译的三级范畴，即全译手段——增、减、转、换、分、合；三级范畴之下又可分出四级范畴，即具体的全译方法；变译之下的变通是二级范畴，变通又分出变译的三级范畴，即变通手段——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各三级范畴交织起来构成变译的四级范畴，即具体的变译方法，如摘译、编译、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仿作等（黄忠廉、李亚舒 2004：11）。

其次，本书对我国科学翻译的历史实践活动进行了大体概括，其概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翻译史实的陈述（史料史概括），方法是以陈列翻译活动史料和提供相关著述为主；二是对科学翻译思想的总结（思想史概括），其目的在于对某些翻译事实或理论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三是对科学翻译论述的梳理（学科史概括），它是从学科角度对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的整个过程做的全景式整理，属于译史研究的宏观层面。

再次，就理论而言，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翻译实践经验，提出了“科学翻译=全译+变译”这一全新的命题。该命题来源于实践，再经由演绎法构筑起理论模型，最后通过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与证伪验证了新命题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作者指出，变译理论的独立提出是为全译提供了新的对应面和参照系，这两者瞄准的目标都是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科学翻译理论表述体系。

最后，从学科上看，作者先是明确了科学翻译学独特的学科对象，即“以实用信息为主的研究对象”（23），接着又进一步系统化了其学科体系，指出科学翻译学应该包括方法论体系、史论体系、基本理论体系和应用理论体系，其中，以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最为核心。

综上可见，本书对科学翻译学的建构过程进行了仔细的探究。不难看出，科学翻译学是在实践中总结方法，同时对科学翻译史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待到翻译方法丰富深化到一定程度之后，理论也就逐渐提炼和概括出来了，当理论得以系统化后，科学翻译学便成为了独立的学科。

3.2 明确指出科学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路径

科学翻译学的跨学科特征是由其特殊性质决定的。这种性质既体现在科学翻译的实践当中，又体现在对其理论的研究当中。具体来说，从翻译实践的角度上看，作者认为，“科学翻译是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2）。既然是科研工作，就势必涉及到与之相关的某些学科，尤其是一些自然学科。因此，要想译好这样的材料，译者不但要有扎实的双语能力，而且还要掌握相关学科专业的背景知识。这也就是说，科学翻译工作者必须既是精通翻译技能的专才，又是所译内容科技领域的通才。在我国，很多早期的科学翻译都是直接由科学家自己进行的，他们既是该领域的研究专家，又是科技翻译家。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兼翻译家叶笃庄教授便是一例。这样的科学家做起科技翻译来自然是游刃有余。然而，现在专门从事科学翻译的人员大都是由原来学文学改行而来的，他们的译文往往经的起“对”，但却经不起“读”（林克难、籍明文2003）。有鉴于此，作者指出，“中国科学翻译学的建设必须包含带有科学内涵的一些学科。科学翻译之难，在于它并不像文学翻译那样是单纯的社会科学，而是跨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元化融合的学问”（133）。

我们再从译论研究的角度上看。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用“一日千里”来形容都已经相形见绌了。国际科技交流需要借助翻译方能有效实现，带来了巨大的科技翻译需求，致力于实现科技知识的跨语言传播，海量信息处理已经成为当今科技翻译领域的重要特征（王少爽2017）。在此背景之下，语料库和翻译记忆软件等技术工具纷纷投入使用。这些工具的使用确实有助于提高科技翻译工作者的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作为实践主体而存在的译者被日益工具化，个体译者的主体性被人为开发出来的技术世界所反制”（蓝红军2017）。新问题的出现要求做出新的理论回应，而单纯地依靠译学理论显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可见，对译学理论进行多视角的跨学科阐释势在必行。所谓多视角阐释指的是科学翻译学与相关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如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思维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机器翻译等，甚至还应包括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论等。“科技文献译文的表达与上述学科有密切的关系，不对上述学科进行研究就不能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翻译理论体系”（45）。

3.3 本书深刻体现出作者对科学翻译学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关爱

译学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无论是外译中教学，还是中译外教学，最终要培养的是翻译技能，而不仅仅是技巧。李亚舒教授躬行实践，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科学翻译学，其目的亦在于此。在本书中，他不但多次强调建设科学翻译学对培养科技翻译人才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设想出具体而详实的人才培养计划。譬如，呼吁国家教委尽快承认该学科的客观存在，允许科学翻译学在学科门类中占有一席之地；提出成立科技翻译专业，培训专业教师队伍，编纂相关实用教材；针对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方式，建议采取高学位教育，如硕士学位和双学士学位；倡议科技翻译专业招收的学生应该以某一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为主。因此，在理工类大学设置科技翻译专业最为理想，因为这类学校科技理论坚实（46）。

除了重视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之外，本书还反映李亚舒对青年学者研究工作的殷切关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本书有很大篇幅是作者为后辈学者专著所撰写的序言或书评，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的批评，但更多是由衷的褒奖和鼓励；第二，针对青年学者未来的科技翻译研究工作，他提出了应当“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注意发掘民族翻译传统”以及“注意译论创新思维”的指导思想（148）；第三，他督促青年学者应该加强彼此间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知识的社会化与国际化。

4.结语

李亚舒的科学翻译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它得益于其非凡的起点、多元的功力、多样的翻译实践以及多年的译事外事管理，源于中国科技翻译的发展，产生于科技研究，集中于科技翻译学探索，贯彻于译学队伍建设，最终催生出“科学翻译学”。《科学翻译学探索》一书全面回顾了中国科学翻译学产生的这一过程，体现了李亚舒教授多年来对科学翻译学的具体研究和宏观思考的核心思想。该书对从事科学翻译工作的学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